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理由，当然首先在于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功能等方面存在的诸多不同，二者是认识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不同工具。但现实中更重要的理由则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实际运用中的“互扰现象”。
我认识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互相干扰现象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特别是在《政治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当中。从2004年开始，因为工作需要，我担任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期刊《政治学研究》的主编工作。《政治学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界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很为学界所看重，每年来自学术界的投稿十分踊跃。但从编者的角度看，我们对《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并不满意，许多来稿的学术质量平平，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更是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无奈甚至烦恼。作为主编，我有责任通过更好的编辑工作帮助学界逐渐提高政治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那个时候，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非常用心，在工作中经常思考，并在一起研讨来稿以及国内政治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约是在担任《政治学研究》主编工作一年之后，我渐渐意识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不加区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并且是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由于许多学者不能在方法论上有意识地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造成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问题的互相干扰。许多明明属于政治科学的问题，一些作者在论文中却给出了一个政治哲学的解答，而许多明明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一些作者在论文中却给出了一个政治科学的解答，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概括起来说，对于科学问题给予哲学解答，对于哲学问题给予科学解答，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误区。
误区之一，对于科学问题给予哲学解答。
反腐倡廉、党风廉政问题是政治学领域的热点问题。然而，一些有关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稿件，却让我啼笑皆非。一些论文在分析当前腐败问题产生原因的时候，总是把腐败现象归因于党员干部、公务员头脑中的所谓“总开关”问题，连篇累牍地论证腐败现象的“思想原因”。他们把现实中的腐败，即“公权私用”问题解释为干部、公务员没有很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按照这个理论，廉政建设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教育及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但这却是一个虚拟的、假设性的前提，现实中腐败问题存在的前提恰恰是价值观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现实中，全部腐败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的前提是，在干部、公务员思想道德存在一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制约和监督，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这也就是现实中“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和“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的政治论断所蕴含的假言判断。
由于这个假言判断的存在，现实中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科学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建设解决因存在思想、价值观问题而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声言腐败问题是因为“总开关”出了问题，则是把廉政建设引向了道德与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引向不具有现实性的前提性问题讨论，这实际上是给了现实政治问题一个万能的、通用的“哲学解”。它也许是“正确”的，但却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之所以在政治学研究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归根究底是因为在研究者的方法论中，根本没有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差异性的概念，由此才会将学术研究中本属不同“定义域”的问题混为一谈。给政治科学问题一个政治哲学的解答，既无益于科学问题的解决，更浪费了学术资源。
在我做《政治学研究》审稿工作时，看到了大量的将政治哲学问题与政治科学问题相混淆的稿件。这种情况在政策科学类的论文中更为常见。经常有一些作者在对某项现实政策进行论证时，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制度与政策的现实结果的经验事实出发，分析、论证政策与制度的合理性、合规性，而是从可能性推论现实性，充其量是逻辑推理而非经验证明。这样的文章推导出的观点、结论十分苍白，缺乏现实感和说服力。诸如此类的在研究范式上的混淆，严重干扰和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我经常听到外界对中国政治学的批评，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隔膜于现实，无法切入正题。想来上述误区就是一个重要的缘由。
误区之二，对于哲学问题给予科学解答。
宗教复兴以及邪教问题的出现是世界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引人注目和值得研究的政治现象。我国也曾出现“法轮功”等邪教现象，一度成为政治学界所关注的问题。由此，反邪教也成了一个政治学的研究课题。在一些研究邪教问题的文章中，出现了一种情况，即把反邪教问题转化成无神论论述，结果一些批判邪教文章的主题竟转化为对有神论、对宗教的批评。这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对国家宗教政策的抵触和违背，在学术上更是成为对政治哲学问题进行科学解答的典型案例。
在一些文章中，作者质问“上帝”的存在。从科学角度看，“上帝”是不能证实的。从宏观上看，人类的观察能力已经能够深入宇宙几十亿光年，在人类可观察的宏观范围内肯定没有上帝的居所。从微观上看，高能物理学已经可以探究分子、原子、中子以及基本粒子的奥秘，但仍然没有发现上帝的踪迹。在科学维度里，上帝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上帝以及宗教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涉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尽管用科学方法寻找上帝，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但却仍然无法从人类的意识中抹去“上帝”、抹去宗教。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与宗教“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对于邪教问题，必须从哲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才能有效加以认识，而从科学角度给出答案是无助于解决人们在意识形态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的。从这个角度看，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方法论层面的分类，对于政治学研究起到了选择和确立正确研究与认识方法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讲，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解释哲学问题在方法论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具有很大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从方法论角度看，所谓给予哲学问题科学解，即对哲学问题、价值问题进行经验性、实证性的论证，而由于这类对象的研究、论证的宏大性、终极性，对于这类问题通常只能采取枚举法加以论证，而其结果必然是挂一漏万，无法周延地论证问题，在形式上、逻辑上都站不住脚，更无法运用事实加以证明，其结果必然是牵强附会。之所以是哲学命题、是价值观念，其前提是这些命题与观念是逻辑存在而非现实存在。哲学命题与价值观念的真理性最终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而不能依靠同义反复式的思辨进行证明。用逻辑推演，用概念证明概念，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方法，只是在哲学和逻辑中打转转。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效的学术研究的前提是选择正确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方法，选错了工具，那就只能沿着错误道路越走越远。没有正确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仍然是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未曾意识到这个问题，而其却在干扰着政治学研究，误导着政治学研究，浪费着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政治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史记》《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传世之作都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政治学作为应用性极强的经世致用之学，自身本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然而，由于研究的局限，当前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应有的层次和高度，构建不出原创性的话语体系；而当实际工作部门需要政治学界研究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时，研究往往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无法提供具有实践意义和操作价值的研究成果。
从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选题及内容的实际状况看，当前的主要倾向是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学术资源投向了政治哲学。这一点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支持项目中即可清楚看出，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政治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政治学项目中，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项目占了大多数。而这些项目最终的学术成果、结项报告相当多的是对意识形态、价值观、方向道路等问题的一般性论述，不能应用于具体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具体问题、实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运用政治科学知识才能加以具体研究和解决。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交叉重复造成了同一律的逻辑矛盾，形成了许多虚假的命题和伪论证、伪证明。政治方法论上的混淆与缺陷，影响了中国政治学实际社会功能的发挥。政治哲学更多的是要论证“理”，反映的是政治价值观，比如“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即所谓的“应然”问题；政治科学更多的是要解决“事”，即所谓的“实然”问题。因此，政治哲学研究提供的是“逻辑”的解，而政治科学研究提供的是“事实”的解。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互扰现象，严重地干扰和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社会功能的发挥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正确地、适当地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充分发挥各自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使其各得其所、各自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前进，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必须解决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