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环境变迁与城市洪涝

一 洪涝严重的运河城市

（一）汶泗水系

济宁州。洸河、府河在济宁州城北东关合流，绕城入马场湖。为蓄水济运，两河沿途设置闸座，调剂水量。每年秋汛来临，减水闸存在坏损，河道多淤塞不通，河水无法正常入湖。即便洪水泄入马场湖，却经常出现“湖不能容，旁溢四出”，“诸水既无行道，又无出路”的局面 ，洪水困在济宁州一带，洪涝灾害相当严重。在1736—1911年的176年间有81年发生洪涝灾害，基本每两年就会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见表1—2）。济宁州城洪灾也是相当严重（见表1—3），尤其是在洸、府河交汇的城关地区，几乎年年为灾。东关一带民居稠密，房舍甚多，“每遇汛涨风雨，居民纷纷迁徙，彻夜号救之声，惨不忍闻” 。

鱼台。邻境丰县、沛县、金乡、单县，地势高仰，而鱼台地势卑下，遂为周边各县众壑所归之所，“素号泽国” 。鱼台在1766—1911年的176年间，就有72年发生洪涝灾害，频率相当高。鱼台城市洪涝也相当严重。嘉靖十三年（1534），黄河决口，洪流直趋鱼台，县城几乎不保。 万历三十二年（1604），汶河于南旺决口，“由丰、沛入境，为城郭患” 。乾隆二十一年（1756）水患也惊心动魄，时任山东巡抚杨锡绂奏称：“鱼台县城本年九月被水淹浸……该县土城一座，周围约四里余，地势低洼，形如釜底……此番被水，茅房土屋多已倾倒，其衙署、祠宇、仓廒及居民瓦屋虽尚无恙，亦恐不能经久。先经该县知县将城门堵住，用水车数十辆日夜车水，使水出城外，少停即仍渗泄城内。”

金乡。金乡的洪涝灾害也相当严重，1760年、1761年、1766年、1796年、1799年均发生严重城市内涝 ，以1761年最为惨烈，记载最为详细：

城外居民扶老携幼，相率入城者，络绎不绝。未几又有走而呼者，四门尽屯矣。无何犬声起于西关，怒号砰湃，万窍俱鸣，盖已溃堤抵城，而没其半。当是时，城外漂荡，城内惊扰，继之夜犬狂吠，与汹涌之声相杂，不知所措。而北门出水沟口涌溢街巷，倏成巨浸。……老幼妇女，奔集战内，依庵就庙，昏夜哀泣。丁壮营护室家，不忍舍去。有乘筏者，有骑屋背者，有叹息于□□。

东平州。东平州地处汶河下游，每年夏秋汛期经临，汶河水涨，携沙直下，排山倒海，冲堤溢岸，直趋州城而来，而城内地势又低于城外六七尺，因此州城“恒为泽国” 。1747年、1749年、1769年、1810年均有严重城市洪涝的记载。乾隆年间，知州沈维基对州城所受洪涝之惨烈，有刻骨铭心的描述：

（州城）东、南两面当来水之冲，西、北两面成赴壑之势。水一进城，不能复出，阖城民命、庐舍、仓廒、库储，并有累卵之危。当大雨之时，即多拨人夫，各门防范，而汹涌之势，已难捍御，始堵以土，继下以埽，更急则用棉被褥袄等物堵塞，昼夜防护，犹虑不测。自五月至八月，官民几无安枕之时。每一念及，辄为心悸。

（二）马颊、徒骇河水系

对比而言，本区洪涝程度，要低于汶河水系。表1—2可见，1736—1911年本区受涝次数最频繁的聊城（58年次），也要大大少于南四湖区的济宁州（81年次）、鱼台（72年次），仅比汶河水系的东平州多3年次。

聊城。聊城地势平旷，境内无高山为屏障，城外有徒骇河经行。自濮州、范县、朝城、堂邑、莘县、阳谷所来坡水，对城市造成很大威胁。1736—1911年的176年间中58年发生洪涝灾害，平均每3年就有1次洪涝。城市附近的金家洼，地势最低，“西逼运河堤，东逼徒骇河堤”，“一遇淫潦，坡水骤集，宅地漂流” 。雍正五年（1727）夏汛，大水冲毁城北护城堤，泄入城内，导致1400多口贫困百姓流离失所，等待救济。 雍正八年（1730）夏，连降大雨，连同西来坡水，一起围城，“水遂 漫，城不浸者，仅三四版” 。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洪水汇入徒骇河，涵洞冲决，威胁城市，“六七夜抢护堵筑，始得安” 。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西来坡水骤涨，突至城根，事前虽将“西南北三门堵筑坚实”，洪水还是冲破西城门，漾入城市，声势颇大。

阳谷。阳谷亦为平坦地势，“四无冈阜，沃野千里”，境内有沙河（即马颊河）、清水等河东流汇入东境的会通河。 1736—1911年间，阳谷有载的洪涝有54年次。光绪年间所修县志记载的阳谷大水，就达22年次之多。 造成阳谷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也是上游莘县、朝城诸县所泄坡水。方志、档案中所载阳谷县城洪涝就有1493年、1653年、1768年三次，差不多每次均发生城垣坍塌、房舍摧毁、出行乘筏的记载。

除聊城、阳谷外，会通河西岸地区的莘县、朝城、观城诸县城市发生内涝的罪魁主要是西来坡水导致。当然，也有特例，除西来坡水引发洪涝外，黄河决口泛滥，也是引发寿张县城内涝的另一罪魁（见表1—4）。

（三）漳卫河水系

临清。临清是漳河、卫河交汇之地。每年夏季七八月间，汛期经临，卫河水流湍悍，同时，汶河进入汛期，“益以汶七八月间洪涛峻泄，水势冲击”，两股激流汇聚临清，带来严重洪涝。1736—1911年间发生59年次洪涝，位于本区所有州县之首。民国《临清县志》中记载的有清一朝发生的与卫河决口相关的洪涝就有25次之多。 同书谈及卫河决口，更是直言：“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全漳入卫以后，河之决口，更为频数。雍乾至同光，为时仅百余年，河决不下数十次。”尤以道光三年（1823）河决10余处，县城居民出行乘舟。道光二十年（1840），卫河决口，县境大水，沿卫河24州县一片汪洋，“向来未有之奇灾” 。

武城。武城“地卑土淖，又当卫河下流之冲，三面受害”。武城所受大水“自漳河、沁河、滹沱河而来，自西南五百余里，至临清州，卫河并而北行”，之后运河河道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水量，于是河水冲出运河河道，“泛涨汹涌”，酿成大祸。 更致命的是，武城县城就坐落运河南岸。城垣“东北一带，坐当顶冲，城根日渐坍塌”，而且城垣地基多系虚松流沙，加上汛期汶河、漳河、卫河，汹涌水势，冲击汕刷，城垣动辄蛰裂塌陷。 每逢大水之年，水涝严重，直接威胁县城，室庐荡没，“浮舟入坊肆矣” 。正德、嘉靖以来，“凡两遇流寇，三遇大水” 。隆庆三年（1569）夏，武城洪涝最为惊心动魄：

（洪水）将武城西南毛家庄新筑护水长堤冲过，直灌运河，至武城城下。……洪波滔天，无处非水，莫辨境界。城堞崩裂，四关并二十一里乡屯，淹没民田六千四百七十五顷五十二亩有余，坏房屋三万二千三十四间，男妇死者共二百六十一口，牛驴马诸畜八千八百五蹄。其中虽有高埠可避，然庐舍尽倾。木栖者有之，坐卧无地，烟火无炊，赤身暴风淫雨之中，居食两空，已经半月有余。而水势，至今未退。

德州。德州地势平坦，也是洪涝重灾区。1736—1911年间发生洪涝52年次，平均每3年就有一次洪涝。德州城垣也紧邻运河。为保护城垣，先后四次西移运河河道，减少洪水对城市破坏（见下文）。万历三十五年（1607），运河决口，大水围城，赖护城堤阻挡，城垣方保无恙。 万历三十六、七连续两年，卫河水涨，“河浸啮堤，逼城仅数武，势将无城” 。乾隆二十六年（1761）八月，运河东岸草坝漫口，洪水溢入护城河，灌入城市。而城市东、南、北三方均有护城大堤，洪水困在城市，无法泄出，对城垣造成很严重威胁。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运河满溢，而城北哨马营减河河道淤塞，尽为民田，洪水无法畅泄，遂四面围城，城垣坍塌六七处，南北大路水深丈余，“会试公车往往顺堤绕道而行” 。

与之类似，本区其他州县洪涝主要也是受上游漳、卫诸河汛期决口泛溢引发。民国《冠县志·祲祥》中收录的明清洪涝有22年次，其中多数与卫河决口有关。如万历二十年（1592）夏，卫河发水，冠县“当卫水之冲，城垣颓者十七八，往来可通牛马” 。再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卫河于元城县小滩镇决口，洪水满入冠县，很快将县城围困，声势浩大。

二 城市洪灾探原

1.运河的开凿，导致鲁西地区水文地理条件发生极大改变，河流排水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本区城市洪涝不断的重要原因。

汶泗水系地处黄淮海平原和鲁中南山地的交接地带。运河开凿前，西来的济、菏、汴诸水，东来的汶、泗、沂等河汇注于此，大都有比较畅达的排水通道，洪涝问题尚未突出。 运河开凿后，为蓄水济运，大量河水滞留此区，泄入沿运水柜。此举虽旨在保障漕运畅通，但也成为本区成为洪涝灾害重灾区的原因。与济宁城关系密切的洸河，因要实现漕运顺畅的战略，人为将其河道淤塞，河流不畅，大水汇聚济宁城上游。原来，洸河是汶水支流，河源是“泰山郡莱芜县原山之阳”，每临汛期，“泰岱万壑沟渎之间，合注而之”，“泥沙混奔径入”，波涛汹涌。洪水过后，泥沙淤积，河道淤塞严重，理应疏浚河道，尽快宣泄洪流才是。然而，“若将洸河浚深，则汶水尽出济宁，南流徐吕”，济宁以北至临清四百余里运道，势必缺水干涸，梗塞漕运。所以，尽管洸河河道淤塞严重，但为确保漕运畅通，明清两朝人为减少对河道挑浚，从而加剧了下游济宁州城的洪涝。

马颊、徒骇河水系处鲁北平原西部临清卫河和今黄河之间运河沿线地区，“位于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东北斜面，地势平坦，从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 。本区曾是上古、中古黄河漫流的重要区域，岔流旧道纷繁复杂。在会通河开凿前，夏秋雨季形成的洪水（又称坡水），可通过马颊、徒骇、大清等河畅流入海，不致造成严重水患。会通河开通后，犹如一天然土坝横亘其中，阻挡了夏秋西来的坡水，引发运西地区严重水患。 简言之，运西地区排水不畅，既是导致本区农业排水不畅，也是引发城市内涝的主要原因。

漳卫河水系的南运河，在临清以上称卫河。卫河发源山西境内太行山东麓，沿程主要有漳河、滹沱河、子牙河等河汇入。本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河道丰枯水量变化很大。 每年汛期，上游河道水量大增，含沙量较大的滹沱河、漳河汇入卫河，直灌下游南运河，运河河道淤高，洪水冲堤毁坝，引发下游城镇严重洪涝。

2.黄河下游的决溢泛滥，依旧是造成鲁西南地区水灾不可忽视的因素。

黄河历来以善淤善决著称。据初步统计，在1949年前的约3000年里，黄河下游发生的漫、溢、决口和改道有1500余次。 弘治六年（1493），刘大夏堵塞黄陵冈、金龙口（今荆隆口）决口，于黄河正流北岸筑360里长太行堤一道。黄河下游北决地点移至鲁西南，金乡、鱼台、徐州一带，不断受到黄河冲溃，洪涝不断。 为避免黄河对运道干扰，明中后期朝廷先后开凿南阳新河和泇运河。汶泗水系的南阳、昭阳诸湖西部地区，原本地势低洼，加之运河改道，国家关注度下降，俨然成为黄河泄洪区。《黄河大事记》记载明清两朝（铜瓦厢决口前）黄河决口，经曹州府曹县等地，注金乡、鱼台一带，甚至漾入昭阳、微山诸湖，就达25次之多。

文献中关于州县被黄河灌淹的记载比比皆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黄河决于丰县，穿昭阳湖灌入南阳，不久单县决口，鱼台、济宁地区平地成湖。 顺治七年（1650）九月，黄河荆隆口决，直冲张秋，淹及寿张县城，境内大水至九年二月才慢慢退去。 顺治十年（1653），黄河荆隆口再决，莘县、朝城、寿张、阳谷、聊城一带受灾，往来需乘舟。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七月，黄河在曹县满溢，洪水奔腾直下，围困金乡县城。金乡人“将城门用土堵塞，水势尚在未定，惟有竭力防护城垣仓库民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黄河仪封漫口，洪水下注，经菏泽、单县、曹县，直下金乡、鱼台。 咸丰元年（1851）七月，黄河丰北厅蟠龙集漫溢，“水势倒漾东省微山湖，以致河湖融成一片”，济宁州一带被淹严重。

3.一些人为不当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洪涝问题。

汶泗水系的湖区百姓侵占湖滩，垦种湖田，比较普遍。地方官为提升政绩，趁机升科征税，扩充财源，多放纵占田行为，“水柜尽变为民田，以致潦则水无所归，泛滥为灾” 。由于水源减少，安山湖在明后期起，就被朝廷视为鸡肋，湖田不断被垦殖，到乾隆年间被政府允许百姓垦田升科。南四湖区亦是如此，在明中后期被百姓竞相垦殖。除湖田外，就连入湖支河也难逃垦殖。牛头河是微山湖上游河道，向来受湖西上游各县坡水泄入水柜，但该河淤地土殖肥沃，被鱼台百姓垦殖，导致济宁、嘉祥、金乡、汶上等县，“每遇潦水无去路，往往被淹” 。

情况类似的，还有会通河西部地区。此区排水困难，理应挑浚河道，促进排水，但乡民却占河道垦殖成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朝廷会议称：“沙、魏、清、赵、马颊、徒骇、老黄等河”，“一至水涸，各图近便，垫作路梗，易致水塞沙积，更有贪利愚民，于河心私植芦苇，尤易壅塞，迟之数年，必致间段梗阻” 。方志中更明确记载了大量河滩地。徒骇河博平境内有11顷59亩多的成熟并自首河滩籽粒地，聊城、堂邑、馆陶、阳谷、寿张等县均有河滩地10余顷。

除以上列举的主要原因外，闸坝疏于修治，防洪调水功能不能发挥，以及州县间缺乏配合，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见下文），也是造成沿运城市洪涝的重要原因。

三 防洪举措

（一）疏泄

在泄洪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依照各自然区不同的水文、地理地貌，明清两朝逐渐在山东运河沿线规划了相应的泄洪河道。

会通河南线湖区“水柜”，因地势高低不同，在蓄泄沿线河水上，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运河东岸蜀山、马踏、马场、独山诸湖，地势高于运河，适宜作为蓄水湖进行济运。而西岸的南旺西湖、昭阳、南阳诸湖，地势低于运河，虽名为水柜，实则一般作为泄水湖，以承受来自运河以及上游河道所来多余洪水。 此外，运河以西的安山湖，在明初承上游黄河决溢以及济水分流之水，可作提供运河水源的水柜。但在刘大夏建筑太行堤后，安山湖无固定河水注入，又无泉源灌注，因此乾隆七年开始，正式被当作为泄水湖，承受周边泛滥无归的坡水，同时准许百姓占湖田垦种。

马颊、徒骇河流域的泄洪通道主要有三条：张秋镇以北至阳谷、聊城一带，将洪水引至龙湾一带泄入徒骇河，至沾化县久山口入海；聊城以北至堂邑、博平、清平一带，洪水引至魏家湾一带泄入马颊河，至无棣北入海；最后一条入海通道是，将运河西岸各闸洞全部开放，将上游坡水泄入运河后，泄入大清河入海。

漳卫河流域的泄洪，主要通过恩县四女寺减河和德州哨马营减河，将上游的馆陶、临清、夏津、武城等处多余洪水泄入钩盘河归海。四女寺减水闸，建于嘉靖十四年（1535）。雍正三年（1725），内阁学士何国宗奏请改建为滚水坝，坝宽八丈，坝身高出河底一丈七尺。哨马营减水坝建于雍正十一年（1733）。是年，卫河涨发漫溢，在德州哨马营、老虎仓等处决口，洪水继续北上冲进北境直隶吴桥、东光、沧州一带。山东巡抚岳濬因势利导，开哨马营减河，与四女寺减河合流后入海。

尽管朝廷规划了相应的泄洪通道，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沿线州县则采取了不尽一致的泄洪方式。

疏浚城壕，将洪水引离城市，是降低城市洪涝程度，采取的一种常见措施。如道光十九年（1839），济宁城发生的严重水灾，广大绅民在事先已挑浚城壕，洪水来临，经城壕入玉带河，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洪涝带来的严重灾害。 汛期洸河、府河水大为患，极易引发济宁州城严重水涝。为防水患的措施是，在两河入城前，就建减水闸坝（府河入城前有3座减水闸），缓冲上游水势，并将洪水引至他处，减少对城市冲击。同时，“令洸水不与府河并行入运，亦分杀之一策” 。

济宁州城毗邻马场湖和会通河，在疏泄洪水保卫城市上，只需将多余洪水直接泄入下游湖河即可，不必牵涉过多纠葛。然而运河区域的很多州县却因泄水问题，相互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水事纠纷。这些因泄水问题，引发的州县纠纷，在山东运河区域极为普遍，限于篇幅，本书仅以水涝严重的南四湖区为例。

南四湖区各县水涝频繁，各县之间更应协调配合，共同治理洪涝才是，现实却是每临水涝，各县之间互相指责，推卸责任，甚至以邻为壑。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夏，金乡县城被淹惨重，大水灌城，漂没田宅，溺毙百姓。金乡人“痛定思痛，何日忘之”，反省之后，将水涝原因推给下游的鱼台县。原来金乡县人疏浚河道，水流下注进入鱼台境内后，鱼台人用尽各种方法阻碍河流下注，试图将大水阻挡在鱼台境外，“会围如带，更桥以束之，坝以拦之，砌石路以迂回之”，致使上游金乡洪水势如建瓴，却得不到正常宣泄，最终导致严重洪涝。 对于上游金乡人的指责，鱼台人则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鱼台人认为，鱼台地势低洼，是上游各县泄水归宿，如若上游疏浚河道愈勤，则鱼台受到洪水侵害愈多，“苟非提防夹束，势必汪洋浸漫，禾黍庐舍，安有存遗？”因此，鱼台人对上游发动的河道疏浚多不感兴趣，“疏河者，他邑之利” 。

深受洪涝灾害的各县，多从地方利益出发，维护本县利益，致使严峻的洪涝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此种困局，往往需官府出面，才能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水事纠纷。康熙二十七年（1688）夏，鱼台知县马得祯上任伊始，以疏浚河道解除水患为重任，本县绅民踊跃响应，同时还一起联合上游的城武、单县、金乡诸县一起浚河筑堤。结果由于下游沛县未能参与，致使效果有限，“是水至归湖，不得迅下，病在沛阻下口”。马得祯继续努力，上书兖宁道后，通过总河王新命出面，告知兖州知府祖允图，最后沛县知县出面，做通沛县百姓思想工作，选择在县境安家口疏浚河道，上承鱼台诸县宣泄洪水，最终泄入微山湖。 在此案例中，疏浚河道，牵涉各方利益，需要各县官员的参与，要不是河道总督的出面亲自协调，这样一个成功的疏浚，要顺利完成，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二）堵截

巩固堤防，捍御洪水，是运河区域州县城市堵截洪水的常见方式。从堤防所处位置上，可大致分为防河（湖）堤和护城堤两种类型。防河（湖）堤主要是指为防止河道（湖泊）决口充溢，形成洪涝，进而威胁城市、乡村，而人为修筑的堤坝。这是防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线。

在这些河（湖）堤中，以漳卫河流域州县修建的抵御上游漳、沁、滹沱等河而建的防河堤引发的争议最大。武城在县境修筑毛家堤一道，“延袤三十里，广三丈，高丈许”，就引发周边各县强烈反应。该堤起自毛家庄，至西李庄止，嘉靖三十六年（1557）知县谢梦显修筑。 毛家堤在很大程度上能堵御上游所来的汹涌大水，免于武城“一城池之患” 。武城筑堤防护，免于水涝的做法，引发上游清河县的强烈不满。武城人给出的解释，毛家堤不仅仅是为了防护武城一县，更是为了保卫运河不受上游急流冲击，拿出漕运这个国家大计作为挡箭牌，谴责清河县要求掘毁毛家堤的做法，“是徒适一己之便，不顾漕运之重也” 。此外，武城县还于龙王嘴（今杨庄乡军营村附近）修筑的大堤，“立窝铺昼夜防守”，严防上游夏津县人偷偷掘堤，引起夏津县强烈反对。夏津县城西条河一带，位于运河、沙河之间，地势低洼，每年夏秋雨季，此地一片汪洋，只能从东北方泄水至夹马营（今武城县甲马营乡）牛蹄窝入沙河。然而，武城县修筑此堤后，直接导致此处积水无法正常宣泄。对此，夏津人指责武城人擅自修筑此堤，“私立石碑，雅称古堤”。雍正八年（1730），夏津绅民向上申诉，经县、府、道层层上递，最终由河东总督田文镜做出裁决，将此堤掘开，并按现存沟道形状，掘出宽三丈，深五六尺不等的泄水河道，以使夏津莲花池等处积水得以直达沙河入海。同时，还废去武城私立石碑，另立一块石碑，以垂永久。

山东运河城市抵御洪涝的第二道防线，就是护城堤（表1—6）。山东运河区域乃黄淮海平原中的冲积平原地带 ，地势平旷，沿运城市无高山峻岭为屏障，因此护城堤对于城市防洪所起到的防御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嘉庆元年（1796）秋，南四湖区突发洪水，金乡县城地势低洼，有随时被灌城的危险。该县上下三昼夜不停加固护城堤，终使城市得以保护，居民安然无恙。 护城堤最常见的加固措施，就是采取在堤根广植柳树。万历二十五年（1597），阳谷新筑土堤后，“植柳护之”，之后八年，知县范宗文又“补植千株” 。雍正八年（1730）秋，山东巡抚岳濬亲临聊城，检视刚重修的护城堤，一再叮嘱聊城知县要多植柳护堤。

坚固的城垣是运河区域城市防御洪水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些州县城市的城垣大多建于明初洪武年间，后来历经多次修缮加固，包括城墙的加高巩固，城壕挑挖，以及相关配套设施（月城、角楼、城垛等）的完善。其中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城垣最初多为夯土结构，在连遭洪水侵蚀下，墙体很容易发生破坏，“易成而难久” 。到明中后期，特别是万历年间，很多城市开始从土城向部分砖城，以至砖城的转变（表1—7）。在此一过程中，最初只在城垣的关键部位，使用烧砖，来替代夯土。主要目的是节省经费，爱惜民力。

在城垣重修中，有些城市特别注重城垣排水防洪功能的设计。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寿张知县孙立方在重修城垣时，特意在城垣底部安设水簸箕44道，出水涵洞4道，将城内积水引入城壕。 府河、洸河在济宁州城东北汇合，遇水涨之年，直冲城垣，危及城市。济宁州城垣东北隅外墙，特意筑排桩碎石，保护城垣，减少洪水对城垣的破坏。

乾隆三十四年（1769）起，东平州将土城全部改筑砖城，工程持续将近4年。这座全新的砖城，在设计上，特别在北门大券台、月城券台下各安设明沟一道，“深三尺，口宽六寸，沟两旁甃以大石”，夏秋汛期，大水来临，即填土堵塞明沟，防止大水入城，水退，则去掉填土，宣泄城内积水。 同时，为避免洪水直接冲击城门，东平州特意在改建砖城时，在五个城门，各建拦水闸一座。每门设立闸夫十名，遇有洪水来临，即逐层下板，洪水退去，则启板去土。拦水闸主要规格如下：

每闸高一丈一尺。小东门为水顶冲，又加高二尺。金门各宽一丈三尺，进深六尺，两旁各前阔四尺，后阔八尺，若燕翅然。下筑大式灰土三步，以资永久。闸底满砌海漫石，并砌牙子石。一路闸墙，用厚一尺宽二尺大料石叠砌，每层俱江米灰浆灌足。安银锭扣凿板槽二道，以水势骤涨，非一重枋板，所能捍御，须内外两重板，并下中筑以土，则水无泄漏，斯万无一失矣。

（三）迁河

一些城市紧邻运河，每年汛期，水势大涨，对城垣形成很大压力，进而威胁城市。常见做法就是开挑引河，迁移河道，降低河水对城市的冲击。此法在德州城垣保护上最具代表性。为保护城垣，德州先后四次挑挖引河，西迁运河河道。洪武三十年（1397），德州于运河东岸“截河湾”，兴筑城垣，第一次西移河道。万历四十年（1612），重修城垣，“自大西门外至廻龙坝，另开挑新引河”，第二次西移河道。此次西移运河河道后，运河仍靠近州城西门振河阁，对城市仍有很多冲击。作为补救，遂“建有护城砖工，抵御水势”，但时间一长，“砖工坍塌”，为避运河顶冲，雍正十三年（1735），继续改挑一道长265丈的引河，此为第三次西移运道。但此次西移河道，并不彻底，州城西方庵一带“形势偏趋，入成兜湾顶冲”，危及城垣。为降低汛期压力，每年修筑埽坝，进行防护，费功费力。乾隆二十八年（1763），第四次西移运道，将旧运河河道筑坝断流，于运河西岸挑挖“上自魏家庄起，下至新河头止，长四百九十五丈”的引河一道，运河水走新河。

情况类似的还有武城。该县城垣地处运河南岸，东北一隅正为运河河道顶冲，城根坍塌，水逼城市。雍正四年（1726）正月，内阁学士何国宗建议，于运河北岸开挑引河，分泄水势，减轻对城垣压力。山东巡抚朱藻认为，开挑引河，水势缓和，势必泥沙淤积，阻碍漕运。他建议，于运河南岸修筑砖工，保护城垣底部。最终朝廷采纳了朱藻的建议。但此法亦有不周之处。原来，武城县城乃沙质地基，底部虚松，加上每年汛期，运河水势冲射城垣，时间一久，修筑的砖工早已蛰陷。于是，乾隆二年（1737）九月，户部左侍郎赵殿最建议，仿效德州御洪之策，于运河筑坝断流，将运河水引入引河，改行新河。这样，武城城垣既能避免急流直冲，也不会出现水势减低泥沙淤积的状况，从而提高城市防洪能力。这条建议最终才被采纳。 这条新挖运河河道，被武城人称为新河。之前运河河道被废弃，后成为淤地，由官府租给百姓种植芦苇，提供治河物料。

（四）迁城

以鱼台县为代表。鱼台县地势低洼，是多涝之区，“历世堪悲，书史所传，十一而已” 。每逢大水，县城多一片汪洋，受涝严重，逐渐出现迁城之议。明朝最大的一次讨论出现在嘉靖十三年（1534）黄河决口后。此次决口，黄河洪涛，顺流直下，鱼台县城几乎不保。一些大臣开始上疏，请求另择址建城。但此议遭到鱼台人的反对，以邑人武翰为代表。反对观点主要有：其一，危险已除，没必要。从成化年间起，以至万历年间，鱼台县城，“数遭大患”，但最终均安然无恙。现在洪水已除，“大患已撤”，没必要再兴师动众。其二，代价太高，“尽伤元气”。经多年经营，县城各类配套设施完善，强迫百姓“弃久宅之城市，依新刈之蓬蒿，哀鸣嗷嗷”，“其不堪甚矣”。 在鱼台人反对下，迁城之议，暂时搁置。

乾隆二十年（1755），迁城之议再起。当年，鱼台县城被淹严重，至严寒腊月，城内仍有积水未退。署山东巡抚杨锡绂认为，县城地势太洼，且逼近微山湖，若不及早迁城，“难保不再被淹”。他上书乾隆帝，建议于高阜之地，择址重建。经一番讨论，朝廷终于决定鱼台县城迁徙重建。

鱼台新城，原名董家店，地处县境西南部，距旧县城18里。此地山环水绕，有“莱河左环，菏河右抱”，又有“凫、绎诸峰环列拱峙”，“为县境最高之处”。新城建设，惊动中央，声势浩大，不仅本县参与，周边金乡、滕县也参与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兴工，次年六月竣工，前后持续一年多，鱼台县负责修筑新城东区及东、南城垣部分，金乡县负责西区及西、南城垣部分，滕县负责北城垣部分。新城的城垣规格如下：

外为砖垒，内筑土附之。周长六百四十八丈，四门各置瓮城，建楼其上。

新城规模，虽比旧城小不少（旧城周长七里余，新城四里余），但新城“地处高原，砖垒完固”，城市防洪能力大为改观。 8w9KRRHNoDjpe509/6ZIlTEUH4XHimVtcpcdZ53L1D/CS9kHAvSjQiu5TI4J7R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