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的区域和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特定空间范畴为研究取径的区域社会史成为学界开展研究的一个潮流，甚至出现“关中模式”“华南模式”“江南模式”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学者指出，学术意义上的区域史研究，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的研究。 只有具备一定内聚力的地表空间，才能称之为区域。这种观点已成为学界共识。 吴欣在这种观点基础上强调指出，运河区域是一个以运河为规定性建立起来的区域。

将“山东运河区域”这一地理概念用于学术研究，较早见于陈冬生。 此后，王云在其著作《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中对“山东运河区域”这一地理概念进行界定。她指出，山东运河区域是指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山东境内流经的州县及辐射州县，大体包括今枣庄、济宁、聊城三市及德州市的德州、陵县、武城、夏津、平原，菏泽东部的单县、巨野、郓城，泰安市的东平，济南的平阴等近40个县市。

吴欣将运河区域分为运河流经区域和辐射区域，强调不能以距离运河的远近作为划分是否是运河区域的标准。她以距运河仅20里的阳谷县和距运河较远的济南泺口镇为例，指出前者虽距运河近，但经济发展并未太多受到大运河的刺激影响；相反，后者虽距运河远，但此地的海盐经大清河向运河贩运，深受大运河的影响。因此，她认为距离难以成为界定运河区域的标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运河区域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山东运河区域是一个弹性的地理概念，主要由大运河流经的核心区域以及辐射区域构成。本书的“山东运河区域”，以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行政区划为准，主要包括兖州、东昌、曹州、泰安、济南5府以及济宁、临清2直隶州。具体来说，运河区域各州县包括兖州府的滋阳、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汶上、阳谷、寿张9县；东昌府的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县、冠县、馆陶、恩县9县及高唐1州；曹州府的郓城、巨野、单县、范县、朝城、观城等县；泰安府的东阿、平阴等县及东平1州；济南府的德州等州县；济宁直隶州的济宁州及金乡、嘉祥、鱼台3县；临清直隶州的临清州及武城、夏津、邱县3县。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述各府人口数目、田地数目以及人均田地数如表1。

在讨论运河与区域社会互动的具体问题时，我们不能单纯以距运河的远近为标准，有些距运河距离远，看似与运河“无关”的辐射州县也应当纳入“运河区域”这一具有弹性的地理概念中去。譬如在讨论运河泉源管控与开发对区域社会影响时，距运河较远的莱芜、肥城等州县理应纳入考察研究的范畴。而在讨论运河交通与商业发展时，距运河较远的济南泺口镇自然要纳入考察研究的范围。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将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中心地理论应用于中国区域史研究，将清代的帝国版图分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满洲九大区域。施坚雅对各大区的人口密度做了估算，其中1893年的华北大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3人，仅次于长江下游的233人，而各大区人口密度为100人。 周锡瑞在借鉴施坚雅研究基础上对华北大区的经济发展概况做了描述，除大运河附近地区外，“和中国的其他任何地区相比，华北大区都更是一个城市稀少、人口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 。

本书研究的山东运河区域就地处华北大区的中心地带。民国十九年（1930），山东省实业厅根据各县建设局呈报的县境土地面积、耕地面积、全县人口以及农民人口数据绘制了全省103县的各项数据比较表。我们撷取运河沿线24县的数据列表如下。由表2可见，山东运河区域各县农民人口普遍占到全部人口的70%以上，宁阳、邹县、泗水、汶上、金乡等9县甚至达90%以上，其中泗水、冠县农民人口更是占全部人口的99%！

本书研究时段从明永乐九年（1411）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至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正式裁撤河东河道总督为止。元代曾在山东境内开通济州河、会通河等河段，但由于施工仓促，南北分水点选位不当，闸座分布不合理等因素，山东运河并未充分发挥出漕运的重要功能。 因此，本书主要对明清时段（1411—1901）山东运河的开挖、维持以及运河与区域社会互动博弈关系展开研究。 rDV2p8XMv3oGJ9fDBsT4QDquzVcoSxdXVc4094TO1l4VM3UWOJDrtU1S0Jv4Zg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