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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文化之根本”这个命题，是为了使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觉”。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追问：（一）中华文化从何而来？（二）中华文化根本何在？（三）中华文化有何种基本内涵？（四）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千古不磨的生命力？（五）中华文化如何焕发与时俱进的现代原创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五问”，它将成为我们创造一代大国学术的逻辑起点。
世界如大海，民族如大船。海能载舟，也能覆舟，处处充满挑战和机遇。中华民族就像一艘大船在经过五千年的延续、近百年的颠簸和改造之后，开始高速出海。在错综复杂的海图和海潮面前，要毫不畏怯，充满智慧，大局在胸，把舵前行。同时又要有压仓之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在货物用尽之后，船需要以石头或者其他重物压载，不然，一遇大风浪就会有倾斜甚至沉没的危险。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本，既是我们民族这艘大船的精神动力，又是这艘大船快速航行的压载之物，这种文化根本的双重功能，使我们民族的大船能够赢得稳重中的高速，高速中的稳重。
所以，需要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从精神谱系的深度去思考，去认知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我曾经说过，文化工程是人心工程。任何一个被世界尊重的现代大国，都应该建立第一流的本国文史，由第一流的文史根本上生长出自身的具有说服力和魅力的话语体系，不是以简陋的、僵硬的语言，而是以散发着智慧之光的语言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可以感召人的文化对话。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四样很好的遗产：一是大国的领土，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3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面积。二是世界上1/5的人口——14亿人口。三是很多科学发明，包括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四大发明”，是中国人首创。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四是五千年一脉相承、在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明朝万历年间，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华文明处在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所以爱国，重要的标志是爱中华文化的根本。“爱国”这个词，已经出现将近两千年。荀子的十三世孙、东汉历史学家荀悦在他编的《前汉纪》里说过两次：“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爱国就要爱我们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爱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走了一条与西方民族形成过程很不一样的道路。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是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产物。甚至说，民族是宗教改革以后、印刷术发展起来的时候逐渐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但是，中华民族的形成绝非如此，它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创造和种族融合，在秦汉时代，就形成了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共同体。所以中国人被称为汉人、唐人，过去中国人有名、有字、有号，汉是我们民族的名，唐是我们民族的号。它的特点就是有汉唐盛世，历史悠久而不中断，民族多元而又融合成一个整体，因此中国民族形态是一种复合性形态。
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短短的40多年中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有一个学者这样讲，21世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长足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使世界的中心东移。作为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是“日不落帝国”的学者，他这番言论是具有历史感和沧桑感的。由此可知，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之中，激发出多么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个简直是不可估量的。改革开放建构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
中华民族既有多元起源，又能够融合在一起，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强大而坚韧的纽带，这就是文化。中国对文化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将人文与天文相对应，以沟通天人之道；又将文化与文明相并列，强调对人心民俗的化成功能。作为一国“公产”的中华民族文化，以深厚博大的内涵为根基，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统合力，它能够包容和统合众多的部族、民族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跟许多国家的民族构成很不一样，中华民族的构成具有两个层次，一是56个民族，这是具体民族的层次；二是这56个民族又融合成为中华民族，这一个总体民族的层次，二者表里互蕴，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有巨大的包容力，能够把56个民族都包含在一个整体的民族里内。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特点超级的兼容性。
讲到民族的起源，根据近一百年的考古发现，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广泛、多元的，就像满天的星斗。黄河、长江，长城南北，包括岭南、云贵、台湾宝岛，都有早期人类深刻的脚印。世界上最早发现稻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湖南的道县，靠近广东北部，发现一万多年前的稻谷、陶器和用火的痕迹。说明中国南方是人类稻耕农业的发祥地。野生稻的分布主要是在印度、缅甸，一直到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湖南一带。但是野生稻转化为人工栽培稻，不是发生在野生稻的中心地区，因为中心地区野生稻很多，足够采集使用，而是发生在野生稻的边缘地区，虽有稻谷种子，但野生产量又不是那么丰厚。因此在湖南道县，还有在常德地区发现了一万年前或七八千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的遗迹。中华民族就开始了稻耕的发展过程，以生产方式成为文化方式的基础。
在讨论中国文化根本之时，要认清纲目，做到纲举目张。前面讲文化是人心的根本，是组合民族的精神纽带，这是“纲”；从纲上引导出目，总共有“五目”，就是我们需要展开讨论的五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性；第二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创性；第三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第四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丰沛性；第五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景观的丰美性。“一纲五目”，是我们的总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性。
深厚，乃是大地的品格，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文化的深厚性，与中华民族地域博大、民族复杂、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存在着因果关系。《中庸》说：“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人民、历史、地理，共同创造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性。
我们常讲，中华儿女是炎黄子孙。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炎帝和黄帝是两兄弟，炎帝居住在姜水一带，黄帝居住在姬水一带，所以就以姜和姬作为他们的姓。这大概是五千年前的事情。从考古发现，黄帝的部落活动在现在的陕北、晋北、河北和辽西一带。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发现中国最早的玉雕的龙，发现泥塑彩绘的女神头像和女神庙、祭祀坛。炎帝文化从陕西向东发展，在河北地区古冀州一带，跟黄帝文化碰在一起。二者联合起来，跟东面的九黎部族的蚩尤文化发生碰撞，过去记载说黄帝在涿鹿这个地方打败了蚩尤。黄帝和炎帝又在阪泉这个地方打了一仗，不打不成交，就推动了更大的部落联盟的融合。
炎黄成为民族共祖之后，许多早期文明的发明创造，比如说，播五谷、尝百草、发明中医中药，都记在炎帝神农氏的身上；还把造车、造衣冠、用火、熟食、造文字，这些功劳都记在黄帝的身上。黄帝的妻子嫘祖会养蚕织布，蚕丝的缫取和应用，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当西方还用大麻、兽皮制作衣服的时候，考古发现，五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最早的蚕丝制品，出土于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还有人类最早的国家形态、城市建筑工程、水利航运工程。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全民认同文化之根，所以当民族出现危机、需要用革命或救亡的方法获得新生的时候，中国人就往往想起轩辕黄帝这条主根。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刘师培，提出要用黄帝诞生之年作为中国的纪年。用纪年方法来提醒整个民族，提醒全体人民，牢记黄帝血脉，增强民族意识。光绪二十九年为公元1903年，是黄帝降生4614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宣布的黄帝纪年是用黄帝登基之年算起，而不是用黄帝诞生之年算起，推算出1912年1月1日，是黄帝纪年4609年的11月13日。如果按照这个算法，如果黄帝纪年的话，今年是2021年，是黄帝纪年4718年。所以一般来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当然，考古发现，起码七千年前，甚至一万年前，中国土地上就出现人类文明了。
孙中山在宣布民国元年的时候，他同时改用了基督纪年，就是1912年。这在中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大事情。中国人过去把“改朝换代”叫作什么呢？叫作“改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开始；朔就是朔日，就是一个月的开始。这一年是从哪个月开始，这个月从哪日哪时开始，每个王朝改朝换代之后，都要改变一次。所谓正朔，是古代天文学对天体日月观察和解释的结果，是一个王朝表明其王权天授、顺天应时的标志。那么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改用公元纪年，这在中国精神史上是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既然用了公元，改用世界上通用的年历，说明中华民族要采取开放的姿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求存。
第二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创性。
原创，是一个民族能力的体现。五千年不曾中断，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于世界领先的文明史，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以及同世界民族竞争振兴的过程，存在一种丰沛的不可摧磨的原创能力。就拿附着在黄帝的这条主根上最杰出的创造来说，据传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文字，就在世界文字形态和功能上显示了无以代替的原创性。
汉语文字的创造，流传数千年，运用于十几亿人口之间，实在是人类文字的一大奇迹。古文献记载，黄帝的史官仓颉有四只眼睛，可见人们用奇特怪异的形貌，来形容他聪明到了神秘的地步。传说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文字，这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智慧。仓颉造出文字，使得人们纷纷追逐蝇头小利或耍起笔杆子而不种地，天怕人间出现饥荒，就像下雨一样下粮食，以期有备无患；又怕人变得聪明狡诈，弹劾鬼怪，吓得鬼怪伤心痛哭起来；鬼字或者写成兔字，兔子害怕拔光它的毛，去制作毛笔，因此兔子也哭了。其实，文字创造是一个民族在长时段中多人的行为，但可能有一个或不止一个的富有创造力又负有职责者加以收集、汇总，并进行不同程度的统一化整理。
据说早期人类是用绳子打结来记事的。鲁迅《门外文谈》中说：“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后来把文字刻在竹片和木头，或者龟甲兽骨上，这是文明很大的进步，扩大了记载事件的准确性和广泛性。中国汉字的创造，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对于民族的万世长存，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亿万人使用的是象形文字，文字形态比较稳定，不因语音变化而将字形搅得面目全非。文字蕴含着价值观，文字史也就包含着我们对民族认同的历史。在时间上，秦汉时代、唐宋时代和我们现在，对同一个字的发音是不可能不变化的。但是从古到今，汉语文字形态在变化中蕴含着恒久，承载中国文明创造越来越多的信息。就是说甲骨文中的字，十万片的甲骨，有四五千字，我们现在还能够认识一千多字吧，基本上把它的意思都贯通了。
如果没有这种古今一贯的文字形态，把我们的历史串联起来，中国千古同文的脉络，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中原和北方地区的语言，和江浙、广东、福建讲的方言几乎互相听不懂。就广东而言，如果用拼音字母来拼写文字，起码就有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三种不同的语言。如果没有四海一贯的文字形态，我们的民族共同体的沟通也会遇到很大麻烦。汉语文字的特点，是古今一贯，四海一贯，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巨大的穿透性和凝聚性的生命力。
我的家乡广东省电白县，乡村里讲的话属于潮州方言系统，叫作“海话”，海上信仰的是天妃妈祖，也就是澳门妈阁供奉的天妃娘娘，Macau据说就是妈阁的译音。我父亲当年去北京的时候，不懂北京话，就跟传达室的老人笔谈，写出来的文字互相看得懂。这给我印象很深。如果用拼音字母来建构我们的文字，由于语音的变动和差异，拼出来的文字五花八门，相互间就会莫名其妙。文字的隔膜，是会滋生民族的离心力的。所以欧洲为何小国林立，其中不排除的一个原因，就是采用拼音文字。像德国和比利时的语言，或者荷兰和英国的语言，相互间的距离并不比中国北方语言和广东话的距离大。但是它们是记音成字，文字就千差万别，距离日益疏远，话不投机半句多，心就连不到一块，很难维持统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汉字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史上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传家宝。
中国文字由海外的华人传到外国，彼得堡华侨商会有一位刘会长说，华人过去在海外谋生手段就三把刀，菜刀开饭馆，剪刀做衣服，还有理发刀。但他们坚持祖国语言，弘扬国音，留恋国情，以此作为海外华人的根本。所以从黄帝祖脉至今4718年，中国文字就把中国人心联系在一起，从古到今，从南到北，互相沟通。
第三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
清朝林则徐写过一副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中华民族文化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不同的种族之间，存在着血缘差异，但是可以用文化把它包容起来，这是中国文化一种很特殊的功能。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可以用文化包容起来，和而不同，这是文化和种族层面上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和西方世界的种族冲突中，文化难以包容，反而推波助澜，是有根本性区别的。在中国，56个民族可以一起载歌载舞。到了中东教派冲突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人体炸弹。
文化和种族之间的包容力，是成全这个东方大国格局和风范的一种潜在力量。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认为中国的历史好像一首诗，西洋的历史好像一部剧。一本戏剧总要分出场次，总要落幕，经常出现很强烈的戏剧冲突之后就落幕了。而一首诗，是在和谐的节奏中从这个章节转移至新的章节，没有明显的阶段分割。所以诗代表了中国文化最美的部分，而戏剧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中是不占很重要的位置的，元以后才发生明显变化。而西洋恰恰相反，戏剧是它的文学的最高境界。钱穆先生还做了一个比喻，把秦汉王朝，跟西方几乎同时代出现的罗马帝国的结构形态作了比较。他说，罗马帝国就像房子中央悬着一盏巨大的灯，而秦汉王朝就像房子四面墙壁有很多的灯互相辉映，因为中国拥有多元的民族、多元的地域，所以像很多灯。罗马帝国用一盏强光大灯去征服四周国家，但是这个灯一灭，整个屋子就暗了。而秦汉王朝是四周墙上安着很多灯，只灭了一盏灯，其他灯还在发光。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曾经是东西方势均力敌的两大帝国，但是罗马帝国后来分崩离析而覆灭了。而秦汉虽然经过诸多波折，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长久延续。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一个不同点。其中重要的问题，是文化之根本，文化的原创性和包容性，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
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只能用分裂的方法去解决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中华民族是用和合方法、互相兼容的方法，来解决民族之间的差异，实现民族的大一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人到美洲搞殖民，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屠杀，几乎种族灭绝。而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革命党人宣传排满，要驱除鞑虏。但是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虽然有一些顽固的满族官僚在少数地区被杀之外，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情形。而且一建立中华民国，立即就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以多民族认同共和政体的文化方式，来处理和解决民族间的差异问题，种族灭绝的行为与中华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多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长期共存、竞争，而又互相包容，这就是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由于文化包容精神博大，血缘地图变得相当复杂，出现犬牙交错的态势。根据DNA的相关研究成果，北方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的相近程度超过了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而南方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接近程度也超过了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就是说，南北汉族之间的血缘距离，还不如各自与相邻的少数民族的距离来得紧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汉族其实是吸收了很多古老的部族，包括游牧民族的族群。比如鲜卑人、契丹人、党项人，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大部分融合到汉族里来了。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就把他们鲜卑族改了一百个汉姓，皇族拓跋氏，改成元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又称元宏。后来的元稹、元好问都是拓跋氏的后代。我们讲唐诗的时候，白居易这个白哪里来的？西域那边来的，祖先可能是少数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和家族，通过改用汉姓，改从汉族的生活习惯，与汉族通婚，融入汉族里边来了。尽管在西方有些民族非常排斥犹太族，中国却是不排犹太的，宋代开封就有许多犹太人。那里存在的“一赐业教”，其实是以色列教的译音。后来都进入了民族融合的过程。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中国先哲喜欢从水中寻找“道体”，寻找文化生命。《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中华民族文化滋育，也靠两条江河为本源，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为何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力长久不中断，就是因为有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这样中华民族的腹地就大了，为中华民族的南北角逐提供了独特的舞台。
因为在中世纪，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兴起了一个“草原帝国”。从大兴安岭一直到欧洲的大草原上，相继出现一个不断迁移和组合的游牧民族，有若“上帝的鞭子”，气势浩大地撞击、惩罚和扫荡南边古老的农业文明。许多民族都在游牧民族的冲击下中断了。因为冷兵器时代，农业文明靠城墙难以抵挡骑马军团，平时能抵挡一阵子，小规模进攻能挡得住。当某个游牧民族统一漠北、势力强盛而大规模南下的时候，长城是挡不住游牧民族的。
对于强盛时期的游牧民族，长城挡不住它的铁骑，往往要借助长江天堑来挡住。北方民族不善于打水仗，曹操带了八十万大军南下，要消灭孙权、刘备的势力，而北方军队到了荆州，就折戟沉沙。金朝国王叫完颜亮，趁着南宋站脚未稳，带四十万大军想饮马长江，过江灭亡南宋。这个不可一世的枭雄，谁想却遇上一介书生虞允文。读宋朝诗词就知道，状元张孝祥、诗人杨万里和虞允文，是同科进士。虞允文到长江采石矶慰劳军队，搜集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船只，组成一个一万八千人的水上军队，就把完颜亮四十万大军打败了。完颜亮一撤退，被部下刺杀，燕京发生抢夺王位的内讧，使南宋偏安朝廷得以腾出手来，收拾局面，站稳脚跟，虞允文后来也当了南宋宰相。
而且由于有长江的存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占领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很多大家族，就往江南迁移。比如晋朝永嘉南渡，山东琅琊的王氏家族与河南的谢氏家族，都南渡到建康（今南京）的乌衣巷，分别出了王导、王羲之这批人，以及谢安、谢灵运这批人。中原南迁的这些高端人才到了江南，就把江南开发出来了。宋以后江南的开发更有了长足的进展，使得苏杭地区比黄河流域还发达。到元朝，1/3的赋税，来自江浙行省，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仰仗东南。长江文明发展起来之后，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吞不掉南方，他们滞留在北方，就慢慢地被中原文明吸引、濡染，过不了三四代就中原化了。而中原汉族南迁也沾染了南方的少数民族的一些特点，胡人中原化，汉人百越化，于是在南北统一的朝代，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这种运转过程，就像太极推移，南北互推，推中互融，在一推二融中把中华民族越做越大，做到长城以北，五岭以南。德国的黑格尔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他站在万里之遥，回眸一瞥，看到了历史的奇观，但他未能深入奇观深处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太极推移”。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上一个伟大的故事。《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禹兴于西羌。”大禹出生地点汶山，就是2008年发生特大地震的汶川。他在梓潼县（今绵阳）用了一棵直径一丈二的梓树造成第一艘独木舟。大禹治水疏通了长江，又凿开了黄河的龙门，长江、黄河在他疏导的范围。大禹娶妻于涂山，涂山不只一处，最有名的是安徽蚌埠附近的涂山，山上有一座禹王庙，还有一座启母庙，启是大禹的儿子。过去总以为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只不过是传说。涂山脚下有一个禹会村，经过考古挖掘，挖掘出四千多年前部落活动的迹象，有陶罐及各种器物。所以考古学界有人说，“禹会涂山”已经得到证明。看似神话传说的记载，实际上有历史的影子，或历史的底子。而且在安徽蚌埠还发现了双墩遗址，七千多年前古人的一个垃圾堆，山沟里堆积着很多陶碗碎片的垃圾。许多碗底都发现了字符，大概有六百个字符。甲骨文是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再往前很难发现一些字符，各种遗址才发现字符几十个。双墩遗址竟然发现了六百个字符，字符的结构形态，竟然与甲骨文可以互相参照，有的字符与甲骨文的“丝绵”的“丝”字一个样。当然，往往一个碗底一个字符，或者几个字符组成一个复合字符，不成句子，难以辨识。埃及最早的文字是五千年前的，双墩字符竟然已经埋在地下七千年。传说大禹会合诸侯的涂山一带，竟然存在着如此丰富而独特的早期文明的痕迹。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叫作“见贤思齐”，见到贤人，就想跟他看齐，看到不贤的人就自己反省，反省自己有无同样的缺点。种族或民族之间“见贤思齐”文化哲学，对国家的和谐发展、融合进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环视世界许多地方，某个民族如果出现杰出人物，周边民族可能把他当成魔王对待。神话传说中往往把自己部族的首领当成神，把对立部族的首领当成魔，这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相当普遍。这就越觉得中华民族“见贤思齐”的文化心理，极其值得珍视。我在英国伦敦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里有许多英国先贤的墓碑，包括维多利亚时代的皇族，以及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都有其一方墓石或灵堂，令人深深地感受到人类身份、道德和智慧的尊贵。我有一年到那里参观，由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译本正在中国走红，我就问在里边巡逻的一个老头，这里有没有詹姆斯·乔伊斯？他非常生气地说：“你到都柏林去找他！”因为乔伊斯是搞爱尔兰独立运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态度似乎没有这么鲜明，文化精神状态似乎显得更加雍容大度。这种文化包容性，使中华民族越做越大，越走越长，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大的世界。
第四个命题，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丰沛性。
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集合了多元成分，包括起源上的多元、地域上的多元，以及种族上的多元。文化血脉在长期发展中，出现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经史子集，还有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四库之学是书面的或官方的学问，大型文献分类集成有乾隆朝编修的《四库全书》。除正统学问之外，还有四野之学，民间口头传统和书写材料，少数民族还有三大史诗，民间百戏百艺，其丰富性和深厚性，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值得进行深度的现代化的解释、批判、转化和弘扬。
文化血脉中，诸子百家充满智慧，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原创性因素。诸子九家的重中之重是儒家，所以讲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不能不讲孔子。孔子的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流之所在。清朝末年，革命派提出用黄帝纪年的时候，维新派康有为却提出用孔子纪年，把孔子去世那一年作为中华民族的纪元元年。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孔子去世2373年，孔子去世到今年是2499年。对于孔子纪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特别为之辩护。他认为：“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所公认也。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
孔子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带有根本性，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要从孔子思想中寻找精华，起码可以找出八个方面，或者称为“孔学精华八端”。
第一端，是仁的思想。“仁者，人也”，就是要把人当成人来对待。泛爱众而亲仁，实际上是博爱思想。当然孔夫子还强调礼制，他的博爱是有秩序的，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尊及卑，属于有等级的博爱。但是他未尝没有普泛性的爱怜众人。《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对于应该人烟众庶的国家，孔子主张要紧的是使之富足。下一步就是对之进行教育，提到文明素质。
第二端，是忠恕思想。《论语·里仁篇》记述：“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思想以忠恕之道一以贯之，而作为其经典表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履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条道德黄金律。我参观过江苏沛县的大风歌博物馆，副馆长女士介绍了不少刘邦事迹。我说，《史记》中有的就不要讲了，我可能比你熟，就讲《史记》中没有的吧。她就讲了另一个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说刘邦在丰泽西斩白蛇的时候，白蛇开口说话了，说：“你斩我的脑袋，我就报复你的脑袋；你斩我的尾巴，我报复你的尾巴。”刘邦挥剑将白蛇拦腰砍断了。结果招来的报复是出了一个王莽，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新朝，把汉朝拦腰斩断，断成西汉、东汉两截。这个故事大概是东汉以后的故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的剑锋利，但你一旦挥剑就可能招致报复。孔夫子还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站立起来了，也要让别人站立起来，自己发达了也要让别人发达起来。推己及人的恕道，对于以坦坦荡荡的胸怀，处理人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端，是由孔子的子弟传达的“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个“和”字，需从人心做起。和谐一词，本来用于音乐（比如琴瑟和谐）和用于家庭（比如夫妻和谐、鱼水和谐）比较多。因此要搞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需从人心做起、从家庭做起。然后才能有效地“九族既睦，协和万邦”。
第四端，是好学勤勉。《论语·述而》篇又记载孔子的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几个人一块走路，就有我的老师。孔夫子学无常师，找不到他一个固定的老师，但是可以拜天下所有有特长的人当老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此言，与《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脉贯通的，讲究为学必须心身俱到。这又与《论语·公冶长篇》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可以互相发明。孔夫子为学是没有止境的，《论语》全书开头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解释说：“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学习是内心喜悦的事，就像鸟练习飞翔那样，飞向宽广无垠的白云蓝天。
第五端，是有教无类。孔子是最伟大的老师，他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和精彩。《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就是说他招收弟子，不分贫富贵贱等级，甚至不分国别和年龄。孔子的学生有的比他小那么几岁，有的比他小四十多岁，有的是野人，还有一些贵族出身，开拓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有所谓“弟子三千”。因为那些子弟参差不齐，所以他没法开大班来讲课。虽然编了《礼》《乐》《诗》《书》这类参考教材，有讨论，也有演习，而往往采取与二三子问学交谈的方式来探讨问题。
第六端，是交友原则。要交好朋友，交有益的朋友。《论语·季氏》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要选择正直的、诚心的、博学多闻的人相交往，而不能与谄媚、阴柔、花言巧语的人相交往。孔子交友，一重德行，二重知识，而不是为了走门路，趋附权贵，或傍大款，以获得背离道义的利益。对于他的这种交友原则，弟子多有引申。《论语·颜渊》篇记载曾子的话：“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追求的是以文化品质和道德品质结交朋友。曾子所作的《礼记·学记》又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与孔子所说的“友多闻”一脉相通的。《论语·学而》篇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孔子“益者三友”的择友原则下，曾子以“吾日三省吾身”赋予交友以真诚。
东晋的书法圣人王羲之爱鹅，一面观察鹅颈伸缩扭动，一面体悟书法运笔，心情就像一溪春水那样舒贴。他又有一颗明珠，珍爱异常，经常把玩摩挲，内心洒满禅悦。有一天，明珠突然不翼而飞，桌脚床底搜索数日，百寻无获，就怀疑是往常与他一道下棋的老僧所窃。老僧从王羲之下棋的神色中，知道友情受到怀疑，无以释疑自明，暗地绝食而亡，一说自经而亡。其后有贵客来访，王羲之宰鹅待客，剖开鹅腹，大吃一惊，想不到明珠就在鹅腹中。王羲之追悔莫及，毅然将住宅捐为佛寺，用以悼念那位无辜受疑、以死明志的老僧，据说还亲自书写了“戒珠寺”三个大字的横匾，从此戒除玩珠的癖好。王羲之故宅由此号称“戒珠寺”，至今犹供游人观览。戒珠寺附近有“题扇桥”，《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看见一个老妇人，拿着一把六角扇在这里叫卖。王羲之就在老妇人的六角扇上每面各写了五个字，老妇人开始有些不高兴，王羲之于是对老妇人说：“只要说是王右军书写的，就可以卖得一百钱了。”老妇人照此一说，许多人都争着来买这把扇子。可见王羲之交往，不拘一格，及于老僧、老妇。对老僧的错误怀疑中留下了后悔和补过，对老妇的潇洒接济中留下风度和嘉名，两者触及的人性和哲理尤为深刻。它们都晓示着交友以诚的原则。
第七端，高度重视气节。《论语·子罕》篇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经过天气寒冷的考验，才知道松柏质地坚强最后凋零。孔子此语，开了以草木比喻人物品格的先河。中国人按照孔子的这种思维方式，以植物比喻人物品格，拓展为松、竹、梅“岁寒三友”，或者再加上菊，为“岁寒四友”。气节的核心是意志，在《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对此又有所发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由此使得士人重气节，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延续的一种精神支柱。
第八端，发愤图强，任重道远。楚国的叶公向子路打听孔子，孔子让他的弟子如何介绍他呢？孔子说，你为何不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他又自述情趣，说是吃着粗饭，喝着白水，弯曲胳膊当枕头，乐也就在其中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这是一种安贫乐道的乐观文化。曾子又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这就是孔门修养和锤炼的途径。
以上列述了孔子思想精华八端，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仁、恕、和、学、教、友、节、强。这是以高尚的人格支撑文明秩序的思想，连太史公也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诗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其加以推崇。孔子思想精华，对于人们如何做人、如何提高精神品格、如何建设文明秩序，都有很好的启发和滋润作用，是早期人类的人际关系、人间伦理和社会秩序合理化的思考成果。我们作为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应该在这种古老的思想资源上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开拓。
第五个问题，是中华民族文化景观的丰美性。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广阔地域的多民族之间的互相借鉴吸收、包容共进，创造了许多文化的和生活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门类繁多，影响广泛。戏曲杂艺、武术中医、园艺烹饪、祭祖敬神、驱鬼消灾，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族有各族的绝招，给人类生活增添了丰富且赏心悦目的色彩。
比如烹饪术，实在是很了得，以东南西北各具特色的菜系、色香味俱佳的魅力，享誉全球。更为独特的是中国人往往把烹饪术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就用来形容重臣治理国家。《老子》说：“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就像煎一条小鱼，不能老翻它，政策不能变来变去，要顺其自然，老翻就把小鱼翻烂了。
最后讲另一个文化景观：“门神”的故事。门神是中国民间张贴在门扇上守护家宅平安、祛邪辟鬼降吉祥的保护神。在汉代，最早的门神神荼、郁垒，监守万鬼出入的鬼门，看到鬼怪出来，就用芦苇绳把鬼捆绑去喂老虎。
在唐宋以后，尤其是元明清时期，虽然各地门神有些差异，但已经是以秦叔宝、尉迟恭为门神的时代。根据《永乐大典》遗文和《西游记》的叙述，泾河龙王听说长安城里一个算命先生特别灵验，他给渔夫算命，说今天在哪里下网，明天在哪里下钓，收获都是满箩满筐。龙王担心把自己的鱼兵虾将都网净钓光了，就想办法去砸算命先生的摊子。龙王让算命先生预测明日风雨，先生掐指一算，说是：“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笑道：“此言不可作戏。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断的时辰数目，我送课金五十两奉谢。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我与你实说，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时赶出长安，不许在此惑众！”他自恃掌管布云施雨的大权，跟算命先生打赌。龙王肚子里暗自发笑，我管下雨，你能算得准吗，你的摊子是被砸定了。他高高兴兴回到龙宫，就接到玉帝要他明日下雨的命令，不早不晚就是算命先生说的那个时辰，不多不少也是算命先生说的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龙王一接令就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手下的鱼兵虾将就给他出馊主意，不妨将布云施雨的时间推后一个时辰，下雨量少那么一丁点儿。龙王这样办了，推迟一个时辰布云下雨，下了三尺三寸零八点，少了四十点。他第二天去找算命先生，要砸算命摊子。算命先生说，你犯了天条，推迟下雨，雨量不足，要上剐龙台受刑挨宰的。龙王吓得要命，就向算命先生讨主意，该怎么办？算命先生说，斩你脑袋的人是魏征，魏征白天当唐太宗的大臣，晚上他睡觉时，就去阴间界办事，你要保住性命，只能找唐太宗求情。龙王就托梦给唐太宗，求皇帝救命。唐太宗允诺此事，既然明天午时斩龙王的脑袋，那么午时就把魏征召唤入朝。发现第二天魏征没有上朝，就马上派人宣他上殿，先跟他议论国家大事，完了，还不让他回去，跟他一块下棋。对弈片刻，魏征就打瞌睡，唐太宗见这个大臣太累了，不忍心叫醒他，就让他打打瞌睡吧。只有打瞌睡那么一会儿，李靖和徐茂公就拿着龙头进来，说天上掉下一个龙头血淋淋的。唐太宗一听，坏事了，魏征一打盹儿把龙王斩首了。龙王没有诚信，布云下雨贻误时机、偷工减料，是要受惩罚的，犯了天条就得上断头台。然而自此以后，龙王夜夜提着脑袋来找唐太宗，没完没了地又哭又闹，责怪唐太宗没有实现承诺，逼他还龙头来。最后，山东好汉秦叔宝和胡人英雄尉迟恭自告奋勇，夜夜为唐太宗守卫后门，才使宫中恢复安宁。唐太宗看两员大将夜夜守门，实在太辛苦了，就请工匠把他们刻成门神，贴在两扇门上，果然也平安无事。后来民间也用雕版印刷，印制秦叔宝、尉迟恭两位门神。
从门神故事中可以了解许多民间智慧和民间心理。中国民间的许多故事和技艺，都包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想象，非常有魅力，甚至非常有人情味。龙王下雨也要诚信，不能偷工减料，偷工减料是要上剐龙台的。皇帝承诺了就要履行，办不到位也要招灾惹祸，但也有豪侠仗义的汉子出来承担风险。其中充满着人间道义，似乎少了一点法治的严格性，多了一点相互呵护的人情味。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发现的许多内蕴哲理又非常生动的故事，是可以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源头活水的。
文化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世界以文化塑造人，人以文化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华民族文化以其举世罕见的深厚性、原创性、包容性、丰沛性、丰美性，为民族国家立下千万世不拔之基。此所谓中华文化的“一纲五目”。这是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船，一面凌云飘扬的大旗，从而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主心骨和精神标志。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向世界开放、向民众开放、向未来开放，通过千姿百态的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文化的原创性，转化成广大老百姓的共享性，普天下都来共享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这样才能够把我们民族的现代文明发展成为不愧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在民族全面崛起的时候，培养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底气和大国气象。
2008年讲演记录稿，2012年3—4月修改，
2017年1月压缩修改，2021年2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