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经贸大变局分析

当今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等世界经贸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正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美国贸易战、科技战等外部冲击影响，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陷等多重冲击叠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内涵、规模、速度和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 ^[13] 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重要讲话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14] 习近平主席2019年10月25日在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 ^[15] 本节重点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商品贸易格局、服务贸易格局、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产业格局和世界经济大国格局的深刻变化进行分析，为了解全球经贸格局对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变化的影响，为进一步对全球经贸格局大变化与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演变的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一 国际商品贸易发展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

自1948年以来，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国际商品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全球商品出口贸易额从1948年的586亿美元发展到2019年的19万亿美元（见图1-1），全球商品进口贸易额从1948年的623亿美元发展到2019年的19.28万亿美元（见图1-2）。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出现波动性增长，2009年、2015—2016年全球贸易出现明显负增长，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出现明显下降。2018年美国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又导致2019—2020年全球商品出口贸易额出现负增长（见图1-1、图1-2），数据表明金融危机、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商品贸易带来明显负面冲击。

（二）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稳中有升

1970—201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持续提升（见图1-3），表明商品和服务国际化及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化发展。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全球GDP）从1970年的11.26%上升到2010年的28.77%，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商品和服务出口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发达经济体GDP）从10.7%上升到25.8%，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发展中经济体商品和服务出口依存度=发展中经济体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发展中经济体GDP）从15.6%上升到37.7%。但是，2009—2019年，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贸易依存度出现了波动性变化，表明商品和服务国际化及经济全球化进入了重要调整阶段。

1970—2010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持续提升（见图1-4），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全球GDP）从1970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7.84%，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商品和服务进口依存度=发达经济体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发达经济体GDP）从10.7%上升到25.89%，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进口贸易依存度（发展中经济体商品和服务进口依存度=发展中经济体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发展中经济体GDP）从16%上升到35%。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依存度进入相对稳定阶段（见图1-4），商品和服务国际化及经济全球化进入平缓发展阶段。

（三）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商品贸易中地位发生明显变化

1954—1999年，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出口额占全球商品出口额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1969—1972年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出口额占比曾经高达80%以上。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出口额占全球商品出口额比例从1999年的70.5%下降到2020年的54.2%，而同期发展中经济体商品出口额占全球商品出口贸易比例从29.4%上升到45.8%，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商品进出口贸易比例进入平行发展阶段（见图1-5、图1-6），随着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商品出口贸易中地位提升，发展中经济体对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和世界经济治理的内生动力也不断增强。

二 全球服务贸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服务贸易持续增长

自1980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从1980年的3956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62268亿美元，同期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从3124亿美元增加到43327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从733亿美元增加到18940亿美元（见图1-7）。

198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从1980年的4477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9469亿美元，同期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从2957亿美元增加到37635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从1395亿美元增加到21833亿美元（见图1-8）。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明显下降，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冲击比较严重。

（二）全球服务贸易依存度稳中有升，服务贸易依存度明显低于货物贸易

1980—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全球GDP）从1980年的3.2%增加到2019年的7.1%，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又回落到5.9%。1980—2003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依存度从3.3%增加到4.7%，变化幅度比较小。2004—2019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加快，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从2005年的5%增加到2019年的8.3%（见图1-9）。

1980—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全球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全球GDP）从1980年的3.6%增加到2019年的6.8%，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又回落到5.5%。1980—2003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从3.1%增加到4.6%，变化幅度比较小。2004—2019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增长加快，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从2005年的5.2%增加到2019年的7.2%（见图1-10）。

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从1980年的5%增加到2019年的6.2%，增加速度比较缓慢。但是在1980—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与全球平均水平，而自2015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依存度出现持续下降态势（见图1-10）。

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依存度明显低于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依存度，表明全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明显低于货物贸易，全球货物贸易规模远比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大（见图1-11），说明全球贸易服务开放发展具有巨大潜在发展空间，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规则改革创新，迫切希望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三）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比例变化

自198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一直高达70%以上，在1986—1988年甚至高达80%以上。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一直稳定在30%以下，说明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具有很强竞争优势（见图1-12），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大力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创新，以促进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发展。

1980—2020年，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例处于61%—75%，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例处于25%—39%（见图1-13），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大力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创新，以促进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发展，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逐步增加，2003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比例从2003年的26.3%增加到2015年的38.6%，2015—2020年，发展中经济体服务贸易进口额占比从2015年的38.6%缓慢回落到2020年的35.1%。

从图1-13中的曲线看，发达经济体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都具有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发达经济体为发挥服务贸易出口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改革创新，大力推动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

三 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持续增长

1980—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规模持续增长。全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从1980年的560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9.24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从4882亿美元增加到30.5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从717亿美元增加到8.7万亿美元（见图1-14）。

自1980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规模持续增长。全球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1980年的7004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41.35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4066亿美元增加到29.28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2938亿美元增加到12.06万亿美元（见图1-15）。

（二）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波动性增长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出额从1970年的141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22万亿美元，同期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入额从132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

21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入额和流出额出现波动性增长，自2008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波动性幅度明显加大，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波动性主要与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波动性存在密切关系（见图1-16、图1-17）。

（三）国际直接投资分布格局发生明显变化

1970—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分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趋势是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比例明显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入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总额比例从1970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32.9%（见图1-18），同期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入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总额比例从28.4%上升到67.1%（见图1-18），2020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规模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入规模。

1970—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出额分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FDI Outward）流出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FDI Outward）的比例从1970年的99.7%下降到2020年的47.8%，下降了52个百分点。1970—2008年，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占全球比例一直高达80%以上，发达经济体长时期垄断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比例持续下降，2020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美国推动产业和企业回归美国本土更使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大幅度下降（见图1-19）。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占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0.3%上升到2020年的52.2%，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占全球比例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见图1-19）。

自1980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额从1980年的87.2%下降到2018年的76%（见图1-20、图1-21），发达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额从1998年的79.6%下降到2020年的70.8%（见图1-22、图1-23），发展中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额从1980年的12.8%上升到2018年的24%（见图1-20、图1-21），发展中经济体流入存量额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20年29.2%（见图1-22、图1-23）。

从上述图1-22、图1-23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存量方面仍然具有很强竞争优势。

四 全球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

1970—2019年，全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总增加值比例从1970年的9.4%下降到2019年的4.2%，全球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总增加值比例从37.3%下降到27.9%，全球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球总增加值比例从53.3%上升到67.9%，全球进入服务经济加快发展阶段（见图1-24）。

（二）全球产业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1.全球第一产业大国格局变化——中国稳居全球第一产业大国地位

1970—2019年，全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印度和美国是居全球前三位的第一产业大国。中国一直是第一产业增加值规模居全球第一大国，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325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06万亿美元，中国第一产业总增加值占全球第一产业总增加值比例从1970年的10.5%增加到2019年的30.3%（见图1-25），中国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由第一产业生产能力决定的，中国饭碗中主粮（大米、小麦）已经端在自己手里。印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251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638亿美元，同期印度第一产业总增加值占全球第一产业总增加值比例从8%上升到13%（见图1-25），印度第一产业增加值规模居全球第2位。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25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761亿美元，同期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一产业总增加值比例从8%下降到5%（见图1-26），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的16.6%，美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居全球第3位。

2.全球第二产业大国格局变化——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工业第一大国

1970—2019年，全球第二产业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曾经在1970—2008年一直是全球第二产业居首位的工业大国，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342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39987亿美元（见图1-27），同期美国第二产业总增加值占全球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从27.8%下降到17.2%，2011年以来美国成为全球工业第二大国（见图1-28）。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374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6165亿美元（见图1-27），同期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二产业总增加值比例从3%增加到24.1%，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在2011年超过美国，自2011年以来，中国成为第二产业居全球首位工业大国（见图1-28）。日本曾经长期是全球第二工业大国，日本第二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95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4629亿美元，日本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例从7.7%下降到6.3%，日本曾经在1986—2001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达到15%—20%（见图1-28），2007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日本，2007年以来日本第二产业增加值居全球第3位（见图1-27）。

3.全球第三产业格局稳中有变——美国依然是全球服务业第一大国

自1970年以来，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一直居全球服务业第一，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6986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7.3万亿美元（见图1-29），美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三产业总增加值的比例从39.8%下降到30.6%（见图1-30），但美国仍然是第三产业第一大国，也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国家。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实现持续较快增长，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226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76614亿美元，同期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三产业总增加值比例从1.3%上升到13.5%（见图1-30），中国在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日本居全球第2位。日本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0年的1024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35323亿美元，日本在1970—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居全球第2位（见图1-29）。1995年以来，日本第三产业增长持续减缓，2013年日本被中国超过后退居第3位。2013年以来，日本第三产业增长依然平缓，日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从1995年的17.7%持续下降到2019年的6.2%（见图1-30）。

五 全球贸易投资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全球商品贸易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商品贸易大国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参与全球商品贸易国家和地区数量持续增加，其中参与出口商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1948年的143个增加到2020年的220个，参与商品进口贸易国家和地区数量从1948年的139个增加到2020年的218个（见图1-31）。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使全球商品贸易伙伴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表明经济全球化仍然在持续发展，商品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多边经贸体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大国的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1948—2020年，全球前十位的商品出口贸易大国排序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贸易大国地位下降，而中国、中国香港、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商品贸易大国中地位上升，东升西降趋势明显（见表1-1）。二是全球前十位的出口贸易大国的出口额不断扩大，1948年全球商品出口贸易大国的出口额在百亿美元以内，1960—1970年，前十位的商品出口贸易大国的年出口额在500亿美元以内。1980—2000年，全球前十位的商品出口贸易大国的年出口额突破千亿美元。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美国和德国的年商品出口额都突破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高达2.5万亿美元，美国商品出口额达到1.43万亿美元，德国商品出口额达到1.37万亿美元。

1948—2009年，美国曾经一直稳居全球商品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地位（除个别年份德国居首位外），2010年以来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出口第一大国，自2010年以来中国商品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与美国商品出口额差距越来越大（见图1-32），中国与美国在全球商品出口贸易中地位发生深刻变化。英国曾经是1948年居世界第二大商品出口国，2010年英国退居到第9位出口国，2020年英国出口商品贸易额退居全球第12位（见图1-33）。法国1948—2000年期间曾经稳居世界第四大商品出口国，2020年法国退居为世界第9位商品出口国。加拿大在1948年曾经是全球第3位商品出口贸易大国，但是在2010年以来加拿大已经不在前10位的商品贸易出口大国序列了，2020年加拿大商品出口贸易额居全球第13位（见图1-33）。

1948—2020年，全球商品进口贸易大国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全球商品进口大国的进口额都是持续增长，但是商品进口大国在全球排序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商品进口额从1948年的80.8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4万亿美元，195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商品进口第一大国（见表1-2）。英国商品进口额从1948年的83.7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6347亿美元。1948—1949年，英国曾经是全球商品进口第一大国，但是自1980年以来英国商品进口额增长相对缓慢，英国退居到全球第4位或第5位。德国商品进口额从1990年的3556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17万亿美元，德国自1990年以来一直稳居全球第2位或第3位。中国商品进口额从1948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05万亿美元，中国商品进口额在全球排序从1948年全球的第39位上升到1970年的第28位，再从1980年的第22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中国自2010年以来商品进口额一直稳居全球第2位（见图1-34）。

（二）国际直接投资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自1970年以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大国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1970—2010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一直是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居前5位的投资大国，自2011年以来，美国、英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持续下降态势，法国和荷兰对外直接投资波动性下降，中国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持续上升（见图1-36）。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居前五位的投资大国和地区是中国、卢森堡、日本、中国香港、美国。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第一大国，美国退居全球第5位（见图1-37）。目前，对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出额大国格局快速变化的原因需要继续跟踪分析，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对外直接投资年流出额出现下降，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的国际直接投资能力减退还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的国际直接投资战略布局在进行调整抑或是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正在加大国内产业投资？对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出大国格局变化是否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产业国际分工体系产生深刻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跟踪分析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大国格局变化。

自1970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自199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流入规模持续扩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波动幅度也不断加大。1978—2020年，美国持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一大国（见图1-38、图1-39）。1970—1977年英国曾经是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一大国，1978—1992年英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二大国，1993—2019年英国和中国交替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二大国。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仅为8万美元，在全球排序为第121位，1980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增加到5700万美元，在全球居第56位。1992年以来，中国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国际投资流入额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从1992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493亿美元（见图1-38、图1-39），2008—2020年，中国一直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第二大国。

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大国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累计额视角考察，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从1980年的2153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81285亿美元，1980—2020年，美国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累计额第一大国，表明美国跨国直接投资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见图1-40、图1-41）。英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从1980年的804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0554亿美元，同期荷兰从529亿美元增加到37975亿美元，日本从196亿美元增加到19821亿美元，中国从1981年的3900万美增加到2020年的23518亿美元。德国从3078亿美元增加到19772亿美元。

1980—2014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累计额达到万亿美元大国主要是美国、荷兰、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15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累计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978亿美元，中国进入国际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大国行列，2020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出累计额为2.35万亿美元，居全球第3位（见图1-40、图1-41）。

1980—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大国格局变化不太明显，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累计额超过万亿美元大国主要是美国、荷兰、英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爱尔兰、加拿大、德国等，其中美国在1980—2020年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第一大国，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830亿美元增加到10.8万亿美元（见图1-42），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力很强。英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1980年的63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2.2万亿美元，同期荷兰从242亿美元增加到2.89万亿美元，2020年荷兰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居全球第2位。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从1980年的10.7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91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居全球第4位（见图1-43）。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过程中，除了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全球大国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外，谢伏瞻 ^[16] 认为，当今世界还面临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紧张等重大全球性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资源、能源、人口、气候、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等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机遇与挑战。

全球GDP从1970年的3.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87.4万亿美元，全球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导致世界五大洲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资源、能源竞争加剧。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从1950年的25亿人增加到2020年的78亿人，人口规模扩大3倍多，人均寿命延长，2020年全球85—89岁人口达到4218万人，人均GDP增长与人均资源增长的矛盾加剧。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均格局大变化，2020年世界最富的国家卢森堡人均GDP 11.7万美元，美国人均GDP达到6.3万美元以上，中国人均GDP 1.02万美元（中国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一大批贫穷国家人均GDP 500美元以下。最富百慕大人均年消费支出7万美元，最穷非洲索马里人均年消费85美元。全球气候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化，全球每年排放二氧化碳300亿吨，全球森林吸收二氧化碳15亿—20亿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超出全球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总量，导致全球气候出现大变化，高温、干旱、洪水、火灾、地震极端天气持续增加，人类生存环境和气候加速大变化，碳达峰和碳中和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规则的重要内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加速演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改革、数字治理、数字产权，数字贸易等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加剧。

综上所述，全球经贸大变局中，国际商品贸易格局、服务贸易格局、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全球产业格局、世界经济大国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体来看，全球经贸大变局主要表现如下特点：一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全球化仍然在深化发展，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不会逆转。二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物贸易地位持续上升，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依然强劲，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三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规模出现波动性下降趋势，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年流量变化是否与产业链战略布局变化或产业回归本土还需要跟踪研究，但是美国、荷兰、英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存量优势仍然很明显。四是全球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居全球首位，美国服务业居全球首位，中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提升。五是世界经济大国格局深刻变化，中国从世界经济边缘走向世界经济中心，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以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经济、贸易、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从1970年全球第28位上升到2010以来全球第1位（见表1-3），货物贸易进口从1970年全球第28位上升到全球第2位（见表1-3）。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从世界第11位上升到2020年的世界第2位，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出额从第26位上升到2020年的世界第1位，国际直接投资年流入额从1979年的第121位上升到2020年的第2位。中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地位和作用明显提升，美国等为维护其在世界经济霸权地位，试图从贸易摩擦、科技摩擦、金融摩擦、经贸规则摩擦、外交摩擦等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

全球经贸大变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上升，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洲等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推动有利于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性经贸规则体系建设，并要求对《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全球多边经贸规则进行改革，全球经贸规则进入调整与重构的新阶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加剧，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斗争加剧，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与重构，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与自由化斗争加剧，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了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全球经贸格局大变化引发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大变局，贸易投资便利化、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安全卫生标准、争端解决机制、服务业开放、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全球经贸规则进入新一轮改革与重构的窗口期。近年来，全球经贸大变局、全球经贸规则重构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政府、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热点问题。裴长洪、刘斌 ^[17] 认为，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霸权领导体系”，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霸权稳定论”。盛斌、高疆 ^[18] 认为，对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经贸新规则主导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大转折、大分化、大变革的关键“窗口期”不容错过。林桂军 ^[19] 提出，“推动WTO投资便利化”。佟家栋 ^[20]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理论上的最大特点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理论，闪耀着新形势下的中国智慧和全球化的理念。张宇燕 ^[21] 认为，“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现在还在主导着国际分工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王晓红 ^[22] 提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迟福林、郭达 ^[23] 提出，“在大变局中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上所述，全球经贸大变局与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变化已经成为新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政策问题。 OA1m2FJf8AGd8IakXVvSy0/SX/e6IKNaIo59W1osmkjB/wU67i/5+fjLm/JOG6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