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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因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学的思想源头都可以向上追溯2500年。那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轴心时代”，那时人类好似忽然开始思考了。于是，在西方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东方出现了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开端，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最初的政治学也产生于那个年代。
为了简约地了解以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关系为线索的政治学历史流变，可以将政治学发展史概略地分为古典主义、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三大阶段。
这里所说的古典主义政治学主要是指从古希腊政治思想到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这一时段的政治学说，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类政治学说。古典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是基于建构理想政体及核心价值体系而展开论证与阐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学的开山鼻祖，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著作之一。在《理想国》的第八卷中，柏拉图集中论述了他的政治思想。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政治体制的形态与价值。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政体的核心价值是“善”。柏拉图的“善”是先验的，是与现实对立的，实际上是基于否定现实社会所有缺陷而建构的彼岸完美世界——理想国的一套政治哲学。柏拉图以“善”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如果进一步从方法论层面审视柏拉图的“善”，这个核心价值背后还有一个柏拉图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也就是说，一个先验的观念指引着人类将其变为现实，即把“美德”变成“知识”。我们可以把“美德”变“知识”理解为实现“善”的政治过程。应该说，美德即知识这一假设，是古希腊政治哲学最初的逻辑起点。
然而，在《理想国》当中，柏拉图并非全然论述政治价值与政治哲学问题。毕竟柏拉图试图认识和说明政体及其价值的目的还是在于最终改变或改造现实中的政体，塑造合乎理想的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在论述先验性观念的同时，不得不涉及政治实践中的实际事物以及政治事物之间的联系，甚至涉及政治事物关系中蕴含的客观规律性问题。而这就意味着在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也涉及具有客观性及内在规律性政治问题的内容。比如，柏拉图在论述民主政体时就发现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政治现象，即民主政治会引入外部的政治资源并进一步导致政体内部的变化。柏拉图说道：“在一个城邦里当一个党派得到同情于自己的国外盟友的支持时，变革于是发生。”
这是关于民主政治条件下易于引入“外援”以及外部干涉的最早的观察与发现。
柏拉图最早发现的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外援”现象，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比比皆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原本设想将政治斗争范围控制在党内，搞所谓“小民主”即“党内民主”。但政治斗争很快就演化为广泛发动党外群众以获取支持的“大民主”。在西方现代选举政治中，竞争激烈的政治对手各自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利用政治资源，甚至不惜借助外国政治势力。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指责对方勾结俄罗斯，以至于“通俄门”事件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民主政治条件下易于引入“外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规律。柏拉图的发现，从方法论角度看，就涉及以政治事物之间关联性及因果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政治科学问题。
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更成为一个合体。作为柏拉图的入室弟子，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关于“善”的理想政体和核心价值的思想。他用大量的精力来讨论什么是好的政体，这些论述依然是在哲学应然意义上的。但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前进了一步的是，他更加关心如何实现那些被设想和被逻辑论证了的理想政体，这就是他所说：“我们打算阐明，政治团体在具备了相当的物质条件以后，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
关心实现政治目标的物质条件以及实现手段，就更接近于科学问题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政治哲学是论述理对不对，而政治科学则关注事成不成。吴恩裕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研究了150多个希腊的城邦国家的基础上写成了他的《政治学》。
而科学正是在对客观事物观察和归纳基础上产生的。
在古典主义政治学阶段，不仅在西方，在古希腊，同样在古老的东方、在中国的早期政治思想中，政治哲学元素和政治科学元素也是杂糅在一处的。在中国，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哲学化的，他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理想社会、理想政体以及理想人生的本质。在政治上，孔子主张施行“仁政”，他把理想社会的建构也归于仁，他建构理想社会的方法就是施行仁政，用统治者的仁爱和宽恕去感化、教化民众，推进社会的进步。总体上看，孔子政治思想中政治哲学成分多一些，他将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理想化，在观念上构建出仁者爱人的清净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思维。
孔子思想中主观建构出的仁学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政治思想中没有科学的元素。孔子有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就颇有一些做客观规律性概括的意味。
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思想中的科学元素要明显多一些。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家，一方面老子与孔子一样，其思想的主体与基础依然是先验论的政治哲学，如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类先验论概念。但另一方面，老子比孔子多了一些对事物间相关性以及因果关系的探讨，在其《道德经》中关于社会的规律性探讨与认识随处可见。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等，这些都是对政治实践特别是国家治理规律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揭示，即使到了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孟子的思想中也包含许多政治科学的元素。孟子提出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的重要论断。其含义是，只靠仁义与教化是不足以治理国家的，而国家只依靠法令也不足以维持运转。这是对政治事物规律性现象的敏锐观察和深刻认识。后来经过汉初的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阳德阴法”的治国基本策略。这也是当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理策略的思想来源。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科学元素获得长足发展是在汉朝初期，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战国后期秦国崛起，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封建帝国仅仅延续了十五年，便“二世而亡”了。汉初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于这一重大政治现象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有重要的三个人物：陆贾、贾谊和董仲舒。汉武帝时这一讨论就基本结束了，与此同时，自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的儒法之争也就此基本结束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两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儒家和法家，就其思想主体而言，都属于政治哲学。但儒法之争却涉及政治科学问题，即反映出二者对国家治理规律的不同看法。儒家主张，在国家治理中施行教化，塑造“君子”以获善政良俗。儒家的治国方略是教化与育人。对此，法家则有不同看法。法家主张用制度、法律约束人的行为，以维持社会秩序。到底是用“教育化人”还是用“制度管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科学问题了。儒家批评法家，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改变，可以规避制度，因此首先要化人。而法家批评儒家，质疑“人性善”的前提，认为人性本恶，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对于本性恶的人，仅仅依靠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儒法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国家治理的规律性问题。这无疑具有强烈的政治科学的意味。
回顾中西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古典主义阶段政治思想中哲学元素和科学元素都是原始的、简单的，二者混杂一处。在许多思想家那里，哲学与科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孟子为例，孟子的核心思想与孔子的一致，都是主张施仁政。而孟子在孔子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与生俱来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按现代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给孔子的仁政思想提供了心理学方面的支撑。然而，大力宣扬“性善论”的孟子却又提出了“徒善不足以治国，徒法不足以自行”的洞见。以此观之，孟子又并非仅仅相信人性善，他甚至不认为性善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徒善不足以治国”，说明孟子并非全然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懂得现实世界、现实生活对人性以及人的行为具有客观约束力。他只是强调在不具备性善前提的条件下，法制等一切世俗的约束力必定是苍白无力的。孟子对人性与世俗之间的互动与张力的看法颇具辩证法的玄妙。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终于点亮了欧洲的思想界。西方的政治学从古典主义阶段逐渐进入了制度主义阶段。如果说，古典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倾向是“仰望星空”，是对人类社会政治事物、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制度主义则把目光转向脚下，转向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制度主义给予了那些自古以来被奉为自然律令、天经地义的政治观念以现实的解释，把政治学从“星空”拉回了“大地”。
在灿若银河的制度主义政治思想家中间，洛克和孟德斯鸠是让政治学从哲学走向科学的范式转换中的两位关键人物。
《政府论》是英国思想家洛克的代表作。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随笔形式的政治学著作是在经历英国40多年革命和动荡之后问世的。《政府论》发表于1689—1690年，在此前的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宣告了发生于1640年、历时近半个世纪的英国革命的结束。洛克曾声称《政府论》的宗旨是捍卫英国革命。
洛克的思想及理论，显然与他对延绵40多年的英国革命的观察与思考有关。英国起伏跌宕的历史天然地赋予了洛克的理论以现实性。与古典主义政治学有了明显区别的是，洛克的政治观察与思考转向了社会群体、政府以及个人的行为。洛克政治思想中最具价值的贡献之一是对自然法的社会原因的解释。在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政治哲学观念中，自然法是自在的、天定的，没有什么人对自然法的来历做更多的思考。而洛克从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出发，把自然法解释为产生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个人权利诉求。洛克的权利论举重若轻地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美德即知识”的先验哲学的理路，把古来神圣的思想教条拉回了大地上。这是政治学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把“从头到脚”和“自上而下”的逻辑改为“从脚到头”和“自下而上”。而这一新理路恰恰开辟了政治学的新逻辑与新方法。
孟德斯鸠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政治学将研究视角转向政治制度，以政治制度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性人物。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统治法国长达72年之久，其间法国曾一度强盛，但他好大喜功，四处征战，最终使法国走向了衰落。随着路易十四独裁专制政府式微，法国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社会学、政治学尤为兴盛。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成为法国18世纪政治学的代表之作。
孟德斯鸠1728—1731年在欧洲游历并在英国逗留，这段经历大大影响和改变了孟德斯鸠。在此之前，孟德斯鸠信奉传统政治哲学观念，即认为道德是共和政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共和政体建立在精神因素之上。但在欧洲游历中，对荷兰、意大利以及英国政治制度及政体的实地考察，完全没有证实他原先的认识。实地考察启发了孟德斯鸠，他逐渐意识到，自由与正义也许并非来自高尚的道德，而是政权的正确组织的结果。在实地观察与思考中，孟德斯鸠的头脑里诞生了使他声名远播的分权思想。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还指出：“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是它却永恒地生存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
孟德斯鸠把对政治的认识引向了客观，从政治实践以及政治制度的实际结构及运行中归纳政治活动的规律。他在实地观察和研究了英国国家制度后，发现英国的政治权力实际上被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是在三种权力分立中运行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权力组织方式，保证了国家政权有效运行和社会的自由、公正。孟德斯鸠运用实际观察研究法，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这样的方法已经接近典型的科学研究方法了。
制度主义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政治学当中的科学因素成长起来。从那时开始，政治学不再是以批判性和理想化观念为基础的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论证，政治学显著地从主观转向了客观、从应然转向了实然。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政治学又走过了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进入20世纪之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大因素在政治学内部不断发展成长，逐渐形成了政治学研究的两大范式。
20世纪中叶，政治学终于迎来了2000多年来的一次大分化。政治科学从政治学中剥茧而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政治学分化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两大部类。
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西方工业化进程导致的新的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带来强烈震撼，也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反思。政治学领域的反思首当其冲，现实促使人们对古典主义以来的政治文明、政治思想发出质疑，进行反思。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发生了一次“裂变”，新的思考对以理性政治哲学为主体的政治学发起了冲击。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犹酣，一份被视为启动政治学领域方法论革命的报告——《人民的选择》在美国发表。这是一份1940年美国大选中俄亥俄州伊利县投票情况的调查统计报告。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作者运用统计学方法对选民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采取科学方法对选民的政治行为进行实证研究，这被认为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以此为标志，政治学领域发生了一场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的方法论变革。由此，政治学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行为主义革命”？根本原因在于古典主义以来的政治哲学被现实世界的残酷事实碾压，失去了应有的社会功能。古典主义乃至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要义是建构理想价值、理想社会和理想政体。从柏拉图的“善”、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再到洛克的“天赋人权”、卢梭的平等、伏尔泰的自由，一切西方的道德伦理、精神文明、政治价值都被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残暴击得粉碎，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追求至善的哲学与伦理土崩瓦解。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对一切传统理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社会现实使传统理论变成了“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科班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衰落》一文中说，传统政治理论脱离现实从而衰落了。行为主义革命中的主要理论家戴维·伊斯顿批评西方的政治理论靠“一个世纪之久的寄生”而无法进步。
美国战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愤愤写下《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他指出：“从这全部历史中出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那些陈旧的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它们的‘真理’和说服力。”贝尔断言：“意识形态本应是行动的指南，如今是死路一条。”
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西方政治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政治哲学，希望能够赋予政治学实际社会功能与价值。科班说，硬币即使磨光仍有其价值，但是“如果要使政治思想保持其价值，就得定期加以重铸”。就是在这种强烈的重铸愿望驱使下，一批政治学者把目光投向了科学，他们希望把政治学改造成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经世致用的学问。
为什么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取向？行为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学，致力于将政治学变为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之所以如此，首先还是在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失效，其次在于新范式政治学的思想和方法资源方面的问题。传统政治哲学的先验性观念被现实所击碎，新的政治学失去了千百年传承的思想资源，摈弃传统政治学范式，就要有新的方法。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主张探索新政治学的思想家、理论家们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20世纪初，美国进入了所谓“进步时代”。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知识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向往和崇拜科学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信念和时尚。失去了传统思想资源的政治学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当时被社会普遍崇尚的自然科学。这也是美国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大本营的一个原因。在20世纪下半叶，行为主义政治学从自然科学领域去获取思想资源，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其移植到政治学领域。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初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统计学、系统论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方法和理论资源。
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日益分离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功能等诸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政治科学将那些可供观察和描述的、可供分析和验证的政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由此政治科学研究日益微观化，追求研究过程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可检验性。尽管存在巨大争议，甚至几十年后，政治学界出现了“再政治化”“再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出现了所谓“后行为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复归。但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科学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力地推进了政治学的发展，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功能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科学成果有如下三项。
其一，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它深刻揭示了社会群体的组织和行动机制，提供了了解和认识人类政治群体的形成和活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性的理论知识，并为政治动员、政治组织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策略与方法，同时提供了防范和瓦解社会运动的行动原理。
其二，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亨廷顿以揭示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冲突和不稳定的原理而著称，但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政治发展中以制度化水平及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用性衡量政治制度价值的“制度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衡量政治制度价值的标准是其在实践中的重复性、稳定性。政治制度可以长期稳定存在，可以在政治实践中不断调整以期获得存在合法性，说明了政治制度具有适应性，而适应性又使政治制度不断获得延续存在的合法性。“制度化”理论完全颠覆了古典主义的以先验性观念作为政治制度合理性基础与来源的理论观点。
其三，政治心理测绘学。政治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有一个终极目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引导乃至控制。传统政治哲学以“教化”为手段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这种努力的效果难以测量和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战后”），美国政治科学家在刑事侦查“侧写”（profile）技术基础上逐步发展起了政治心理测绘学。这是一种通过观察对象已知行为推断其心理状态，进而分析其性格特征，并进一步预测其行动的心理学方法与技术。政治心理测绘学的出现是政治科学领域一项划时代的革命性成果，它的意义在于，在人类政治实践中第一次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行动有效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它标志着一种政治行为控制理论与技术的出现。政治心理测绘学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大显身手，成为共和党候选人胜选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科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获得了大发展。科学意味着以客观事实为研究对象，以发现事物及其运动的确定性为标准。政治科学亦如此。战后发展起来的政治科学注重事实，注重确定性，在实际学术研究中表现为“可研性”的原则，以认识事实的确定性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政治实践、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意义为选择标准。这种科学主义的取向，引导着政治科学研究注重实际，注重科研的实用性。选举是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热点，选举研究要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也具有一定的可研性。因此，战后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把政治科学研究引向了选举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学术期刊刊载的60%以上的学术论文都与选举研究有关。
可研性和实用性，一方面推进了政治科学研究以及对人的政治行为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却限制了政治科学研究范围，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狭窄化；同时，科学化的取向更是大大挤压了政治哲学的发展空间。在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所谓“拉斯韦尔时期”之说，即所谓的“科学主义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反思和矫正政治科学的单一科学取向的思潮兴起，甚至发生了所谓“后行为主义革命”，要求政治学“再政治化”“再意识形态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伴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