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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元、明两朝的多次改道完善，贯穿鲁西地区的会通河至清代，河道已经成型。为确保这条人工运河的水量充足，帝国政权引汶、泗、卫等自然河道以及周边泉源入运，将沿运湖泊辟水柜蓄水，并实行了严密的闸坝启闭制度。这条人工开挖的河道剧烈地改变了鲁西地区的水文环境，引发了自然、社会等方面的连锁反应。本节探讨的会通河南段大体上相当于山东东平以南、江苏徐州以北运河河段，大致以清代济宁直隶州
河段为中心。
本区西面是古黄河冲积扇前沿，东面是鲁中山地丘陵，乃两个相向倾斜面的交接地带。自西来的济、菏、汴诸水和自东来的汶、泗、沂汇注于此，明清时期演变为北五湖和南四湖。
本区水量丰富，会通河开通后，沿运的自然河流、泉源、湖泊均被人为改造后向运河提供水源，水文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
古汶水源出山东莱芜县北，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元代筑堽城坝、明初筑戴村坝，汶水被改道至济宁、南旺两处分别济运。汶水由济水支流变为运河支流，“一线渠河岂能容受汶河异涨之水？”运河沿岸水患频发，“横溃四溢，势所必然，是不以海为壑，而以滨河之民田为壑也”
。
泗水原本经泗水（县）、曲阜、兖州折南至济宁，南经昭阳湖西，至江苏徐州循淤黄河流至淮安入淮河。会通河贯通后，泗水自泗水（县），经曲阜、滋阳入济宁境，至鲁桥济运。泗水上游在泗水、曲阜县境东西安流，河道平直，旁有丘陵为障，无泛溢之患。入兖州府境，水流方向自东西改南北，“出险就夷，众流交汇”。运河如一个巨大屏障顶阻水势，泗水“曲屈不得伸，怒而湍激”，遇夏秋汛期，水势盛涨，泛溢为患。
汶、泗二水的支流
也被人为改造后直接济运或入水柜蓄水济运。元代，筑堽城坝逼汶水入洸河至济宁济运，洸河遂成为汶水支流。汶水发源莱芜原山，含沙量大，夏汛时，汶水“洪涛汹涌，泥沙溷奔，径入于洸”，导致洸河淤积严重。
为发挥济运效果，洸河却被刻意放弃挑挖，后患无穷。弘治十七年（1504），山东都御史徐源指出，若将洸河疏浚深通，则汶水沿洸河畅流徐州，导致会通河运道缺水，漕船梗阻。因此，这90余里的洸河“不必挑浚”，致使洸河长期淤塞，遇汛期水涨，无法下泄，进而引发济宁以东地区的严峻水患。
明永乐年间，宋礼重开会通河，将沿运湖泊辟为水柜蓄水济运。运河水涨即减水入湖，水涸即放水济运。
入清，山东沿运湖泊的分布及功用已成型。按位置分布界分，沿运湖泊群包括北五湖（安山、南旺、蜀山、马踏、马场）和南四湖（南阳、独山、昭阳、微山）。按功用界分，可分水柜、水壑。这些湖泊存蓄了大量水源，却多位于并不缺水的会通河南段，加剧了该地区的严峻水患。为确保水柜蓄水充裕，清廷采取了各种措施，却未将百姓民生考虑在内。雍正元年（1723），河道总督高其倬于南阳湖以下运河西岸增建前明所设减水闸14座至19座。漕船过境后，启闸引运道余水入湖蓄水。此举使鱼台等沿运州县水量大增，水患愈发严重。
清朝对水柜蓄水制定了明确的尺寸。蜀山湖蓄水初定在一丈以内，后增至一丈一尺。
湖泊存蓄大水直接危及湖堤安危，“迎风受敌，土随水卸，旋筑旋坍”，也波及周边州县的安危。
微山湖是汶、泗诸河归宿，蓄水济运的地位极为重要，“（运河）在济宁南者，全资微山湖蓄水济运”
。乾隆七年（1742），清廷议定微山湖收水以一丈为准。乾隆五十二年（1787），该湖收水尺寸增至一丈二尺。嘉庆二十一年（1816），收水尺寸增至一丈四尺。
微山湖济运及泄水通道主要有两条：“在东省则有韩庄湖口闸坝引渠并伊家河以入运，在江省则有蔺家山等河以达荆山桥入运。”
一条为荆山河。微山湖下泄余水的茶城、丙化山、小梁山诸支河过张谷山后合流汇为荆山河，最终汇入江南运河。荆山河上接微山湖，下通江苏境内运河，乃济宁、鱼台、滕县、沛县诸州县及南四湖所蓄余水的泄水通道。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下旨山东巡抚鹤年等解决微山湖泄水问题，委派侍郎梦麟会同江苏巡抚尹继善疏通荆山河下游彭家河。
伊家河是微山湖南部的另外一条济运及泄水引河。此河上起微山湖，下至江南邳州黄林庄入运河。此河的挑挖契机是疏泄孙家集黄河漫水。运河道李清时奏请挑挖伊家河以分泄水势，堵截下游邳州境庐口入运之水，使运河水势不致顶阻，同时微山湖多余之水得以宣泄。乾隆二十二年（1757），挑挖此河，长12463丈，口宽8丈，底宽4丈，深1丈2尺不等。
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东巡抚崔应阶疏浚伊家河，增建滚水坝数十丈；疏浚荆山口等处，上起湖尾茶城、内华山、小梁山三河后，合注荆山桥，续由荆山桥开浚王母山、倪家沟二岔河入运，费帑七万余两。
此次疏浚，成效显著。河道疏浚前，湖水淹浸济宁、鱼台地亩3000余顷，疏浚伊家、荆山二河后，被淹地亩“已涸出十之七八”
。其中鱼台县水沉地1304顷余地亩全部涸出，“鱼民死而复苏”
。
会通河西岸各支、干河流为微山湖区的上游，无固定水源，夏汛坡水入河，“一遇大雨时行，沟浍皆由该河归南阳、昭阳二湖，下达微湖收蓄”。夏汛坡水骤发，两岸农田淤泥随之入河，导致各河河道停淤严重，必需周期性疏挑。
康熙年间，兖州知府祖允图言：“每年伏秋，遇风雨连绵，或霪雨二三昼夜不息，水即陡发，从开州、濮州、曹县、定陶，由巨野境一漫而来，入城、单、金、鱼等县，浸淫灌注，悉成泽国。”
然而，这些与百姓民生密切相关的河道却并未纳入官方疏挑的范畴，“例应民修”。在百姓生计艰难的情况下，地方州县很难做到常规性地疏挑，导致各州县面临严重水涝。
元代开通济州河、会通河，将泗、汶等河引入运河，设各种闸坝调蓄水量，改变了区域水环境，导致水患频发。至元二十年（1283），济州河开通后，毕辅国等人筑堽城坝，阻汶水至济宁济运，改变了汶水原本经大清河入海的路线。后堽城堰被汶水冲坏，乱石堆积河道，河底增高，河水漫溢为害。后至元四年（1338），汶水溃决堽城坝东闸，洸河河道淤塞，岁岁漫溢，为害周边。
入明，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筑戴村坝，逼汶水至南旺入运河，“一线渠河岂能容受汶河异涨之水？”运河沿岸水患更频，“横溃四溢，势所必然，是不以海为壑，而以滨河之民田为壑也”
。运河支流河道疏浚不及时，漫溢为灾。兹以金口坝及周边河道为例。兖州府东五里的金口坝，坝西有金口闸，俗称黑风口。金口坝遏沂、泗二水，入黑风口，抵兖州府城东门，绕城南，折北经西门，会阙党、蒋诩诸泉，西流70余里，抵济宁东城外，绕城与洸、汶水合流。明初，金口坝为土质，每年兴工，随筑随毁。成化六年（1470），工部员外郎张盛督夫采石，将金口土堰改建石坝。此后九十余年未加修筑，多年山水频发，坝石倾圮，河道淤垫，河水漫溢，“弥原淹野，禾尽腐败，不可收拾，盖非一日矣！”金口坝损坏严重，“是为利于漕河者仅什一，而贻患于小民者，恒千百也”。嘉靖三十七年（1558），总理河道王廷加高金口坝身一尺七寸。次年春，王廷抽调拽筏夫役、南旺大挑夫役，疏浚金口坝周边河道，效果显著，“水由河渠行，不为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数倍于昔，商贩懋迁，舟楫利焉”
。
入清，会通河南段各州县水患问题愈加突出。济宁州地势洼下，河湖环绕，汶、泗、洸诸河西绕州城后直入运河，或入马场湖蓄水济运，“每夏秋霖雨，连作横汙弥漫望无涯际”
。在1736—1911年的176年间有81年发生洪涝灾害，差不多每两年就会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见表1—1）。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开挖伊家河泄水后，济宁州仅涸出被淹村庄久多达492处，尚有未涸出村庄868处；涸出农田4684顷有奇，未涸出农田9985顷有奇。
表1—1 1736—1911年汶泗水系州县洪涝所占年次表
康熙三十二年（1693），济宁知州吴柽指出，济宁地势最洼，河湖环绕，“水患更甚于他邑”，济宁水患严重，原因有二：一是州境泄水河道梗塞之处甚多，工费浩繁，未能尽为疏通；二是周边州县以邻为壑，无法通力疏通淤塞河道。
吴柽认为，济宁“惟东乡之泗河、南乡之牛头河为患”。对此，吴柽对泗河、牛头河的河道进行了大力疏浚。
经吴柽疏浚州境河道后，济宁地区的周边河道仍未形成完善的疏通制度，水患依旧严重。
运河东岸的汶、泗、洸诸河河堤失修。泗河两岸民埝多不牢固，“一遇大雨时行，四面山水骤至，旁溢冲突”，年年水患，附近村庄田庐淹没，年甚一年，“大粮地亩皆成不毛之土”
。运河西岸的支河众多，“长、澹、蔡、清、涞、柳、顺堤等河会曹属丰、沛之水以归湖”。汛期，河湖水势并涨，支河下泄为运道所阻，泄水不畅，水患严重。
西岸诸县面临严峻的水涝问题。嘉祥县河渠众多，“雨集辄溢，有纳无宣，走而害稼，且东泄则妨漕渠，南委则引黄流，畚锸难施，疏通非易”
。鱼台县，地势洼下，原与滕县微山、赤山、吕孟诸湖本相互灌输，泄水较为畅达。南阳新河开通后，水文形势变化剧烈，泄水愈益困难：“自夏镇开，而运河斜贯其中，截分东西，不复交相输灌，事与南旺、蜀山诸湖等。但漕堤浅薄，水涨辄溃。当其湓溢，一望汪洋，无复涯畔，民被灾伤，岁劳修筑。”
在1736—1911年的176年间，鱼台有72年发生洪涝灾害。万历年间，知县杨之翰赋诗描述鱼台大水：“茅屋两三百姓家，排空银浪遍天涯。垅连湖镜悬明月，楼倒波心横草芽。渔往樵来多贩鬻，碑沉径断少桑麻。城中四面池塘里，不异晋阳产灶蛙。”
会通河南部的湖泊水柜蓄积的大水成为一个随时威胁周边百姓安危的梦魇。乾隆二十二年（1757）夏汛，微山湖涨漫无处宣泄，将鱼台在内的五州县村庄淹没多达1000处。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上游诸县重要泄水通道的荆山桥河道淤塞，南阳湖水无法下注，济宁、鱼台等州县“民间有粮地亩被淹浸三千余顷”
。嘉庆二十一年（1816）夏汛，鱼台刘家集、杨家楼等425个村庄被淹。
道光二年（1822）夏汛，运道西岸各县被淹惨重，被淹村庄数量：菏泽县895处，武城县206处，巨野县582处，郓城县1012处，金乡县1006处，嘉祥县63处，鱼台县802处。
概言之，会通河犹如一座大坝横亘鲁西地区，极大改变地域水文环境，汶、泗诸河泄水困难，加之漕运运转中的人为失误更加剧南段水患问题。济宁道张伯行直言：“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盐河以达于海，是以海为壑者也。自石坝（戴村坝）既筑，而于石坝之北又高筑土坝，遂使水不得归海，而尽趋南旺。夫以运河一线之渠，岂能容汶河泛涨之水，漫决横溃，洋溢民田，势所必至。是水不以海为壑，而直以山东运河两岸之州县为壑也！”
这种类型的水利纠纷与保漕济运的国计密切相关。为确保漕运畅通，国家权力会强力干预地方水利事业，加剧了水利纠纷的复杂性。兹以牛头河的挑浚以及杨家坝工程的存废为例。
牛头河，“上源为马踏、蜀山、南旺诸湖水，在济宁州西南流，合赵王河、北渠河、蔡河、万福河，注微山湖，接江苏界”
。此河是济宁地区一条重要的泄水河，“济宁以南洼地之水由之泄入南阳、昭阳二湖，实济宁以南行水之要道”
。明代，漕渠水盛，牛头河水量充裕，牛头河可行漕船。后开南阳新河，牛头河与旧运河同时淤塞。牛头河淤塞后，巨野、郓城、嘉祥、定陶、金乡、城武等县坡水，“下流塞阻，汇为巨浸”
。
入清，济宁道叶方恒建议疏浚牛头河，但未付诸实践。
康熙年间，减泄运河涨水入牛头河的永通闸废弃失修，运河大水无法泄入牛头河，天井闸一带运道水势急湍，粮船难行。济宁道张伯行建议修复永通闸，以减泄运河余水入牛头河。
永通闸废弃，牛头河淤塞，遇伏秋汛期，运河水涨无法容纳，河水漫溢为害。
康雍乾时期，牛头河河道淤塞，运河决溢后水无归宿，地方官府并没有去疏浚容纳运河涨水的牛头河，而是采取不断加高运堤。康熙四十年（1701）济宁道张伯行，乾隆四年（1739）济宁知州张纶先后增修运堤。代表地方利益的济宁本土精英的倡议起到关键作用。两次增修牛头河河堤的倡议人为济宁籍的张为经（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琬、徐秉衡等。
牛头河下游入湖处有马公桥，长518丈，宽23丈，横亘南阳、昭阳两湖之间，乃济宁、鱼台等州县入湖泄水的咽喉。乾隆三十七年（1772），东河总督姚立德、山东巡抚徐绩将马公桥多添桥洞，加宽10丈，广运庄以下河湖淤浅抽沟导引，使运西州县积水捷趋昭阳湖。
这次由地方大员加宽马公桥，与乾隆帝南巡考察运河有密切关系。
围绕河道疏浚问题，牛头河上下游各州县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各徇利害之私，聚讼纷争”，挑浚工作迟迟未能付诸行动。
上游的汶上县境内有宋家洼，紧邻南旺湖，形如釜底，“一遇雨水，辄终岁望洋而叹”。汶上县希望挑挖引河泄南旺湖及宋家洼水入牛头河。
此举引起下游济宁州的强烈反对。知州吴柽斥责汶上县：“未悉南北水势高下情形，不顾利害，屡屡条陈请开上源，岂非以邻为壑？”若将南旺湖及宋家洼水引入牛头河，牛头河无法容纳，河堤“立见崩溃”，“（济宁）民其鱼矣”。欲将南旺湖水泄入牛头河，须将牛头河下游河道梗塞之处疏浚深通。如下游河道不通，上源之水断断不可泄入牛头河。
地方实权官员参与协调是化解上下游各州县矛盾的主要途径。乾隆二十九年（1764），汶上知县彭绍谦向兖州知府觉罗普尔泰求助，疏浚一条旧河泄宋家洼水，经嘉祥后入济宁牛头河，最终抵鱼台县钓钩嘴泄入微山湖区。
兖州知府觉罗普尔泰出面协调了下辖济宁、汶上、嘉祥、鱼台诸州县间的矛盾，成为此次挑河成功的关键。挑浚宋家洼引河极大改善了上游汶上县泄水条件。然而，待负责官员卸任后，中下游各州县根本不想继续去疏浚这条无关自身利益的泄水河道，牛头河很快再次淤塞不通。道光三年（1823），汶上县呼吁挑河，但中下游各州县没有响应，疏浚工作被迫搁置。
然而，牛头河中游的济宁、嘉祥等县又因下游鱼台不挑河道，水无去路，农田积潦严重，均指责鱼台以邻为壑，屡请疏浚牛头河。鱼台县却以“地处下游，恐成泽国控阻”
。嘉庆九年（1804），山东巡抚铁保奏请疏挑此河。此议却遭到鱼台百姓的反对。鱼台士民给出了充足理由：“牛头河下游安、李二口及微（山）湖下游伊家河、荆山桥、蔺家山等河，间段淤塞，牛头河开通，上有来源，下无去路，又以汶上县属南旺湖心较高五六丈，势如建瓴，难免泛溢。”在鱼台县的反对之下，山东巡抚铁保的提议未获实施。
下游鱼台等县的强力反对，是牛头河疏浚工作迟迟未能付诸实践的一个关键原因。
在保漕济运的国策影响下，淤塞已久的牛头河终于迎来大规模挑浚。牛头河所受各州县坡水是微山湖的重要水源。微山湖又是向泇河、邳宿运河供水的关键水柜。牛头河浚通后，上游各州县坡水可顺畅汇入微山湖蓄水，对于保障运河用水极为关键。河东总河吴璥直言：“牛头河淤塞不通，此系微湖受病之由。”
嘉庆十一年（1806），微山湖收水仅一丈，未符水志一丈二尺。总河吴璥勘察发现，牛头河淤塞后，鱼台百姓可垦殖湖滩。而牛头河疏浚后，“湖滩不能耕种，遂以该邑地处下游，恐成泽国控阻”。嘉庆帝告诫吴璥等大员，“岂得因刁民控阻，因循不办”，催督挑浚牛头河。
在蓄水保漕的国策名义下，下游鱼台县利益被牺牲。嘉庆十二年（1807）九月，吴璥兴挑牛头河。
此次挑浚河道，修建涵洞，帮筑土堤等费52120余两，动拨藩库、运河道库银兴工。
河东总河吴璥挑浚牛头河的出发点是为了让牛头河将更多水源汇入微山湖，微山湖蓄水“必有增益”，“如不能收符定志，再将牛头河上游赵王河疏浚，又可收曹州府菏泽、定陶、郓城、巨野，直隶东明、长垣等县坡水”
。可见，清廷出面组织挑浚牛头河的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微山湖蓄水济漕，沿运州县的水涝问题并没有纳入考虑。为确保微山湖蓄水充裕，道光十八年（1838），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山东巡抚经额布对牛头河再次组织过一次大规模挑浚。
在此次大规模挑浚后，不断有人提出挑浚牛头河。然而，在缺少国家权力主动介入的背景下，围绕牛头河河道挑浚问题，上下游各州县均站在各自立场，争讼不断，导致此河一直未被疏浚。至咸丰年间，此河再次淤塞不通。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捻军马队长驱直入济宁。为阻挡捻军进击，知州卢朝安与团练总办阎克显等发动绅民筹款，重挑牛头河河道83里余。此次挑浚出发点是为了阻挡捻军马队的进攻，并未考虑沿运州县的水涝问题。
再看杨家坝的存废问题。杨家坝工程与济宁一带的水患形势密切相关。泗水经兖州府西流与洸河交汇，经济宁城东杨家坝西流入马场湖。济宁南门外为漕运咽喉，本设天井、任城二闸，“天井地势高亢，全赖洸、泗二水以济之”。明中前期，洸水由城北越城西至城西南入运，泗水由城东转城南入运。洸、泗二水绕济宁城“环抱如玉带”，“二水时有分合，大要旱则令合，潦则令分”。
正德年间，刘六、刘七起义爆发。为加强防御，地方官筑杨家坝引水绕城护卫城市，杨家口始有坝基。起义平定后，坝基被拆除。崇祯年间，地方动乱不断，“因城西北无险可守”，济宁卫指挥张世臣于杨家口筑坝拦截洸、泗二水，全汇城市西北一带，汪洋一片，使敌人不得直抵城下。可见，筑杨家坝出发点是为了加强城市防御，“非为漕运计长久也”。顺治初年，总河杨方兴见济宁城西积水汗漫无归，于状元墓往南开小河一道，引水入马场湖蓄水济运。然而，济宁城地势北部高，东、西、南三面俱低。洸水自城东北西流，地势相等，尚不为害地方。泗水自城正东，筑杨家坝逼泗水北上，“若登山然”，夏秋间泗水上源小店上下一带，河水泛溢，淹没民田，“有用之水反成无穷之害”
。
修筑杨家坝极大地改变周边水文环境，加剧了济宁东乡的水患问题。府河、洸河原本合流南出天井闸入运。筑杨家坝后，府、洸二水改入马场湖济运。为缓解东乡水患，济宁人呼吁拆除杨家坝，以恢复明前期泗、洸二水环抱城市通流入运的旧况。清初，士绅郑与侨建议拆除此坝，“两水皆有益于漕，而民间淹没之患亦免”
。康熙年间，济宁知州吴柽呼吁拆除此坝。他评价杨家坝：
府河原极浅狭，自杨家水口筑坝之后，全河之水皆西入马场湖。伏秋涨发奔流，湖不能容，旁溢四漫，而各处出水之道又复淤阻，新店之减水二闸更废无存。诸水无宣泄之路。此东乡之水患所以不免也。
与济宁地方要求拆除杨家坝的呼声不同，治河官却站在保漕济运的立场上反对拆除杨家坝。康熙年间，济宁道张伯行直言，济宁人拆除杨家坝的动机，“潜谋马场湖湖地肥美，尽皆占种”。一旦拆除杨家坝，则马场湖水干涸。张伯行反对开杨家坝，“如有盗开者，即以盗决论”
。
尽管地方上要求拆除杨家坝的呼声不断，但为了蓄水保漕的国家大计，杨家坝被保留并经多次修缮。清初，济宁道叶方恒建议将杨家坝改为闸，按时启闭，“急则借以济运，缓则储以待用”
。康熙三十四年（1695），杨家坝改建减水闸，按时启闭，规制愈益严密。乾隆二十二年（1757），建双槽石闸，“平时常闭，收水入湖，水涨，启板泄入运河”
。伏秋水涨，杨家坝启板宣泄，由韦驮棚、通心桥、观澜桥等五股分泄。
嘉庆六年（1801），知州金湘奏请修杨家闸上下石翅。嘉庆十年（1805），巡抚全保、总河李亨特奏准动项重修。
杨家坝的存在，使洸、泗等水停积济宁城东，修缮稍不如意，极易造成严重水患。至嘉、道时期，因常年未修缮，杨家坝墙石酥损，金门墙身及转角雁翅渗水严重，闸上坝岸32丈被水冲损。济宁东南乡至运河周遭，水势漫衍，常年不消。杨家坝逼近城关，民居稠密，庐舍甚多，“每遇汛涨风雨，居民纷纷迁徙，彻夜号救之声，惨不忍闻”。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大水，城市受淹严重，“东门用土屯堵，街巷水深四五尺，扎筏往来”。杨家坝周遭受灾百姓被迫迁至城内庙宇、店铺避险。
杨家坝的存在将大水停积济宁城外，“不但东南乡依旧淹没，东关一带亦成泽国”，也导致了济宁城内外严峻水患。然而，这个不利于地方民生的关键工程始终未被拆除。在保漕济运的国家大政面前，地方民生被统治者刻意忽视。
这种类型的水利纠纷与保漕济运关系并不密切，往往会被国家所忽视。上下游各州县立足自身利益互不相让，导致纠纷不断。以鱼台、金乡两县的水利纠纷为例。
鱼台地处低洼，为诸邑下游，“西接曹、濮、嘉、巨、曹、单、城、金、郓沥水，东有汶、泗、洙、洸及蒙山等泉”，为众水宣泄之处。
与鱼台接壤的金乡，“地势卑下”，上承曹州、濮州、郓城等八州县之水，经鱼台县泄入湖泊。
鱼台、金乡二县地势较周边州县低，却较江苏沛县又高，处起承之处，在河道疏浚问题上涉及与上下游州县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对于上游各县提议的疏河之举，鱼台百姓持审慎态度，筑堤浚河，“鱼民不得已之务也”。康熙年间，鱼台知县马得祯指出，周边诸县若疏浚河道，积水迅下，若无堤防夹束，下游鱼台势必汪洋，“疏河者，他邑之利”
。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上游的曹县、嘉祥、巨野、金乡等九州县合辞上书，要求鱼台配合挑挖泄水新河以宣泄运河西岸潦水入微山湖区。对于这种诉求，鱼台百姓持配合姿态。然而，下游的沛县却反对开河，坚称此举乃“以沛为壑”。鱼台百姓顾虑重重——若上游众水泄至鱼台，将于下游沛县梗阻难下，鱼台将成泽国。署篆州判杨之翰诉于上官，云：“邑居洼下，素为众水必趋之区，今议挑浚，又系众水经流之处，若下流有泄，岂敢中梗？奈沛邑壅塞，宣泄无从。”于是，鱼台转而反对挑河，将挑浚工程概行停止。
此后百余年间再无挑河之举。康熙二十九年（1690）正月，鱼台知县马得祯决定召集士民挑浚县境河道。此议一出，上游各县闻风响应，联合上诉河道总督王新命，要求疏浚一条上自单县，经金乡、鱼台入昭阳湖的泄水河道。对于上游各县的诉求，鱼台知县马得祯采取了配合态度，并派夫2000名疏浚了一条自北田寺起至宋家庄以东柳沟止20余里的河道。工竣后，鱼台县开始面临一个尴尬问题：鱼台配合上游各县对境内河道作了疏浚，但下游的沛县却未疏浚河道，鱼台积水仍无法有效下泄。当年冬月，知县马得祯召集士民商议此事。鱼台跟沛县积怨已久，百姓群情义愤，攘臂而呼：
沛之不欲有鱼也久矣。在昔明时，阻塞下口，致河停浚。然鱼犹历受水患，于兹百年，今诸邑上流既浚，而沛复下阻，是不欲鱼民有生也。沛恃越省，敢恣强暴，事必有属愿得其主者，而甘心焉？
在马得祯动员下，绅衿樊生珠、百姓孙文运等先后向济宁道韩栋、总河王新命等地方要员上诉要求沛县配合挑浚河道。总河王新命令兖州知府祖允图、鱼台知县马得祯前去查议此事。
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兖州知府祖允图、鱼台知县马得祯、沛县县令勘察沛县安家口一带河道后，召集沛县百姓希望能支持安家口疏浚工程。由于有河道总督、兖州知府等地方要员出面，现场数千百名沛县百姓皆“踌躇莫敢对”。在国家权力的压力下，沛县生员阎文焕等人不得不表态支持浚河。兖州知府祖允图设计了一条疏浚沛县安家口淤堵河道的方案。安家口在江苏沛县辖境，非兖州府管辖，祖允图担心呼应不灵，请河道总督王新命檄饬江南淮徐地方官速为疏浚。
河道总督王新命檄饬济宁、淮徐二道督催各县士民出夫挑浚。在河道总督等地方要员斡旋下，下游沛县的安家口河道挑浚最终得以施行。鱼台县境河段接续昭阳湖长108里，应挑口宽10丈，底宽8丈，深5尺，征劳夫2000名，月余工竣。在国家权力支持下，鱼台县终于在这次涉及上下游各县挑河的较量中赢得胜利。鱼台知县马得祯对这场牵涉山东、江苏两省数县的挑河感慨颇多，道出其中不易：
事机之不可失也如此！夫非值恩诏蠲租，则士民恐无余力；非上台肫挚救民，则沛口必不能开。自此以往，鱼台百年不能下泄之水，一朝可以宣泄无虞，曹、定、城、巨、单、金众县会放之流，或可不为鱼患，祸福转移，不容发间矣。则是河隄疏筑与湖口之浚也，岂非各上台鼎彝必勒之勋，而县令所藉皇恩以力民务者哉？
为了让下游沛县配合挑河以疏泄积水，鱼台知县马得祯调动县民支持，向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实权大臣求助，在获取国家权力支持下，最终逼迫下游的沛县支持挑河。工竣，鱼台百姓将县境这条自金乡界北田寺起，至柳沟村，横贯牛头河后东注南阳湖，过马公桥入昭阳湖，达东南沛县安家口的108里河道称为“马公河”，后因马得祯反对，改名“新开河”
。
这条由鱼台知县马得祯倡议并调集各方力量参与挑挖的新河很好解决了鱼台县的泄水问题。然而，这条新河却影响到周边各县的泄水，招来各种不满，以邻县金乡为最。金乡与鱼台的泄水纠葛，渊源已久。明嘉靖年间，金乡试图于县境南部挑河泄水，下游的鱼台却不配合。这导致金乡下泄之水为鱼台垠阻，流缓淤浅，县境常有淤水之患，百姓困苦不堪。金乡泄水河道主要有城南新挑河、城北石家桥河等河。这些泄水河道必经下游鱼台后泄入南四湖区。
鱼台知县马得祯未挑新河前，鱼台张家庄有一道大河，可泄金乡积水入南阳湖。康熙三十年（1691），开挑新河后，鱼台于张家庄前横筑大坝，截断了上游金乡县的下泄水流，导致金乡泄水问题愈益尖锐。对此，金乡知县沈渊对鱼台开挖的新河评价颇低：“河益隘折而泄益迟，迄今金（乡）、鱼（台）之民，并受其害。”开河后，金乡仅靠一道柳沟河入河，该河桥梁众多，泄水更难。他指责马得祯筑张家庄坝，堵塞了上游的泄水通道，“金乡独受腹满之患也”
。他强调应拆除张家庄大坝以泄金乡余水。此议遭下游鱼台等方面反对。
拆除张家庄坝的方案遭下游鱼台等县抵制后，金乡知县沈渊只好寻找其他泄水方式。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沈渊将金乡城南河由苏家桥北上赴道沟，与北河合流，过周家桥后，连通距苏家桥里许的旧河道。他率农户开挑一道十里余河道，分流经北天寺至孙家桥。沈渊还试图将金乡积水引至江苏丰县。城东渠家桥接丰县西北之水，旧有河道北流，经北天寺至孙家桥，河道淤塞，但行迹仍存。他还于四十八年春率民疏浚河道八里许宣泄积水。
疏河泄水往往涉及上下游各州县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在没有强势外力介入下，作为利益一方的州县很难取得挑河的胜利。由于下游鱼台县不拆除阻碍泄水的张家庄坝，沈渊不得不费尽周折挑挖路途遥远的泄水通道。在挑河泄水失败后，金乡知县沈渊对挑河各方不配合极为无奈：“呼应难通，徒使数州县民频罹狂涝之苦。”
至乾隆年间，由于下游的江苏沛县阻绝河道，运河西岸的牛头河、新开河等泄水河只能以南阳、昭阳二湖为归宿，无法下泄沛县后入运河。鱼台、金乡等县泄水的侧重点由此前的疏河改为治湖。鱼台知县冯振鸿言：“夫河赖湖以消纳，则治河必先治湖，通其尾闾，使湖能受水，河流不疏而自下。”乾隆年间，疏浚河道已非鱼台诸县的急务。
鱼台县境牛头河入昭阳湖的旧河道，长60里，“路远而势亦逆”。乾隆二十九年（1764），鱼台知县冯振鸿自牛头河广运闸起开挖一道岔河入南阳湖，将西北诸县坡水由此河汇入南阳湖，不再由牛头河入昭阳湖。南阳岔河开通后，鱼台、金乡等县积水改入南阳湖，鱼台百姓“疏河之力可以稍舒矣”
。诸县泄水不再经牛头河旧河道入沛县昭阳湖，改入南阳湖，更便于泄水，与江苏沛县的水利纠纷也大大减少。
金乡县水文地理形势也发生着变化。金乡县境的陂河水源多为田间泄水，“河故无岸，汨汨而来，亦滔滔而往”。至乾隆年间，该县陂河开始加修堤岸。未筑岸前，田间野水入河易，消涸易，水易宣泄。筑岸后，田间野水不得入河，“散漫于田而不能束”。同时，金乡人继续呼吁下游鱼台拆除阻碍泄水的张家庄坝，认为保留此坝乃双败局面，“鱼邑筑（张家庄）坝以后，有金邑受水患而鱼邑庆丰年者乎？”金乡县的提议依旧未得到鱼台县的呼应，只能在县境内“扫除河岸，以仍旧制”
。嘉庆二十五年（1820），金乡县“大起徒役挑河”，与周边各县“讼阅繁兴”，水患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至咸丰年间，战乱兴起，康熙年间马得祯所挑新开河等泄水河道阻塞严重，泄水功能逐渐丧失，军事防御功能却被强化，甚至有人建议引黄河水东入金乡以加强防御。
运河东岸的水利纠纷同样突出。以济宁与邹县的纠纷为例。济宁东乡诸河中以泗河水势为最大。泗河上游河身宽数十丈，至下游横河集河身变窄，“出口之处，阔止三四丈，全赖董家口支河以分其流而杀其势”。泗河东岸地势较西岸为高，每有决溢，均淹及西岸土地。康熙年间，邹县车家桥、阎家口一带河道淤垫不通，泗水分杀无路，“泗水一发，即至漫溢，而堤防未有不冲决者也”
。康熙三十六年（1697），济宁知州吴柽高筑泗河西堤，设鸡嘴坝，浚姜家桥河段淤浅处。他召集济宁士民，“照按依亩分工之法，产主助食，佃户出力，借常平仓谷以济之”。当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开工，五月十三日完工。
吴柽修筑泗河西堤后，“水势障而之东，东边邹、济之界又不免被淹”，有效防止了泗河涨水淹及西岸地势低的济宁地区。然而，修筑西堤后，泗河东岸的邹县受淹的风险大增，引起邹县人的抗议，提议修筑东堤。济宁知州吴柽反对修筑东堤，指出泗水西决，水无归泄之路，汪洋一片，经冬不消，有误播种；泗河东岸情形有所不同，南有独山湖为归宿，“不至如西决之久积为患也”。他希望邹县疏浚支河以泄水，可免被淹之患，“议筑东堤恐难保固亦属末务耳”
。至乾隆年间，邹县筑泗河东堤，济宁人对此也颇为不满。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言：“今已筑东堤矣，徒截归湖之路，水发仍不免冲决，此论实中肯。”
泗河西堤能防止泗水漫溢危及西岸的济宁地区。因此，济宁州不断对西堤完善巩固。道光十八年（1838），知州徐宗幹捐修泗河西岸姚家庄民埝。十九年（1839），徐宗幹继续捐修泗河西岸吴家湾、齐家营等处民埝。
二十二年（1842），鉴于李家河口近堤村庄地少民贫，“大半逃徙，核计频年灾缓粮赋”，徐宗幹决定借帑兴修横河口及李家河口两处河堤。
围绕修筑泗河东西堤问题，济宁、邹县始终未能说服对方，各自加固对本方有利的河堤，最终陷入以邻为壑的双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