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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既有显著区别又有密切联系。政治学研究，是对社会政治事物认识的提升，是对政治规律的发现和认识，要为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案。在政治学演进的道路上，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为政治科学范式的产生扫清道路，而政治科学则对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和规范进行检验，并为政治哲学突破思辨自洽的局限性提供动力，为政治哲学发展构建新的基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是政治学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与路径。在不同的发展和认识的阶段，二者对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研究指向的认识均不相同。现代政治学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是两条或近或远、时远时近的平行线。
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兴衰起伏大多与时代有关。社会处于选择、转折时刻和处于平稳运行发展阶段，对思想与学术的需求是不同的。时代主题的变化推动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化与组合。这种规律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20世纪中叶，整个世界范围内，政治学几乎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发生这一深刻变化的原因与时代紧密相连，与时代进程的变化密切相关，用形象的比喻就是“在路口”“在路上”的选择。“在路口”和“在路上”可以看作现实政治发展的两种形态，或者说发展进程中会有两个交替出现的阶段。所谓“在路口”是指政治道路面临重大选择的时期，所谓“在路上”是指政治道路选定后的实践与发展阶段。
政治发展“在路口”，是选择时代，是政治哲学繁荣的时代。政治哲学更多的是研究价值观，是一种应然、理想化的状态。它偏重于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的价值观选择。而在选择的时代，价值观作为一种理念，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政治哲学在这时的生命力表现于说服力和认同度，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则具有实际的价值。但政治科学就不同了，政治科学的价值永远在于被证明。
政治哲学面向未来，其合理性来自道德伦理，能够符合社会已有常识，具有逻辑自洽性，能为多数人所接受，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就具有社会价值，就能够推动社会变化与进步。比如“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就曾极大唤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以及欧洲中下层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解放诉求。但从人类社会现实的客观情况看，抑或说，从科学观察的角度，社会现实却是“人生而不平等”的。业已分化的社会里，已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与财富是在代际传递的。资源与财富的代际传递就使得人们生而不同，有人“含着银汤匙”出生，更多的人出生于陋室。
然而，人们生而不平等的现实，并不妨碍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哲学的传扬。在制度与道路选择的历史当口，需要思想解放，需要各种理论假设，需要哲学思维，即使后来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理论，在当时也具有启发思想、砥砺思维的价值。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注定是没有实践依托的时期，此时的政治哲学可以开启思路、拓展视野，因此具有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历史上社会发展变革的时代，先进的政治哲学都起到过彪炳史册的伟大作用，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于形成中华文化和统一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的启蒙思想对于法国大革命及美国独立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
政治发展“在路上”的发展时代，则是政治科学应运而生的时代。历史道路不会总是“在路口”，总是处于选择状态。当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选定后，就会沿着既定方向和选择的道路探索前进，接下来的问题是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个个问题与阻碍。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主要不是依赖观念，而是依靠经验，依靠科学，依靠对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目前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因而发展政治科学正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时代呼唤着政治科学。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对于时代与形势做出了两个重大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行百里者半九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前世界格局和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做出的重大判断。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在重要会议和重大场合中提及这一基本论断。在2017年12月的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面临着大机遇。
“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提出的现实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这意味着，在实现我国工业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按照党中央的表述，现在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最接近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时刻。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同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险、矛盾、阻力和困难。总体看来，这一时期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现代化最后的阶段往往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丛生的日益增加时期。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些国家曾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从中等收入向更高阶段发展时，却走向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结果中断了现代化进程。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调研，我们发现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倒在了从现代化的中等水平向更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
因此，从初步实现现代化再向现代化更高水平迈进，实际上面临着重重困难。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其具体表现是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甚至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跨入1万美元门槛。根据上述标准，可以说我国正处于迈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从内部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概括起来主要呈现为三大特点：制度红利衰减、社会结构分化、国家治理的复杂化。
第一，制度红利衰减。
制度往往具有两面性：优势与短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化，制度的两面性关系发生转化，制度优势降低，负面因素上升。以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与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大力支持、扶持，“每一位成功民营企业家身后往往都有党的干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原本十分密切的政商关系的另一面——“政商粘连”逐步呈现，并进一步发展为消极、负面的因素。“每一位干部身后往往都有民营企业家”，呈现为极其复杂、难于理清和易于产生腐败的政商关系文化。再如，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大大集中了中央资源和提高了中央的统筹能力。但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特别是基层财力和行政资源的短缺，进而导致了基层治理弱化，基层出现了大量问题。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中央政策、上级政令在基层的贯彻落实。
第二，社会结构分化。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产生新的变化，新的阶级、阶层、群体不断出现，群体间关系不断变化，新兴社会集团的政治参与会带来政治冲击，影响社会既有的制度与秩序。
2008年以来“亚洲工业化进程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调研，帮助我们在政治发展原因、动力及进程等方面获得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亚洲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实践及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社会阶层、利益集团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新兴社会集团获取政治参与和获取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以及权力结构的变化。在这一意义上，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
概括地说，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快速发展之后，大多遇到了社会转型、政治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变故，如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韩国的民主运动、我国台湾地区的政党轮替、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改革”等，其基本的动因无外乎工业化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变动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希望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新兴社会集团和既定权力精英围绕政治权力的博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最终进程，主要取决于工业化进程中，新兴社会集团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以及原有权力精英制约和整合新兴社会集团的能力两方面的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六大社会群体：企业家、城市白领、农民工、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在乡农民。
其中前三大群体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根据各国经验，这三大社会群体将是未来影响我国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主要社会群体及结构性的因素。后三大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虽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其社会地位和功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也因此而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中相对的稳定力量和保护性力量。
第三，国家治理的复杂化。
在国家治理方面，传统的理论、方法和工具逐渐失效、失灵，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系统性、整体性风险增多，各种矛盾和风险交织叠加，政府管理、社会治理面临复杂、困难局面。概括而言，国家治理的复杂程度和风险性已经大大提高。
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极其迅猛，新问题、新矛盾、新现象层出不穷，以往理论、经验作用下降，功能衰减。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加大加深，使得政策措施的反馈日益模糊，政策预见性降低，治理体系的功能存在不足，意料之外的经济、社会、政治风险不断增加和上升。尤其是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次要矛盾和局部风险会以不可控的速度和方式迅速蔓延和外溢，引发矛盾和风险的连锁反应，进而演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整体性风险。这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七十年，事实上偏重于价值选择，偏重于政治哲学的探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刻，政治学的主要功能也要随之转变，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化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推动政治建设。当前，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或建立起来了，社会原来关注的自由、民主、正义的价值观选择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在路口”的选择，而是全面贯彻落实、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总之，历史选择的时代已经转向了建设和发展的时代。政治学面对的是亟待解决的大量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因而政治学需要关注实践，走进社会生活，贴近人民群众，推进政治科学的发展，运用政治科学知识维护稳定、促进改革、推动发展。
时代的变革、中国的进步呼唤中国政治科学的发展进步。当前，中国政治学应改变过去以研究已有知识为主的研究方式，改变从观念和价值出发设定逻辑、寻找解决方案的研究方法，把研究重点转向时代问题、实践中的问题，在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中发现规律、归纳思想、提炼理论，进而改变中国政治学的面貌。
人类有漫长而丰富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但是这些政治实践和经验的理论化程度很低。缩小或者缓和这种反差和张力需要大力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科学发展，提高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创新专业研究方法。因此，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在政治科学研究实践中，探索建立政治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摒弃重复性研究，倡导原创性研究，形成政治科学的新方法、新范式。
当今中国正处于探索、发展、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实践走在理论前面的时代，也注定是一个产生原创性理论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观察重于推理，归纳重于演绎。尽管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各有其特点和局限，但是当下时代的学问和做学问的主要方法注定是向实求知。从实践观察出发，归纳总结经验，再提炼提升理论，这是我们的时代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中国政治学界应当担负起历史责任，而担负起历史责任的能力来自政治学研究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现在是“脚底板做学问”的时代，只要中国的政治学人能够坚持向实求学，政治科学必将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