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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汇是人类沟通交流的三大基本语言之一。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交流、交往主要依靠三种语言系统：生活语汇、学术语汇和政治语汇。
生活语汇是人们日常生活交流、交往的工具，涉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用以传递生活信息、交流情感等。学术语汇是各个学术专业领域认识研究对象和用于交流沟通的符号和信息系统。政治语汇是认识政治事物，在政治领域进行交流、沟通的符号和信息系统。
政治语汇不同于生活语汇和学术语汇，政治话语体系专门用于描述政治现象、表达政治意图。与生活语汇相比政治语汇更抽象，与严谨的学术语汇相比政治语汇则显得灵活、模糊。要了解进而掌握政治语汇，就要了解政治语汇自身的特点。与生活语汇、学术语汇相比，政治语汇具有惯性、弹性、暗示性三大特点。了解和掌握这三个特点是读懂政治语汇的前提。
人类社会活动中对政治语言的运用十分保守。许多政治语汇经久不变，有很强的稳定性。在有些情况下，语言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形式上却还是在说“老话”。这种现象也经常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年轻一代，常把这类政治语汇嘲讽为：套话。
在政治语汇的惯性方面，美国《宪法》堪称范本。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制定于美国独立之初。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自生效以来已经有230多年的历史。230多年来美国社会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实行联邦制的美国也从13个州扩张到50个州。但美国《宪法》的正文历经230多年后基本保持了原貌，后来的多次修改主要以修正案方式附于宪法正文之后。
为什么政治语汇具有长久的稳定性，许多情况下宁愿老词新用，也要保留语言上的传统？这是因为政治语汇总要受到过去表达方式的束缚，受到政治正确性的约束。因此，政治语汇中的新内容总要能与过去的表达方式以及内容尽量保持形式上的一致，或将旧话语重新拼装组合表达新内容。总之，新的政治语汇总要在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据。
我在政治学研究所工作时，经常参与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重要理论文章、文件、材料的编写工作。在这类政策性文章、文件的起草写作过程中，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轻易用新词。这与学术论文的写作规律完全不同，学术论文写作在语言、词汇的选择和应用上有很大的主动性、灵活性，学者们还喜欢别出心裁创造出一些新词来表达特殊的含义。但在官方政论文章、政策文件起草过程中，所有使用的概念或重要提法必须有依据，使用新概念和提出新提法则要十分谨慎，新的概念、提法必须于史有据，有理可依。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文件起草工作，负责人要求我们对文件初稿全文做一个“注释版”，即对文中每一个概念和重要提法做出注释，注明这个概念或提法在过去是否曾经使用过，在当时使用的含义以及后来演变的过程。这样做就是要让写作者清楚每一个概念和提法最早出现时的含义以及词义的演变，以便更加确切地理解和把握所使用政治语汇的内涵和外延，进而使老词托化出新意。
从语言学角度观察政治语汇的惯性特点，这种惯性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不同语境里，政治语汇的能指和所指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能指之下，所指发生了变化。
1962年，在经历了“三年困难”的挫折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曾讲过几乎一样的话。而这两次讲话的背景完全不同，第一次是在“大跃进”冒进的情绪下，同样一段话的意思是要加快赶超，是加速的意思。而第二次是在遭遇挫折，冷静的情况下说的，意思是要放长眼光，是放慢速度的意思。同样的表述、语词，同样的能指，因语境的变化，其所指却是相反的含义。这就是政治语汇的奥妙，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
所以，在阅读政治语汇时须要特别注意各种语汇、概念、提法在不同历史背景中的含义以及在当下语境里的所指。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政治语汇的真正含义。
与学术语汇相比，政治语汇显得似乎不那么准确、不那么确切，常给人以一种模糊的感觉。换言之，政治语汇可以解读的空间要远远大于生活语言和学术语汇。这又是政治语汇的一大特点。必须指出的是，语汇上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政治语汇含义不清，更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解读。政治语汇的这种模糊性，应该被解读为政治语汇在表达以及理解上具有弹性空间。任何语汇都具有弹性空间，并不是一个词汇只有一种含义，只能做一种理解，而是政治语汇的弹性空间与其他两种语汇相比要更大一些。
政治问题涉及社会重大利益，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此，政治问题为社会各个群体所关注，同时政治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场域。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而言，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正当性是至关重要的。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对于政治活动具有影响力、支配力的政治机构以及个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性、正当性都会谨慎地运用权力和权威。而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合法性、正当性，首先是通过政治语汇表达和传递给社会和公众的，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都是以政治语汇为载体的。在中国就有“口号治国”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曾发布“五一口号”，宣示了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政治权力机构的合法性、正当性首先就表现为政治语汇的严肃性、有效性和稳定性。设想如果表达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政治语汇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纰漏迭出，政权机构还有何威信可言？！
人类社会政治活动高度复杂，政治活动尤其是其中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制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实践过程，都必须在实践中、在实际运行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完善。这样的过程贯穿于政治活动、政策法律制定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这也是所有政治语汇都要保持一定弹性空间的重要原因。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在实施中必然会出现与社会现实一定程度的不对应、不匹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治语汇特别是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得过于具体、过于拘谨，在实际应用中就会出现不适用，从而产生“脱离实际”的刻板现象。因此，政治决策高层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时候，必须在语汇表达上留给实际执行、实施时的灵活运用和解释的空间。这样才能保持政治语汇的可操作性，保证执行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从而间接起到维护政治权威、法律政策权威的作用。
政治语汇保持一定的弹性又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政策是被不折不扣执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都是政治实践的结果，并随着政治实践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修正。在理论指导实践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具体情况不同，理论与政策要结合具体情况做出适当变通。因此，政策在制定时，需要保留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政治语汇中保有弹性可以给事后留下一定的解释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政治语汇与学术语汇乃至生活语汇相比具有一定模糊性的原因。政治语汇是人们交流、交往的语言中内部空间最大的一种符号系统。
暗示（suggestion）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在无拒斥条件下，通过语言、文字或形体动作等，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发出的信息，使他人接受所示意的观点、意见，或按所示意的方式活动。在政治交流与沟通中暗示方法被大量使用。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是古人对我国古代政论中暗示性叙事方法的概括。在现代政论中，政治语汇的暗示性表现为在表意上不做确切表达，而是利用语境以及调动受众已有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使其于无意间接受语汇中蕴含的信息。政治语汇中的暗示性与戏剧理论中的布莱希特表演体系接近，属于一种启发式的传播方式。布莱希特表演体系是致力于引导观众思考的戏剧模式，它利用制造“间离效果”（defamiliarization effect）与观众沟通，以引导观众理解与接受。所谓“间离效果”，是使用“陌生化”的戏剧语言对事件或人物进行描述，而将与事件或人物有关的那些不言自明、为人熟知、一目了然的东西剥离。“陌生化”可以引人关注，激发思考，而事先设定的语境和可资调动的受众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又会把受众的思维引向特定方向。一言以蔽之，暗示就是让受众以为是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而不是被灌输的。布莱希特在《辩证法与陌生化》一文中指出，陌生化作为一种理解意味着否定之否定。
暗示方法在政治语汇中有大量使用，使得政治语汇更加灵活、更加主动和更易于为公众所接受。暗示性的政治语汇，在国际政治领域、外交领域被广泛使用。甚至可以说多数国际关系及外交领域中的政治语汇都具有暗示性，当然也包含惯性与弹性，乃至被称为“外交辞令”。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打压、围堵和遏制。而两国关系的转折表现在美国官方对中美关系定义的语汇上，却只有十分微小的变化，即把中美关系从“合作—竞争”关系改为“竞争—合作”关系。一个词序的颠倒，实际上完全改变了两国关系的性质，其间充满了暗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