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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读懂政治语汇呢？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磨练的学习过程。真正能够读懂政治语汇，需要在大量科研实践、调查研究中，在路上、在会上、在现场，多听、多看、多问、多思，才能慢慢地理解政治语汇，掌握和运用政治语汇。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长期工作期间，在和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从事智库型研究的科研人员，必须经过政治语汇的语义学训练。只有经过政治语义学训练才能读懂政治语汇，读懂文件，看懂文章，才能胜任工作，否则就只能是个“门外汉”，在科研工作上摸不到门道。在实践中，我们慢慢摸索到一些方法。在政治学研究所，我们把政治语义学训练方法很通俗地概括为三句话：读懂“以来”、下去走走、出去转转。
所谓“读懂‘以来’”，就是系统地研读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的文件汇编，如《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等。这些文献汇编汇集了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文件、领导人重要讲话，堪称学习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标准读本。
十多年前，政治学研究所承担了一项中央交办的系列理论文章写作任务。当时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课题组遇到了很大困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冷溶同志分管这个项目，他常常与课题组一起研讨，指导我们的写作工作。有一天，冷溶同志对我说：我发现政治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对党的文件不很熟悉。冷溶同志的批评真是一语中的，点出了我们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戳到了我们的痛处。对党的文件、党的理论不熟悉，怎么能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怎么能写出好的理论文章？！我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我想岂止是政治学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对党的文件不熟悉，我身为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所长不也是如此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知耻而后勇。当时我们痛下决心，一定要补上这一课。我与所里几位年轻科研骨干交流，大家形成了共识，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一定要系统学习党的文件、文献，了解党的理论的发展、沿革和创新。在研读党的文件、文献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重要文件、文献都收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以来”当中，这可以作为我们系统研读中央文件和党的理论的标准读本。于是，十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政治学研究所许多年轻的科研人员转变了观念，十分注意研读和了解党的文件、文献，把它作为胜任科研工作的一项必备的基本功。
所谓“下去走走”，就是要经常参加基层的调研活动。党的理论、党的文件并不是在书斋里、书桌上“写”出来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实践的产物。因此，要读懂文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和字面上，而要了解思想理论、文件文献产生的缘由和过程，这样才能克服表面化、肤浅化的认知。多年来的科研实践和经历，让我对此深有体会。
2009年前后，我们承担了中央有关部门交办的一项有关党的建设、反腐倡廉以及相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课题。这个课题有很高的理论性、实践性、政策性方面的要求，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研究任务。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承担中央高标准、严要求的课题真是力有不逮。记得那时课题组经常在一起研讨，隔三岔五就在政治学研究所大会议室召开全课题组以及相关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号称运用“德尔菲法”进行研究。但即使如此，课题进展还是十分缓慢。我们感觉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那时我们的研讨会经常要开到晚上七八点钟才不得不结束。这样搞了一段时间，大家实在是痛苦。有一天该课题总牵头人、时任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李秋芳同志建议，课题组到地方上搞一次调研。研究报告在屋子里实在是“憋”不出来了，大家听说要出去走走，纷纷响应。不久，我们课题组到广东做了一次调研。下来一走，果然情况为之一变！我们发现，在北京的会议室里我们想到的那些问题，有的已经在实践中解决了，有的正在试点解决中，还有的根本就是我们脑子里想出来的问题。后来我们把这些在实践中根本不存在或无伤大雅的枝节问题，称为“假问题”。这次调研让我们耳目一新，调研结束后满载而归。从此，每当课题研究陷入困局，我们就抬起脚外出调研。那次课题做得很成功，我们从中受益良多。当时，我们课题组里有句顺口溜：“坐困京城一筹莫展，出去走走柳暗花明。”更可贵的是，这后来也成了我做研究的一个方法。幸运的是，从那时起可以说没有一次调研“踏空”，每一次都是收获满满，这简直成了我们科研工作的一个法宝。
所谓“出去转转”，就是去搞国外调研。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三大方法之一。中国的事情如果仅仅在中国是看不明白的。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世界，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就无法深刻准确地认识当下的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具有相同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当代历史已经是世界史了。同理，欲了解世界也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是了解世界的必经之路。
2008年，我们开始了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从那时起，我们在亚洲10个国家及地区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在国外、境外做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多少有些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更多更深地了解了中国，读懂了中国。就我个人而言，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开拓了我的视野，转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视角。比如，过去我是个“性质论”者，看问题基本上是基于性质论的视角，倾向于从社会属性、政党特征、文化类别等视角看问题。换言之，观察事物看差异多、看共性少。但大量国外、境外调研逐渐让我意识到，当代世界政治发展中有大量的共性问题。
以文本阅读而论。我们在日本调研，在查阅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文献时发现，日本工业化初期的文献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政府的文件在语言上竟然十分相似。如日本明治维新的纲领《五条誓文》中有核心一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1982年中共义乌县委提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五条誓文”与“四允许”在思想内容和精神气质上何其相似，其核心思想就是打破束缚、放松管制，充分调动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比较研究中，随着眼界的扩展，我也逐步从一个“性质论”者，渐渐地具备了“阶段论”的新视角，逐渐认识到各个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之间的差异许多是由不同发展阶段造成的，逐渐明白了国家与国家、制度与制度间的差异有些是不同属性造成的，有些则是不同发展阶段必然要出现的现象。出去走走，在外调研，增强和提高了我们文本阅读以及对政治语汇的理解能力。像日本的“五条誓文”与中国的“四允许”，在我们的认识视域中就起到了相互启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