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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有关反贫困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形成较为独立和完整的体系。1789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两个公理，即食物是人类生存所需要，两性之间性欲为必然。从而在此基础上探寻贫困的原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物资增长速度，前者以几何级数增长，后者以算术级数增长，导致过剩人口的出现和贫困的产生，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若要消除贫困必须从根本上消除穷人，通过抑制人口增长来实现物资增长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平衡。而抑制人口增长有两种办法，一是“道德抑制”，通过节育、晚婚等方式来抑制人口增长；二是“积极抑制”，通过疾病、饥荒、战争等方法让人口减少。马尔萨斯关于贫困的观点是消极的、片面的、机械的，不仅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掩盖了人民贫困的本质根源。因此，王亚南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无疑是非常冷酷、反动和荒谬的”。
与马尔萨斯不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从制度层面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反贫困路径，得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促化贫困的根源。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占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及挥霍，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带来了资本积累，而在追逐资本积累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会应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不仅致使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而且劳动力对资本供给绝对增加。其结果导致相对过剩劳动力的产生，涌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因此，资本积累的后果必然是财富集聚于少数人手中与贫困落后并存。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要改变无产阶级贫困的命运，显然不能依靠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摒弃雇佣劳动制，革新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用新的制度来消除贫困。与马尔萨斯机械的研究不同，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并站在穷人的角度，为穷人的利益呐喊。然而，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也有自身局限性，其所处的时代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贫困问题并未研究探索。
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针对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广泛研究，不仅深化了反贫困理论，并将反贫困思想模型化，该阶段的思想非常注重资本和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强调稀缺的资本和投资的匮乏是持续低增长的主要因素。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提出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出路就是通过大量使用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保证基础部门的先决发展，带动其他部门的配合发展，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走出贫困困境。罗森斯坦·罗丹认为由于经济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如果仅对单个工业部门投资，将不能形成大规模的投资效益。所以要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同时施行大规模投资，并保证各部门按同一或不同的比例获得投资资金，从而形成“大推进式的平衡增长”。而讷克斯的（Ragnar Nurkse）观点与罗森斯坦·罗丹的极为相似，主张全面大规模地在经济各部门投资，推行平衡增长战略来消除贫困。并将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归结为“一个国家因为穷所以穷”，正是由于一国贫穷，导致储蓄率低、资本匮乏、缺少投资，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缓慢，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而打破恶性循环的途径就是施行平衡增长战略，其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各部门平衡增长可以产生扩大市场规模形式的外在经济，进而导致递增收益。二是能够促进供给和需求平衡增长，使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求各部门同时得到发展。讷克斯与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理论都渗透着国家干预、制订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的思想。虽然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战略思路，但现实中实行起来难度很大，而过多的国家干预又阻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与讷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非常相似，纳尔逊（Richard R.Nelson）将人口因素引入贫困分析之中。认为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存在高度相关，当人均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口的增长率时，人民生活质量将提高，从而死亡率降低出生率提高，致使人口增长率上升，人口增长过快又会将人均收入拉回至原来的水平。因此，如同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只有进行“临界最小努力”的资本投资，使收入的增长高于人口增长，才能摆脱“贫困陷阱”，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与讷克斯思想非常相近，莱宾斯坦（Harrey Leibenstein）的思想同样强调“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重要性。认为要打破贫困，外界的刺激和内部的努力非常重要，而当外界刺激和内部努力程度小于临界点，则不能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当外界刺激和内部努力程度大于临界点，则可打破贫困均衡。
罗森斯坦·罗丹、讷克斯、纳尔逊和莱宾斯坦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表明资本积累和投资规模的大小是阻碍经济发展和贫困减缓的主要瓶颈，而投资所需的资金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和财富，其获取不仅包括经济体本源的积累，更需要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融通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效配置资金余缺，促使货币资金的筹集、流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活力，打开“贫困恶性循环”链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唯资本论”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接纳，成为制定反贫困战略的理论指导。然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致因并非仅是资本的匮乏，许多国家投资增加并未带来产出的快速提升，对于缓解贫困的效果不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关注农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仅靠物质增加和劳动力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已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知识、技能、素质、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舒尔茨同时对于资本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资本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形式。人力资本也有量和质之分，量指劳动者数量，而质指劳动者身上所具备的知识、健康、技能、素质等。与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不同，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并不是物质资本的短缺，而是人力资本的缺乏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
不同于以往新古典经济学家静态均衡的方法，1957年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从整体和动态角度进行讨论。他认为事物的发展呈现如下规律：初始变化→次级强化→上升或下降的结果→初始变化。并且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多重复杂的因素共同影响，如政治、制度、文化、习俗、技术、资源等。产出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发展更体现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各种因素之间呈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通过“循环累积”的方式影响经济的发展。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的研究从制度角度探寻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人均收入较低是国家贫困的原因，而低收入又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他认为应通过改革制度来改变贫困的状况，如通过土地、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来实现收入均等，从而刺激穷人的消费，带来更多的投资，引致生产率和产出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赋权”是指“赋予权力、使有能力”，赋权的对象是失权的个体或群体。1981年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指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时期，饥荒都可能发生。而实际中最严重的饥荒，是由于穷人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即在生产粮食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权利关系矛盾有所缓解也会产生最严重的贫困和饥荒。因此，要改变贫困与饥荒，就应该回归至权利体系的调整。而权利关系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权利得到足够的食物以避免饥饿。从而森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的匮乏，要摆脱贫困，首先要保证穷人的食物权力。”通过制度革新，设立能够让穷人享有公平与自由，参与决策，并获取基本生活所需的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从权利角度而言，森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开创式的分析与研究，并且解释了“涓流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下贫困不减反增的现象。这是由于穷人和富人所拥有的权利差距较大，穷人权利的匮乏使其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反而使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及地位更为悬殊，贫困更为加剧。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实体经济，认为金融虽然具有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的功能，但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持有货币“面纱观”的思想。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和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尽管肯定了货币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但并未系统地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未体现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中叶，约翰· G.格林（J.G.Gurley）和爱德华·肖（E.S.Shaw）才专门辩证分析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作用，并提出“一国经济有效运行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效率”的观点，拉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20世纪50—60年代，约翰·G.格林、爱德华·肖、H.T.帕特里克（H.T.Patrick）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等人的观点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66年，帕特里克试图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种金融发展方式。在经济发展初期，以“供给领先”型金融为主，而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需求追随”型金融更有优势。对于落后国家，应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
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石。首先，国家的金融结构是由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共同组成的。而金融的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可包括金融工具多元化与金融机构多样化。其次，戈德·史密斯提出了衡量国家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如金融相关比率，反映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具体是用一个国家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价值作比。再次，运用35个国家近200年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总结了金融发展的12个基本规律。如金融相关比率有不断提升的趋势；金融相关比率达到1—1.5时会趋于稳定；欠发达国家金融相关比率多在2/3和1之间；长期内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等。金融结构论第一次独立地将金融发展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过程，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所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仍是学术界衡量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据，被称作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石。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他认为金融因素和金融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非是中性的，金融可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其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制度选择。有些政府由于施行不合理的金融政策与制度，强制干预机构设置、金融市场准入与退出、资金运营方式等金融活动，从而扭曲了利率与汇率水平，致使在通货膨胀状态下，实际利率水平下降为负，人们储蓄意愿下降。并且政府推行信贷配给制度，信贷资源短缺，投资能力也减弱，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增长，形成了所谓的“金融抑制”现象。金融抑制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如控制存贷款名义利率，致使实际利率为负，抑制了社会对金融中介机构实际贷款需求存量；制定偏高的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公部门实行低息贷款率，促使国内资源流向公营部门；通过税收和法律条文对市场的进入和退出严格管制，抑制私营部门的竞争。由于“金融抑制”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并且促使经济与金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应当推行“金融深化”改革，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本的积累。
针对“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资本累积的状况，爱德华·肖（1973）提出“金融深化”的理念，即金融资产以快于非金融资产积累的速度而积累，可体现在金融资产品种增加、金融资产流量以国内储蓄为主、金融体系规模加大等方面。呼吁发展中国家应该摒弃政府对金融的过多干预，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使利率和汇率通过市场机制来更好地反映资本市场的供求状况。而放松管制后较高的利率水平，可以吸引更多储蓄与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此外，要关注动员国内储蓄，有效抑制通胀，实现利率、储蓄、投资和经济的良性循环。由于麦金农和爱德华·肖都分析了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问题，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因此其观点统称为“麦金农—肖”理论。此后，许多学者延续他们的思想，从不同角度补充了“金融深化论”。如Galbis（1977）从利率政策和投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高利率会促使资金从效率低的部门转向效率高的部门，通过提升投资质量来促进经济增长。Fry（1978）也认为利率水平提高将降低过度的资金需求，提升投资资金的平均收益。
汲取20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一批研究者突破“麦金农—肖”的理论分析框架，引入内生增长思想分析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一方面讨论了金融体系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如Benciw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不仅降低了社会资本结算的规模，节约了结算成本，同时，也让人们持有更多生产性资产，增加了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Stacey Schreft和Bruce Smith（1998）从不确定性角度分析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认为市场分割和信息不对称促使金融中介的产生。Dutta和Kapur（1998）则认为货币的流动性偏好和预防性需求，导致了金融中介的产生。另一方面，分析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如King和Rose Levine（1993）运用内生增长模型——AK 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这一时期的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批判并发展了“麦金农—肖”的观点，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从实证角度充实并发展了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金融深化论”的可靠性，探寻金融市场失效的根源。其中，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政府通过实施控制存贷款利率水平、限制金融市场准入和管制直接竞争等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更多租金机会。通过租金创造和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重新分配，从而激励金融部门、生产部门和家庭之间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与“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不同，“金融约束”处于“金融抑制”和“金融自由化”的过渡阶段。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凸显了只有具备一定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基础的国家，才适合通过“金融自由化”推动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选择性政府干预对金融发展更具重要性。
农村金融的理论思想和政策内容受到不同时期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影响，发展历程也可分为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个阶段，其核心内容主要围绕农村信贷、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以及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地位等方面展开论述。
20世纪80年代前，农村信贷补贴论产生并发展。其假设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农户没有储蓄能力并缺乏储蓄意愿。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资金供给显著不足。此外，农业具有脆弱性、周期性、不确定性和收入偏低的特点，而农业信贷又具有担保抵押不健全、信用水平落后等特点，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会将农业作为服务对象。而在农村地区较为活跃的民间借贷组织，又由于贷款利率偏高加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负担。因此，需要政府向农村注入政策性资金，发放贴息或免息的政策性贷款。并且设立由政府控制非营利性的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村金融发展给予资金支持。根据这一理论，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将大量贴息贷款运用于农业领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理论也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过分依赖政府外部资金，农村内部储蓄能力不足；贷款质量与效率不高，存在高违约和拖欠的现象；贷款对象目标偏移，贫困群体获贷机会较少等问题。
由于农业信贷补贴论忽视了农户储蓄的能力，过度注重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干预与控制，抑制了市场的活力。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广泛影响，“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取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这一理论以“金融深化”论为基础，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浓重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该理论认为金融制度的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地区资金匮乏的根本原因。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与低利率，会影响农户的储蓄积极性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抑制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减少政府干预，尽量发挥金融市场自身作用。其主要政策观点包括：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中介的作用，调动农村居民储蓄积极性；运用市场机制决定利率水平，取消存贷款利率限制；不需要实行特定贷款制度；根据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中介量、经营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判断农村金融是否成功；鼓励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等。
20世纪90年代，“金融深化”的推行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过度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身来调节金融市场发展是不行的，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因此，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逐渐成为主流观点。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基础，认为市场失灵是普遍性问题，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市场、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斯蒂格利茨总结了金融市场失败的原因，如金融机构与获贷方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不完善、帕累托无效率等问题，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推动金融市场发展：一是维持低通胀率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市场不成熟时，不主张利率自由化，而应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保证实际利率为正；三是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四是利用组内担保、信贷小组等方式缓解信贷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五是政府引导非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等措施。
长期以来，大量学者就贫困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讨论和深化分析。贫困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物质资本、文化习俗、人力资本、权利分配等方面，而金融发展的研究则集中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制度设定等方面。而将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结合在一起，系统性分析的学者并不常见，尚未有直接反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经典理论。
由于研究角度、指标数据和选取方法的不同，许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得出相异的研究结果。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具有积极的减贫效果，并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加以论证。与此相反，有些学者则认为由于金融机构逐利性和收入分配不均，许多情况下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会起到消极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带来机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增加，金融产品种类增多，让更多的农户满足生产性和生活性融资需求。Michael Chibba （2009）表明包容性金融——减贫——千年发展目标的联系中，金融部门发展（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金融知识、小额信贷和公共部门的支持起到重要作用。Doug Pearce等（2004）也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明显有助于实现全球金融发展，特别有利于减缓贫困和饥饿，而最大的障碍在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缺陷限制了贫困和生计的改善。Ruerd Ruben等（2003）强调农业信贷对于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匮乏的洪都拉斯贫困地区的重要性。农村金融降低了农业风险、稳定了家庭收入和农业产量，并且为引用新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由以上分析可知，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部门发展有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一方面，农户通过资金支持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新技术引入和人才培育，完善基础设施，缓解贫困地区农业经营的脆弱条件；另一方面，农户通过金融部门的借贷和储蓄活动，可以抵抗农业经营脆弱、农户收入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有助于农户平滑消费。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关注金融发展以经济增长为中介，通过经济增长促使穷人自发从中受益的间接效应。关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之间关系的探讨已经非常成熟，学者们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称为“PGI理论”。从经济增长作为金融减贫的媒介入手，Dollar和Kraay （2002）的研究表明，无论在经济增长的正向或负向时期，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始终呈现正向相关。通过检验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Jalilian和Kirpatrick（2002）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金融可通过经济增长实现贫困减缓。
尽管20世纪90年代前，学术界对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少有触及，但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密切影响。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的效果，即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部门或区域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成果又会在不同的人群分配比例不同，进而造成穷人和富人收入水平的变化。如Jalilian和Kirkpatrick（2002）通过分析二十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得知，金融发展每提高1%，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收入将增长大约0.4%。
与库兹涅茨提出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的结论相似，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最早提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存在倒U形关系。在金融发展初级阶段，穷人难以负担借贷成本，从而享有借贷机会不均等，贫富差距加大。而在成熟阶段，穷人的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使其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贫富差距逐渐减少。继Greenwood和Jovanovic之后，Aghion和Bolton（1997）也得到相似的结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非线性关系，穷人从金融发展中收入的改善呈现周期性变化。此外，“涓流效应”的产生，也会缩小贫富差距。如Matsuyama（2000）提出当金融发展跨越较低水平时，富人的投资效应会改善穷人的状态，从而逐渐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有学者就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提出与上述文献相左的观点，认为农村金融对贫困减缓的有利影响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金融的不稳定性、金融自由化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农村贫困群体会产生消极影响。Holden和Prokopenko（2001）指出，由于考虑成本、风险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贫困地区建立农村金融分支机构往往成本较高，高成本限制农民接触农村金融服务的机会，金融发展不利于贫困减缓。从金融体系的开放竞争程度考虑，Ranjan和Zingales（2003）认为如果金融体系是非竞争的，那么往往仅有富人受益，贫困农户存在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金融减贫甚至出现负向效果。Stiglitz （1998）也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金融市场不完善会抑制穷人借贷机会，减少了投资机会和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而高额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抑制穷人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金融加剧了贫富差距。从金融自由化角度考虑，Arestis和Cancer（2004）表明由于穷人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有限，金融自由化会促进资金过度投资于同一部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穷人及相关部门的发展。而Jeanneney和Kpodar（2005）则认为金融波动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更大。此外由于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非线性关系，Galor和Zeira（1993）表明当分配不均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时，金融发展反而对贫困减缓不利。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金融部门发展有助于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状况。一是资金支持有助于缓解贫困地区农业经营的脆弱条件，二是促进实现新技术的引入。但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缺陷明显排斥贫困农户的贷款可获得性。为化解这一难题，大量研究认为应当进行金融体制与机制创新、避免政府直接补贴和干预以及开发多种适宜的金融产品。
Michael Chibba（2009）指出在“包容性金融—减贫—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私营部门发展（包括金融和非金融类）、金融知识、小额信贷和公共部门支持将是关键影响。金融包容性是一个动态的多维进程，发展中国家应利用正规金融部门的共识、公共部门领导、私营部门发展、民间组织以及政策激励五方面改善金融机构对贫困人群的排斥。此外，为了扩展针对贫困社区与家庭的农村金融机制，许多国家将社区发展基金（CDFs）作为缓解贫困促进发展的有效方式，并认为它能发挥对弱势消费者提供公平服务的作用（Therese Ann Wilson,2012）。Ruerd Ruben等（2003）指出像洪都拉斯西部这样气候恶劣、基础设施匮乏的地区，信贷供给对于恢复该地区的农业经营条件至关重要。农村金融降低了农业风险、稳定了家庭收入和农业产量，并且为引用新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Getaneh Gobezie （2009）以非洲地区的贫困国家为例，指出资金援助往往由非金融专业人士经营，存在扭曲金融市场的倾向，“排挤”了可持续的小额信贷业务，甚至会破坏私人部门的领域，应通过市场机制来决定小额信贷利率水平。
国外学者以不同区域农业信贷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Probit、Logistic、GMM和Tobit等计量方法将农业信贷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农业信贷的需求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农业信贷的困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形成的观点主要包括：
不同国家、地区的农业信贷均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作用机制及影响各不相同。Muhammad Amjad Saleem（2008）审视了农业信贷对巴基斯坦农业生产力的影响程度，发现信贷投放可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总值，且信贷投放支持增加种子和化肥等投入品的作用最为明显。Abedullah和Mahmood（2009）以费萨拉巴德为例，说明信贷投放促使畜牧部门经济规模扩大为两倍，并使畜牧部门家庭月收入增长181%。在影响收入的因素中，家庭规模最明显，随后是信贷和受教育程度。Saimnnyaz和Zakir Hussain（2009）利用随机前沿（SFA）方法，分析巴基斯坦农场生产效率水平，发现教育水平、经营经验、养殖规模、文化习俗和农业信贷等变量对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农业信贷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农业信贷针对不同群体的信贷计划效果不明显，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成为政府计划的主要受益者。Pavel Ciaian（2009）研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农业补贴对信贷农场的影响，发现大农场倾向于使用补贴增加长期贷款，而小农场利用补贴增加短期贷款，并且农业补贴对银行农业信贷具有挤出效应。Fakayode（2009）实证分析埃基蒂州农业信贷机构（ESACA）的转贷信贷计划效果，发现贷款受益者主要特征为年轻、有种植经验和受过教育的农民。Abid Hussain（2012）分析了巴基斯坦政府面向小农实施的粮食安全政策。结果表明：土地数量会增加小农获得贷款机会，且中等和上等小农容易获得正规贷款，低等小农主要依靠非正规贷款[低小农（≤1.0英亩），中小农（1.01—2.50英亩）和上层小农（2.51—5.00英亩）]。
农业信贷需求因素较为复杂，农户存在需求抑制倾向。如Anjani Kumar（2010）认为影响印度农户机构信贷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教育程度、农场规模、家庭规模、种姓、性别、职业以及家庭特征等。Paul Mpuga（2010）则发现乌干达的农业信贷需求受地域、年龄、教育水平、职位、家庭资产以及其他居住特征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运用信贷发生较少。Maru Shete（2011）分析埃塞俄比亚 Finoteselam （费诺特塞兰）镇农业信贷市场影响因素，指出高抚养负担、土地占有面积、家庭劳动力禀赋、参与非农生产等增加了家庭农业信贷市场参与度。Sukhpal Singh（2009）以旁遮普邦11个区的600户农户为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户贷款的主要因素有贷款成本、贷款手续、政府扶持等。可通过借贷信息和土地信息网络化、贷款申请表简化、贷款程序和审批时间标准化来改善信贷体系。
农业信贷额度小、成本高、创新不足和农户缺乏抵押品阻碍了农业信贷发展。由于银行对农户贷款风险赋值很高，保加利亚只有少数高素质具有抵押品的农民可以获得大部分银行信贷（D.Dohcheva,2010）。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家庭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农村信用社提供的生产信贷实际被用于消费和建房，致使合意的信贷数量与实际供给的数量并不相等，农业实际产出效果低于假定所有资金用于生产的情况（Gershon Feder,1990）。此外，农业团体贷款的实施效果不尽相同。智利的研究结果却相反，团体凝聚力可有效减少不良贷款，团体平均投资回报、预期回报风险的降低，以及家庭平均回报率对信贷偿还都具有显著影响（Soren Hauge,2010）。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小额信贷已成为国内外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小额信贷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但其发展存在缺陷，应进行有效监管。K.K.Tripathy 等（2010）审视了微型金融作为农村地区正式贷款替代手段的有效性和适宜性。认为组织的良好素质、充分并及时的贷款支持，以及贷款对象的合理识别是小额信贷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此外，应保证微型金融贷款的获贷群体在一段时期的持续受益，使他们最终摆脱贫困。Muhammad Amjad Saleem（2008）审视了农业小额信贷对巴基斯坦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信贷投放可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总值，而种子和化肥的信贷作用最为明显。
部分学者认为小额信贷的实施有偏离贫困群体的倾向。如Milford Bateman（2012）发现微型金融已偏离支持贫困农村社区的轨道，形成了远离贫困和不发达的金融模式。小额信贷存在自由主义趋势，金融机构注重吸取农村地区资金以促进自身迅速发展，却对农村减贫和发展没起到积极影响。Ana Marr（2012）持有相似观点，认为小额信贷对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程度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小额信贷规模和期限通常小而短而不适合大多数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贫困地区缺乏基础设施，缺少市场和销售渠道，也降低了小额信贷发挥作用的能力。
不同国家仍存在诸多不同的因素制约小额信贷发展。位于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人类科学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小额信贷报告（2002）研究了农村综合发展项目（IRDP）的政策和战略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实施状况，认为应当通过三种途径推动小额信贷的有效发展：一是捐助者在进行资助时按照一定标准选取信贷机构；二是通过一整套合法的程序与科学评估体系促进小额信贷发展；三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