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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企业异质性理论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点之一。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假定所有企业是同质的，强调企业竞争优势的外生性。但企业超额利润的来源是企业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而不是来自外在市场结构特征（Rumelt，1984）。Langlois（1995）提出企业异质性假定是从企业内生性角度阐释微观主体在生产经营以及竞争优势来源等方面的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将异质性假定融入企业国际贸易与投资行为研究，为跨国公司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异质性理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关于企业同质性的假设，从微观层面对企业国际生产方式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解释。生产率是衡量企业异质性的一个最主要变量，因而诸多文献围绕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抉择展开研究。
最早将异质性纳入国际贸易分析框架的是Melitz（2003）和Bernard（2003）等学者。Melitz（2003）构建垄断竞争模型，在企业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生产率差异与出口固定成本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有能力开展出口贸易，生产率次之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开展贸易，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逐渐退出国内市场。Bernard等（2003）在不完全竞争和企业异质性的假定下，构建了一个企业出口决策动态模型，并通过美国贸易数据证实了出口决策受企业的生产率和规模的影响，即生产率越高、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开展出口贸易。
Helpman等（2004）在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将企业异质性假定引入“临近—集中权衡”分析框架，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以及CES（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ion）效用函数和冰山贸易成本的假设下，首次从企业异质性角度解释了企业在出口贸易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行为决策，结论认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直接投资，次之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选择服务国内市场或退出市场，并通过美国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该结论。
随着异质性企业理论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应用，国内外学者从微观层面展开深入研究，该方向成为近年来跨国投资领域的前沿领域。Bernard和Jensen（2007）、Bernard 等（2010）等学者利用美国企业层面数据，证实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Yeaple（2009）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不仅受生产率的影响，而且受东道国发展水平、距离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Head和Ries（2003）利用日本微观企业数据同样发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开展投资的企业，其生产率同样存在差异，生产率高的企业往往到高收入水平国家开展投资，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往往到低收入国家开展投资。Eaton 等（2004） 利用法国微观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开展出口贸易和跨国投资。Girma等（2004）利用英国企业层面数据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Mayer和Ottaviano（2007）认为，欧盟开展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企业，其生产率要远高于只在国内生产的企业。Castellani和Navaretti（2004）研究认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但由于资本与劳动的报酬可能存在差异，出口企业与OFDI企业间的生产率差异可能不存在，甚至会出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OFDI企业的现象，这说明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Buch等（2014）从融资约束视角发现，德国生产率高的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要大于生产率低的企业。
上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考察，那么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决定因素有哪些？Damijan等（2007）利用斯洛文尼亚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和上述发达国家企业相一致，即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生产率最高，出口贸易企业次之，而只在国内生产和贸易的企业生产率最低。Aw和Lee（2008）、Ryuhei和Takashi（2012）分析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得出同样的结论，同时还发现企业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开展投资其生产率呈现异质性。随着数据可获得性增强，针对中国企业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多。田巍和余淼杰（2012）通过采用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及其直接对外投资的关系，研究认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量越大；而目的国的收入水平高低对企业投资与否的决定没有显著的影响。朱荃和张天华（2015）利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考察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率对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蒋冠宏（2015）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投资；同时还发现，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率不一定高；有效率的企业不一定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但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类投资；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比其他类型的对外投资企业生产率更高；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目的国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除了以制造业企业为考察对象，部分学者利用服务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陈景华（2014）利用服务业企业数据，验证了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业企业的研究；另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李磊等（2017）同样考察了中国服务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与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另外，部分学者从非生产率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因素。葛顺奇和罗伟（2013）综合分析了中国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度、利润率、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出口强度等体现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对OFDI决策起到积极作用，债务利息率等反映竞争劣势的因素对OFDI决策起到负向作用。刘莉亚等（2015）建立OFDI动态决策模型，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考察了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低，特别是外源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尤为显著。李磊和包群（2015）则从信贷融资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显示：信贷融资对中国工业企业OFDI决策发挥积极作用，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高，而且企业越倾向于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多次对外直接投资；与国有企业相比，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更大；在融资依赖度低的行业中，融资能力对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杨栋旭和张先锋（2018）利用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的海外背景和工作绩效激励对企业OFDI决策的作用显著为正，教育背景和财经类专业背景对企业OFDI决策的作用显著为负，政治背景对企业OFDI决策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性质、所在行业领域、企业融资能力等差异而不同。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企业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与自身生产率、融资约束、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研究的深入，异质性理论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之间的关系探讨。从针对发达国家企业的相关文献来看，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结论不尽一致。Nocke和Yeaple（2007）将行业差异性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对于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可流动能力（Mobile Capabilities）的行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跨国并购，而生产率低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绿地投资；相反，对于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不可流动能力（Non-Mobile Capabilities）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跨国并购。可能的解释是，如果企业异质性来源可流动性强，那么最有效率的公司跨国并购国外具有特定生产优势的企业，与其特有的知识、技术等可流动资产形成互补。如果企业潜在生产力优势的可流动性较低，最有效率的公司不会付出高昂的成本来获取当地公司的知识资产，因为其生产率优势足以弥补其在国外市场的低效。Nocke和Yeaple（2008）通过将美国跨国公司按生产率分为“高”“中”“低”三组，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选择绿地投资而非跨国并购。Raff 等（2009）利用日本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企业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间的一系列决策。结果显示，生产率高，企业更倾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贸易，更倾向选择绿地投资而不是跨国并购，更倾向选择独资而非合资经营。而且，无论是在全资子公司还是合资企业中的绿地投资企业，其平均生产率都比选择并购的企业高，规模也更大。Trax（2011）利用英国企业数据对Nocke和Yeaple（2007）的观点进行验证。结论显示：在无形资产占比高的行业，跨国并购交易涉及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在其他行业跨国并购企业则是生产率最低的企业。Spearot（2012）在非常用替代弹性函数（Non-CES）需求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发现异质性企业在不同需求弹性下有不同的投资动机。高生产率企业往往在通过资本投资提高生产率方面赚得很少，因为它们已经在收益最大化的临界点附近生产了产品。低生产率的公司也很少从投资中获利，因为其生产率本来就很低，任何收益都是微乎其微的。相反，中等生产率的公司有最大的动机开展额外投资。模型分析结果认为，所有的投资行为在生产率的中间区域达到一种均衡，在这一区域内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并购而非绿地投资。利用北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研究验证了中等生产率的企业对外投资额最高，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企业跨国并购额占对外投资额的比重也在提升。Stepanok（2015）构建了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模型，设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两个生产率阈值，一个是将出口商与并购企业区分开，另一个是将并购和绿地投资企业区分开。在垄断竞争环境下，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是提高效率、转让技术和管理知识，在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前提下，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开展绿地投资而非跨国并购。特别是在考虑冰山运输成本的情况下，较低的贸易可变成本使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生产率门槛更为严格。
近年来，国内学者通过微观数据，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对投资模式的影响。蒋冠宏和蒋殿春（2017）借助2003—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对OFDI进入方式的影响，结论显示：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研发密度、企业规模、流动资产比重等因素对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起到正向作用；出口贸易水平越高的企业越有可能开展绿地投资。周茂等（2015）同样利用商务部提供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生产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影响，结论显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方式的可能性越大；生产率对境外投资模式的作用受到母公司所在行业知识资产流动性的影响；另外，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越大，而企业研发能力对OFDI进入模式的作用并不显著。杨波和张佳琦（2017）采用1993—2015年955家A股上市公司共计1912起对外投资数据，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生产率低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进入方式的可能性大，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财务状况及资本密集度等企业异质性因素也会对海外并购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资产规模较大、负债率较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有企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的可能性较大。
上述针对国内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其重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以及衡量生产率的指标选取存在差异。蒋冠宏和蒋殿春（2015）、周茂等（2015）等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而杨波和张佳琦（2017）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两类统计对象呈现的企业经营状况与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可能存在差异；蒋冠宏和蒋殿春（2015）、周茂等（2015）等采用OP方法估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杨波和张佳琦（2017）采用劳动生产率替代TFP，核心变量估算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差。
部分学者从企业所有制性质、治理结构等非生产率异质性视角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Zhao和Decker（2004）构建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决策模型，研究发现：决策者风险厌恶程度越高的企业，选择独资形式的可能性越小；随着决策者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企业在东道国合资子公司的股权比重上升；东道国经营风险越大，企业在子公司中所占股权比重越低；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利润越高或者东道国市场越有吸引力，越倾向于在合资企业中拥有较高的股权比重。Cieslik和Ryan（2009）则考察了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出口、独资公司与合资公司上的决策影响因素，结论显示：设立独资公司的企业生产率最高，其次是合资公司，而出口公司次之，生产率最低的是只服务国内市场的公司。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受到研发强度、技术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周经和蔡冬青（2014）对2002—2011年中国70家企业对外投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研发强度对中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林莎等（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选择跨国并购的企业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二是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三是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倾向于获取绝对的控制权；四是往往到大陆法系的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皮建才等（2016）构建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民营企业逆向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模式选择，结果表明：当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时，国内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高；当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国内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更大。吕萍和郭晨曦（2015）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研究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监事会规模对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起到正向作用；高管报酬总额比例对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起到负向作用；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的企业选择合资的概率越大。
综上所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结论不尽一致。另外，除了生产率这一体现企业异质性的核心因素，所有制性质、治理结构、国际化经验、技术差距以及研发强度等因素同样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或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Braconier和Ekholm（2001）利用瑞典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跨国公司生产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研发支出和资本—劳动比率是影响跨国公司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其原因可能在于瑞典作为世界上R&D支出经费高的国家，属于世界技术的领先者，因此，从外部获得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少。Yang 等（2013）借助1987—2000年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OFDI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正向作用。蒋冠宏和蒋殿春（2014）采用2004—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倍差法验证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但提升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肖慧敏和刘辉煌（2014）利用2005—2011年微观层面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估计OFDI对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结论显示，中国企业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效率；在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比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获得的技术效率改进更大；与国有企业相比，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刘晓丹和衣长军（2017）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地评估2006—2010年中国企业OFDI对其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异质性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生产效率，而且OFDI绩效具有滞后性；另外，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和文化距离影响企业OFDI绩效。
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利用2004—2009年微观层面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评估了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显示：OFDI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OFDI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并逐年递增；OFDI在总体上显著延长了企业创新的持续期，但不同类型OFDI在创新持续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袁东等（2015）基于2002—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母公司特征和子公司进入策略在其中的作用。结论显示：总体而言企业生产率确实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从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一年开始其生产率会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从投资当年就开始显著，且这种生产率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投资到OECD国家的企业生产率获益会高于投资到非OECD国家的企业生产率；绿地投资能显著提高企业生产率，而跨国收购使得母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大，但同时也能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效应。叶娇和赵云鹏（2016）利用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结论显示：中国企业OFDI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行业和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R&D投入和利润率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陈晔婷等（2016）使用2010—2014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科技型企业OFDI对其研发效率的作用，结果显示，科技型企业开展OFDI能够提升自身研发效率，而且在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其研发效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运用201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基于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MTE）的参数估计方法，估计了企业反事实专利数量，在考虑了异质性效应的基础上估计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OFDI对企业专利量的边际处理效应越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企业如果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对企业专利量带来负向作用；综合型OFDI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到发达国家或地区开展投资的企业，OFDI对其创新能力的作用更为显著。冼国明和明秀南（2018）利用2008—2015年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交易数据和企业专利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非线性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跨国并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跨国并购对企业自主创新产生正向作用，但这种效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不同专利类型来看，跨国并购对企业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发明授权数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外观专利的作用不显著，这说明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高厚宾和吴先明（2018）考察了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起负向作用，但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则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产生的创新绩效起负向的调节作用。
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张先锋等（2017）利用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PSM-DID方法，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中国工业企业OFDI产生负向作用，即融资能力强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直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可以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这种缓解作用具有时滞性；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与投资东道国的特征相关，在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OFDI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阎虹戎等（2018）利用2011—2016年614家对外投资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公司员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数量都有所增加且具有滞后性，其中生产人员的数量增长更快，非生产人员数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销售、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增加。孙好雨（2019）使用2004—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企业层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对内投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在国内投资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国内投资作用并不显著；水平型OFDI对企业扩大国内投资的作用较小，而垂直型OFDI和生产型OFDI对企业扩大国内投资的作用更为显著；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企业国内投资的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出口额、扩大企业规模等路径来实现；另外，如果东道国税收水平较低、融资更加便利、技术水平较高以及政治清廉，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扩大国内投资的作用更加显著。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主要体现在提升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影响母公司员工结构等方面。研究方法上，为了区分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通常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避免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