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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风险，从而保障投资交易的顺利进行（Williamson，1985）。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吸引更多资本流入。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区位、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动机等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腐败程度以及资本管制等方面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如果东道国制度体系较为完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有力保护，相反，如果东道国制度体系不够完善，企业组织开展国际化经营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冀相豹（2014）认为，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而且国有企业的制度依赖性要大于非国有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向作用；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到制度差异大的国家或地区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的替补作用，但上述效应对于发达国家的BIT则不显著。王忠诚等（2018）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在于资本管制放松能够降低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融资；当东道国具有较高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时，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已有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府效率、法治水平、廉洁程度等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Buckley et al.，2007）。王永钦等（2014）以中国2002—2011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842项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样本，研究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结论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受东道国政府效率、腐败控制、监管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作用并不显著；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避税动机以及获取资源的目的。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主要因素包括东道国腐败、东道国市场规模、政策引导等。Byun 等（2012）认为，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人均GDP和政策稳定性等对企业的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模式选择产生显著作用。腐败是衡量一国制度质量的重要指标，东道国腐败增加跨国公司投资风险，因此，腐败成为跨国公司开展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境外投资方式的影响。Ayca（2012）认为，腐败程度高的国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在东道国腐败的情景下，如果企业拥有较高的流动和不可流动能力，那么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方式而不是跨国并购，如果企业拥有较高的流动能力和较低的不可流动能力，那么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李善民和李昶（2013）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更倾向于在工程建设速度快、市场需求波动较大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开展绿地投资，东道国情况相反则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企业更倾向于根据东道国鼓励的进入模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与绿地投资的子公司相比，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进入方式获得的目标企业往往具有更大规模。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对外投资额的急剧上升，制度因素成为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重要切入点。新兴经济体独特的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Rugman（2007）首次提出“国家特定优势”（Country Specific Advantages）的概念，其认为母国在产业组织、政策激励等方面的积极干预能够增强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国家形象、文化优势以及提供的制度保障等对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起到助推作用。裴长洪和郑文（2011）认为母国为本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基础性条件；由行业、区位、规模等方面形成的国家特定优势是本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优势来源。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间，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可能来自企业自身具备的优势，也可能来自政策支持等国家层面的因素（Dunning，2004；Rugman & Li，2007；Buckley et al.，2007）。
部分学者通过微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阎大颖等（2009）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验证了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冀相豹和葛顺奇（2015）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中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制度环境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东部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政府管制等因素会导致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制度规避（Witt & Lewin，2007；Deng，2009）。李新春和肖宵（2018）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从制度逃离视角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论显示：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企业政治关联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传统的所有权优势，部分学者认为，在经济转型期间，政策支持正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定优势。部分学者从母国和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双边联系”等角度分析，认为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动机、区位选择等产生积极影响。部分学者从我国对外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制度因素出发，提出应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政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母国制度优势。归纳起来，作为转型经济体的中国，其制度环境中既有积极的推进因素，也有制度缺失、制度约束等不利于对外投资高效开展的负面影响，不应一概而论。从企业的异质性和制度的差异化角度进行细化研究，可以深入挖掘母国制度环境对微观主体行为的作用机理。
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是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与投资绩效的重要因素（Peng & Luo，2000）。Mudambi和Navarra（2002）认为，制度距离过大会增加跨国公司境外投资风险，进而提高企业跨国经营成本，因而制度距离可能对企业开展OFDI产生负向作用。而双边政治联系作为替代性非制度安排，通过国与国之间建立政治互信、合作共识等为企业开展跨国投资降低风险。
正式制度距离使得OFDI 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时面临外来者劣势（Xu et al.，2004），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可能会阻碍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Michailova & Hutchings，2006）。针对中国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来看，陈岩等（2014）基于中国企业对43个国家或地区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正向作用，经济、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负向作用，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现倒“U”形关系。陈怀超等（2014）依据中国178家跨国公司的数据，考察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影响，结论显示：制度距离越远，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而不是绿地投资；制度距离越远，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而不是独资经营；国际经验负向调节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选择的影响；国际经验、社会资本和环境适应能力负向调节制度距离对企业选择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的影响。衣长军等（2018）选取中国328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公司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和组织学习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结论显示：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水平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水平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探索式学习正向调节这种负效应。袁其刚等（2018）选取2007—2015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7个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利用FGLS模型检验了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与治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对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差异较大的治理距离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政府治理水平对市场寻求型OFDI和资源寻求型OFDI产生负向作用；而治理距离对资源寻求型OFDI产生负向作用，对市场寻求型OFDI产生正向作用；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高收入国家以及英语语言国家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投资正相关，而治理距离只对中低收入国家投资影响显著。
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等方面仍相对较弱。建立双边政治关系能够降低政治冲突和制度距离带来的经营风险，对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宗芳宇等（2012）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OFDI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认为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上市公司到BIT签约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发挥积极作用；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不完善，而且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潘镇和金中坤（2015）利用2003—2013年中国在117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研究发现：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政治关系和制度风险的作用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度风险大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减弱了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能够有效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风险小的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没有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明显增加，更多地起到了对东道国环境的补充作用。杨连星等（2017）利用2005—2014年中国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多元化程度和投资成功率的提高，但存在一定的政策工具和行业差异；与长期性的正式外交关系相比，短期性的高层互访和非正式的友好城市交流，对于企业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是友好城市交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而双边政治冲突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在不同行业中，对于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资源获取型行业，友好双边政治关系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于容易遭受双边政治形势冲击的基础设施行业，双边政治关系并未起到一定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