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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认为，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垄断优势理论对于这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学者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研究认为获取先进技术是独立于“所有权优势”之外的对外直接投资重要动机。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激增，这种投资新现象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研究热点，截至2022年10月，在中国知网上，以“逆向技术溢出”“技术寻求型”为主题的论文共2050篇。学者不断拓展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使得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该领域的研究开始于对发达国家之间投资行为的实证考察。Kogut和Chang（1991）借助1976—1987年数据，分析了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动机，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研发密集型行业，且美国的研发强度对日本在美国投资的企业数量产生积极影响，该研究首次证实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存在。Neven和Siotis（1996）则证实美国和日本企业在欧洲开展直接投资，其目的往往是获取先进技术。当企业具有特有知识时，通常采用绿地投资方式来降低技术溢出；当企业的目的是获取某些特殊知识时，更倾向于采用并购的方式来获取技术溢出。Cantwell等（2004）利用1969—1995年美国对英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对英国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在不同行业间存在差异。
在理论分析方面，Fosfuri与Motta（1999）通过建立古诺竞争博弈模型来分析无特定优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其原因在于企业获得技术正外部性能够弥补跨国投资带来的成本。邓宁（Dunning，1998）认为，跨国投资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企业从利用自身特定优势转向寻求创造性资产，特别是通过跨国并购或是与东道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来增强自身优势；另外，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类似之处，但在投资区位上有很大差异，即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知识资源丰裕的发达国家。邓宁（2001）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东道国消费者、上下游供应商以及人力资本、研发体系所带来的技术溢出，这种跨边界的知识资产流动成为跨国投资领域的新趋势。
国内学者基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践，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冼国明、杨锐（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到发达国家，其主要动机在于获取先进的技术或管理经验，从而提升技术累积的速度；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技术等中间产品，而不在于生产最终产品，因此短期内投资可能会发生亏损；但长期来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技术跨越。杜群阳、朱勤（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三种优势：一是企业在国内市场中具有领先其他企业的经营优势；二是企业自身具有较好的技术吸收能力，这样才能在开展跨国投资的过程中有效学习东道国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三是东道国在特定行业领域具有丰富的技术资源。杜群阳（2006）归纳总结了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包括投资步伐加快；投资类型由与东道国企业合资转向独资经营；投资方式从绿地投资转向跨国并购；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电器、通信、IT、汽车、电子等领域；投资区位则集中在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吴先明（2007）则认为，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既可以来自其专有资产，也可以来自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企业的互补性资产；而试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特定优势的企业会投资于创造性资产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以获取并充分利用所需资产。曾剑云等（2008）通过构建寡头古诺模型，并引入企业的研发活动，基于交换威胁战略论证了无技术优势企业开展OFDI的可能性。茹玉骢（2004）认为，产品和技术更迭速度加快以及技术外溢的空间约束等因素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但同时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构建网络的联系能力。
部分学者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区位分布以及治理结构等特点。周伟、王强（2005）构建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竞争力衡量指标，主要包括技术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三个方面。白洁（2009）探讨了企业通过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初始产权的路径，并通过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说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在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状态下实现开放式创新的一种现实选择。薛琴和申俊喜（2015）通过对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分析，研究了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源融合的演化过程，其结论显示企业开展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应实施人才本土化管理，通过留住人才、激励人才与培养人才实现逆向技术溢出。申俊喜和陈甜（2017）借助华为和吉利两个典型案例，考察了在东道国管制约束和企业国际化经营前提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决策，结论显示：在东道国行业管制程度高而企业自身国际化经营欠缺的情况下，企业适合选择绿地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如果东道国行业管制程度低但企业国际化经验程度高，企业适合选择跨国并购方式；当东道国管制程度和企业国际化经验均较高或较低时，企业应采取合资新建的进入模式。王昶等（2017）通过对时代电气并购Dynex的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经历技术寻求、技术转移和技术升级三个阶段，公司总部扮演了战略、协调、控制和行政等角色，不同阶段的角色类型和功能侧重点存在差异，这种角色演化是由其面临的问题和所掌握的资源、能力决定的。金鹿（2018）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提出“高层管理者认知—组织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的选择分析框架，通过对康希诺生物、鹦鹉乐器和天津药业三家企业进行跨案例研究，识别高管团队国际化经验、技术寻求类型、企业规模和产业变革程度四个影响进入模式的关键因素；结论认为，高管团队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企业倾向于决策与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技术寻求类型的差异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而企业规模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是无差异的，所属产业变革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组织弹性大的进入模式。李童（2019）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出发，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分析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当下面临的困境，研究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面对美国对中国发展进程的阻挠，中国一方面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为中国企业赴美OFDI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赴美进行技术寻求型逆向投资时，除了需要谨慎选择投资行业，更重要的是提高自主创新力，掌握核心技术。
综上所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垄断优势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等方法探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内在可行性以及原因；二是结合跨国公司投资新趋势，通过数理分析、案例分析等证实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存在以及投资特征。而基于研发全球化和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国际背景探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新特点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是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拓展。围绕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等主题，国内外学者从宏观层面、产业或省域层面展开实证检验。
Kogut和Chang（1991）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是获取逆向技术溢出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以1971—1990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13个国家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对母国技术进步起到推动作用。Driffield和Love（2003）采用1984—1992年英国制造业数据，对不同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英国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间接证实了英国国内行业对国外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是存在的。Driffield和Chiang（2009）利用1978—1994年英国产业层面数据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英国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Pradhan和Singh（2009）利用印度汽车产业的数据，证实了企业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均能够带动本国生产率的提升。而Bitzer和Gorg（2009）的研究结论则相反，他们利用17个OECD成员的产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起到负向作用，而且不同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国内较早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检验研究的是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发表在《管理世界》的《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一文，该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之间相关性的考察，认为中国企业的外向对外直接投资历史不长，但规模已经不小，这种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已开始显现。随后，王英和刘思峰（2008）、刘明霞和王学军（2009）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白洁（2009）认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现有统计数据对投资规模的低估；技术寻求型OFDI所占比例较小；海外投资产业集中在技术密集度低的行业。随着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多，实证研究的时间跨度加长，李梅和柳士昌（2012）、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陈强等（2016）等众多学者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省域层面的研究学者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均存在区域差异。部分学者认为，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刘明霞和王学军（2009）认为，中国不同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吸收能力成为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李梅和金照林（2011）利用2003—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论显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西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沙文兵（2012）同样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专利授权量产生正向作用；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不显著。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中西部地区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能不显著或为负值。
围绕产业层面的研究则聚焦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刘斌、王杰和魏倩（2015）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价值链升级效应”，结果显示：OFDI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具有多分支机构和研发型OFDI更有利于企业价值链升级；到发达国家投资更有利于企业的产品升级，而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更有利于企业的功能升级。杨连星和罗玉辉（2017）利用行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行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分行业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贸易规模对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上，众多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主要采用的是Lichtenberg等（2001）的国际R&D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在内的国际知识溢出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证明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检验以及区域差异研究等方面，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新热点。
学者通过建立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研发投入、技术差距、制度环境、金融发展等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论不一而论。欧阳艳艳（2009）通过实证检验认为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和研发资本存量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李梅和金照林（2011）、白洁（2011）、陈岩（2011）、鲁万波等（2015）、沙文兵和李莹（2018）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制约。李梅和柳士昌（2012）建立门槛回归模型，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六个方面测算了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韩玉军和王丽（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等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正向作用。
部分学者认为OFDI规模、技术差距等因素是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沈能和赵增耀（2013）采用非线性门槛模型和中国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自OFDI规模和技术差距。尹建华和周鑫悦（2014）同样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差距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论显示：技术差距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存在两个阈值，高技术差距区域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中技术差距区域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尹东东和张建清（2016）从区域差异角度考察了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综合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规模等，结论显示：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规模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起到积极作用；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发展规模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作用；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及其效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内在机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检验、影响因素、区域差异等方面，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国际化经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