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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讨论，学术界普遍认为运河及漕运的畅通是整合区域社会，刺激城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王云认为，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剧烈的社会变革来自外力，动力来自客观地理条件的改善和国家政策的调控。
虽有学者提出一些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运河作为地理环境因素是影响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彭慕兰（Kenneth Pomerranz）的研究将视线聚焦漕运衰落的晚清时期，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国家政策对于山东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晚清时期伴随着中央政府国策从“自强”到“现代化”的转变，广大的黄运地区（含山东运河区域）由此前的华北核心地区沦为从属于天津、青岛以及其他新兴城市的腹地地区，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百姓生计也更加艰难。
在运河畅通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以运河城镇与商业发展的讨论最为热烈。有学者直言：“运河漕运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都城和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中国南北城市系统的整合和运河城市类型的产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伴随着运河畅通，山东沿运的临清、聊城、济宁以及张秋、七级等典型的运河城镇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傅崇兰、张熙惟等人强调明清时期南北大运河畅通以及沿运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运河城市的繁荣。
王云指出，运河贯通后，山东运河区域一改往日偏僻闭塞之弊，对外交流扩大，并形成临清、济宁、聊城、张秋镇、夏镇等不同层级城镇串联起来的工商业城镇带。
京杭运河的畅通直接带动运河城市（如临清、聊城、济宁等）由政治性、军事性城市向发达的商业城市转变。
临清是汶卫交汇的重要城市。许檀指出，临清借助优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一座以转运贸易闻名的商业中心型城市。
毛佩奇指出，临清的兴盛受益于大运河的开通和明代的漕运政策，其繁盛完全由于外部条件所促成。一旦这个外部条件消失，临清的繁盛便迅即消失。
郑克晟、冯尔康指出，明末清军的洗劫导致了临清元气大伤，工商业长期处于凋敝状态，到乾隆时期才逐渐恢复发展。
聊城是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许檀利用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对清中期活跃于聊城的山陕商人经营规模作了推算：乾隆初年，其经营总额还只有数十万两，嘉庆年间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1‰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
在讨论明前期济宁崛起的历史背景时，孙竞昊以形象笔端描绘道：“在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特定时期内，济宁的运河故事，也即自然与处在各种群落和社会结构中的人们相互作用的故事，便紧紧围绕着大运河展开。”
在研究明后期泇河开凿直接导致地方城镇徐州、台儿庄的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时，李德楠指出：“运河兴则城镇兴，运河衰则城镇衰。”
运河变迁与城镇发展命运密切相关。受益于运河交通的便利条件，沿运州县涌现出数目可观的商业城镇。台儿庄因泇河开通的历史机遇完成了“由庄到城”的历史蜕变。
地处黄河、运河交汇要地的张秋镇借助优越地理位置发展成为繁华城镇。官美蝶论述该镇的商业繁华之状。
李德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张秋镇水环境变迁与行政区域调整的关系。
张程娟从漕运制度的变革出发，分析明中期张秋镇的发展问题。
郑民德、朱年志等对七级、阿城等代表性的商业城镇的发展作了研究。
随着城镇商业的繁荣，大量的外地商人涌入山东运河区域经商获利，以徽商、山陕商人、江西商人等商帮力量最大雄厚。王云对这些客籍商人的分布区域、经营特点、经营行业、组织规模等作了详尽研究。
张礼恒、吴欣、李德楠则对本土鲁商的商业活动作了研究。
许檀、李令福对明清山东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两年三熟制的形成、土壤盐碱化及改良等农业问题做了全面研究。
成淑君、程方分别讨论明代、清代山东的农业的开发状况。
陈冬生对山东运河区域的棉花、烟草、果木等经济作物种植做了研究。
李明珠对清代以降华北地区市场与粮食价格进行了量化研究，并以灾荒为切入点思考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联系。
袁长极、李德楠等人对运河开发与旱潦、土地盐碱化以及农业发展的关系做了研究。
人工运河改变了区域水文环境。高元杰、郑民德对会通河北段运西地区的排水问题作了研究。
李德楠对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问题作了研究。
士绅阶层是中国古代精英集团的一个特殊性群体。张仲礼、费孝通、周荣德等学者为士绅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锡瑞、韩书瑞等学者对山东运河区域不同州县的士绅（主要是举人）不同时段的分布情况做了细致统计，指出鲁西地区士绅阶层的软弱导致异端活动盛行。
孙竞昊研究“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尤其聚焦特殊时期（明清鼎革、清末）地方士绅精英发起的挽救城市命运的各种活动。
李明珠认为，由于士绅阶层软弱，在救荒等社会福利开展上，中国北方地区显著呈现出一种中央强、地方弱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与南方地区盛行的地方领导模式形成明显对比。
作为士绅阶层中所包括的世族、世家阶层，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郭学信认为，簪缨相继的仕宦家族既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主体。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仕宦家族中的仕宦者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社会中皆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社会群体。
秦晖将河南、山东等省地主阶层分为权贵地主和平民地主两个集团，认为在明清鼎革之际平民地主对政局演进起着关键作用。
程啸在研究鲁西义和团地方动员时指出，村镇精英的角色、身份和权力资源相当复杂，不能仅考虑受教育程度、法权等标准，还要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权力的多元性。
罗仑、景甦对山东（含运河区域）“从农民分化中游离出来的经营地主”的经营状况做了研究。
马俊亚对淮北（含鲁南部分地区）底层百姓生计、民风民性等问题作了细致研究。
王云研究山东运河区域盛行的嗜酒、尚武之风。
孙竞昊等认为，明清时期大运河推动的城市化塑造了济宁开放、包容的城市环境，既促进了当时精神文化和正规宗教的繁荣，又排拒了极端或偏狭的异端教门和秘密会社。
综上，现有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来讲，运河本体（运道变迁、闸坝设施之类）
、城镇商业等内容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生态变迁中的关键问题（如水环境变迁，漕运兴衰与各类社会群体的互动等）研究尚显薄弱；其次，在研究地域上讲，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济宁、临清、聊城以及张秋等商业繁荣的城镇地区，广大腹地州县的社会生态变迁研究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