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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据表2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OPSIS法得到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能力综合评测得分。进一步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进行探讨，限于篇幅，仅列出2007年、2013年和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得分排位情况（见表3）。
表3 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驱动能力排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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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7年到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创新发展指数的能力分数可以得到，总体上看，创新发展指数大致呈现经济带下游高，中上游依次递减的分布趋势，中上游多数城市创新发展指数增长不明显。下游人口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创新发展的整体能力较强，尤其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上游城市的创新发展指数呈现梯级差异。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每年的创新发展水平分为4类。其中，2007年，创新发展能力处于相对高水平的城市总共有6个，2019年创新发展能力处于高水平的区域提升到了9个。2019年处于较高水平的城市总共有14个，较2007年多了5个。而较低水平区域和低水平区域总体数量减少。其中较低水平区域的数量相对减少，低水平区域的数量相对增加，增加的低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和中游地区非省会城市。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创新发展能力趋于上升，长江下游除安徽省部分城市的创新协同发展稳中向好，区域创新水平差异呈缩小趋势。中游创新水平差异大，核心城市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强，上游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相对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
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分布并不均匀，基本呈现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上游地区排名依次递减分布的格局，处于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前25%的城市基本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前十排行榜中，上海、重庆、成都分别以0.952、0.588、0.468位居前三甲，杭州、武汉、成都、长沙、苏州、宁波、昆明列第4位至第10位。与2007年相比，前十位基本未发生改变，上海与重庆仍然是创新发展能力最高的两个城市。苏州进步最快，由第10位上升至第4位，进步了6个位次，这与苏州高新区密集的创新型企业、完善的科技服务创新体系以及众多的科技创新载体平台密不可分。研究期内，上海的创新发展能力一直位于长江经济带的前列，与其他省、直辖市相比，上海对周边创新资源和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万名就业人员中R&D人员数、R&D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企业R&D人员占其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均遥遥领先于全国水平。武汉、南京、杭州等多个地区的创新发展能力在研究期内一直位列前十，这些地区是我国传统的教育资源大省，具有众多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科教资源丰富，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各类创新主体集聚，逐步形成了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重庆和成都由于受国家政策开发的驱动，加上当地优势的地理位置和制度环境，成为上游创新资源集聚的地区，吸收和引进了较多的创新科技企业。苏州市的创新发展能力得分在研究期间从0.132提升至0.462，与南京市、上海市紧密接轨，对外创新辐射能力不断增强，成为沟通中游城市绿色创新联系的重要纽带。江西省的创新发展能力得分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江西在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却不断下降。贵州、四川部分地区、云南的创新发展能力排名一直居于长江经济带的末位，这与该地区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科研经费投入较少，教育资源匮乏等因素有关。
200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前25%的城市一般为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一共有18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分别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合肥、温州、无锡、徐州、常州、台州、南通、金华、绍兴、扬州、嘉兴、镇江、盐城；共有4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分别为武汉、长沙、南昌、衡阳；共有5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分别为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绵阳。这些城市拥有较为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雄厚的资金基础和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其创新发展能力要远远高于周围其他城市。与2007年相比，2019年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前25%的城市有19个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创新发展能力较强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分别为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合肥、南通、常州、无锡、温州、徐州、绍兴、扬州、盐城、台州、湛江、金华、淮安、嘉兴；共有4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分别为武汉、长沙、南昌、赣州；共有4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分别为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与2007年相比，属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前25%的城市变化较小，淮安市和赣州市创新发展能力提高较快，进入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综合创新水平前列。
2019年，长江经济带的创新发展能力排名25%—75%的城市共有36个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下游地区共有18个城市。与2007年相比，虽然城市创新发展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创新发展能力得分较低的城市所占比重仍然较大。
2007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后25%的共有16个城市位于上游地区，分别为遂宁、巴中、保山、昭通、广安、普洱、眉山、丽江、安顺、攀枝花、池州、六盘水、玉溪、资阳、雅安、临沧；2019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仍有16个城市位于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后25%，上游地区创新发展能力较低的城市占比仍然较大，分别为宣城、巴中、眉山、保山、普洱、丽江、广元、广安、遂宁、自贡、池州、内江、临沧、资阳、攀枝花、雅安，说明上游地区综合创新能力较弱，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2007年，共有6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分别为景德镇、咸宁、鄂州、萍乡、鹰潭、随州；共有5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分别为铜陵、马鞍山、宿迁、宣城、亳州。2019年，共有8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分别为荆门、咸宁、新余、萍乡、景德镇、随州、鄂州、鹰潭；共有3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分别为宣城、淮北、铜陵。在研究期间，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较弱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而下游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提高较快，亳州市和马鞍山市已经脱离沿线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排名的后25%，创新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从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来看，整体上经济带内各城市创新发展的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基于不同城市的创新发展指数，利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出2007年、2013年和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Moran’s I值分别是0.081、0.140和0.096，并且正态统计量Z值的置信水平均大于0.01，反映2007年到2019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创新发展能力为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范围内创新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趋于集聚分布。研究期间城市创新水平的Moran’s I值增加了0.015，说明经济带创新发展能力的空间整体关联更加密切。
从经济带范围内分析创新的局部特征，创新发展呈现块状分布，主要反映为经济带上下游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高—高分布比较显著，西部地区低—低分布比较显著，形成空间异化格局。因全局Moran’s I值仅能显示城市创新水平在整体上呈现显著相关性，不能刻画内在的分布情况，所以用局部Getis-Ord指数 G * 来反映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局部分布关系。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空间关系变化表现为：创新热点地区变化不明显，主要增加了江苏省的盐城市，而次冷点区增加了湘潭和鹰潭。除此之外，上海、南京、苏州、湖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通、绍兴和台州在研究期内始终处于创新发展的热点地区，上游西南地区围绕着昆明市形成了较多零散分布的创新冷点地区，整体上刻画为下游高、上游低，中部冷热关系不显著的分布格局。
在探讨了108个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根据不同城市所属的省份进行划分，分析不同省份平均的创新发展能力。从2007年到2019年经济带整体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从0.127稳步上升到了0.216。其中，上海和重庆作为直辖市，创新制度和创新环境较好，利于创新企业的孵化和创新资源的引进。虽然南京市、武汉市创新发展指数较高，但是由于省内存在较大的创新差异，拉低了整体的创新能力，创新资源过于集中在核心城市，形成了虹吸效应，核心城市对于周边中小城市的输出和扩散作用比较弱。云南、贵州、江西、湖南和四川等省份的创新发展能力较弱，主要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受创新政策和创新要素的制约，创新能力提升不明显，整体趋势比较稳定（见表4）。
表4 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创新驱动能力
根据各城市所属的省份，将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划分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并计算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创新发展指数的平均值（见表5）。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平均分数由2007年的0.063提高到2019年的0.123，整体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长江经济带下游多数省份创新发展的基础较好，创新发展能力的平均分数显著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从2007年到2019年，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各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得分提高了0.11，呈现倍数增长的趋势。长江中上游地区创新发展能力的平均得分低于经济带整体的水平，并且与经济带平均得分的差异在不断拉大，主要是由于下游地区的城市创新发展能力提高的速度要高于中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创新发展能力的平均得分增长较慢，得分基本稳定在0.05左右，研究期内仅2019年有明显的提升。长江上游创新发展的基础相对较差，伴随西部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构建等区域政策的推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不断提升，带动了上游整体创新发展能力的增长，研究期内上游区域创新发展能力提升了0.042。
表5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区创新发展能力平均分数
究其原因，长江下游产业基础好，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地理区位条件，对于各类创新要素的吸引力较强，加之核心城市的创新能力较强，对周边中小城市辐射的能力较强。中上游地区由于人才流失、科技基础薄弱、缺乏创新支柱产业的支撑，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少。随着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提升，中上游地区的创新发展能力有所提高，但是与下游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的创新发展综合水平明显优于中上游地区，长江上中下游创新发展指标贡献程度具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