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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货币的信贷传导机制，广义货币供给量M2通过商业银行信贷循环创造出来，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对“高货币之谜”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根据199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对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层次划分，各层次的货币概念定义如下：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和自筹基建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中，M1为狭义货币，M2为广义货币，M2与M1差值为准货币。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对M2的口径与内涵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整。第一次是自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计入M2，包含在其他存款项目里面，然而这部分资金主要来自居民储蓄和企业存款。尤其是在企业新股认购时，大量的居民活期储蓄和企业活期存款会转化为客户保证金。第二次是自2002年3月起，将中国的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外资财务公司及外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外资机构有关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第三次是自2011年10月起，将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金融机构的存款纳入广义货币供应量的统计范畴。由此可见，当前的M2口径已较1994年的指标推出之初时有了更广泛的内涵，尽管中央银行一次次地修改M2的统计口径，仍然较其真实内涵有些差距。因为M2在理论上被定义为基础货币通过银行信贷循环创造派生后形成的广义货币量。在实践中实际估计出信用派生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统计上通常利用各项存款数据对M2供应量加以估计，这才有了中央银行一次次调整广义货币M2的统计口径。根据广义货币供给量的存款定义，商业银行的存储行为和资产负债表变动是解释高额货币供给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视角。
我们知道，分析公众存款规模的增长仍需从存款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着手。从存款的供给角度看，按所有者来源可将公众存款的经济主体划分为居民、企业以及政府，由于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存款与广义货币的关系，所以并不加以区分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将其统称为公众。从中央银行公布的广义货币供给量计算公式来看，公众存款构成了广义货币的准货币量的主要部分，实践结果也给出了例证（秦朵，2002；王国刚，2011；等等）。从存款的需求角度看，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市场化进程当中，投资渠道缺乏，金融创新工具较为单一，因而公众的金融资产积累途径较为单一，大都以存款的形式被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所吸收。另一方面基于货币预防需求的动机，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加之收入不确定以及经济形势的不明朗，公众倾向于积累存款以备不时之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诸多文献从中国高储蓄率角度来解读我国的“高货币之谜”形成机制（李扬、殷剑峰，2007；曾令华，2001；何新华、曹永福等，2005），他们认为我国的高储蓄率可以解释超额货币供给量（董青马、胡正，2011），曾令华（2001）也认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过高是造成我国超额货币供给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人认为我国的高储蓄率是加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因素，即居民储蓄行为包括高储蓄率方面的研究是探究我国的“高货币之谜”产生的关键因素。在公众的存款需求下，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行为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储蓄行为，成为推高M2的重要因素。郭铭文（2006）就曾指出，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银行存款的稳定性是商业银行和公众存款者互相作用的结果。关于商业银行存款竞争行为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如雷震和彭欢（2009）通过构建我国银行业地区差异和存贷款差异特征的结构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存款市场竞争弱于贷款竞争，其竞争模式介于完全垄断和古诺均衡两者之间。杨金荣（2014）通过总结商业银行的存款竞争理论，得出国内商业银行存款竞争面临金融“脱媒”速度加快、利率市场化、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商业银行转型以及监管政策调整等诸多挑战。徐宁（2018）通过分析中国商业银行存款价格竞争的特点，认为中央银行需采取一些方法规避存款定价过度竞争的风险。张孟（2016）回顾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将商业银行和社会保障体系结合起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商业银行总体存款吸收能力表现较好，总存款量不断增长。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到，有关公众存款行为、高储蓄率以及商业银行存款竞争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我们将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商业银行存款竞争行为如何影响公众储蓄行为，进而影响“高货币之谜”的产生机制。
我们认为，要理解M2/GDP畸高的原因，就需要对一国货币产生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以整体把握我国的高货币问题产生的机制。根据M2的理论定义，我们知道M2实际上是基础货币通过信贷循环创造出来的，即从某种意义上讲，M2是通过货币乘数循环创造出来的，广义货币M2通过信贷活动流入经济体，进而对GDP产生贡献。也就是说，广义货币M2（存款）是由贷款创造的，先有贷款才有存款，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除一部分存款准备金外，有多少贷款就会对应相应数量的存款M2。也就是说，M2统计的是金融机构负债方（对应实体经济的资产方），表征金融体系对实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和购买力，反映了社会的总需求（盛松成，2018）。货币供给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构成了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基础，进而创造了广义货币M2。有关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研究较为多见（黄燕芬、顾严，2006；李治国，2007；谢平、张怀清，2007；Spindt，1984；Stella，Lönnberg，2008；Philipp，Howden，2016；Brainard，2017；等等）。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变动主要有两个影响因素，除了基础货币，另一个是货币乘数。在经典的货币金融学理论中，二者相等于M2。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我们知道，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资金融通绝大部分由银行作为媒介，直接融资比率非常低，那么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广义货币M2的供给状况。一些学者据此展开了分析，如徐斯旸和查理（2017）在文中提到，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中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不断推升着货币供给量，进而推高了货币化水平，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深入论证。张春生和吴超林（2008）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角度指出存贷差和不良资产是导致高货币化的最主要因素，但是所用指标不全，且就像作者所说，不良贷款率缺乏数据支撑，没有进行实证分析。吴晓灵（2013）指出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指标和贷款指标控制扭曲了商业银行行为，需要充分发挥商业银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管理能力。李治国（2007）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角度指出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结构可以影响公众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并进而影响基础货币和乘数。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及公众流通而形成货币供应量的放大倍数。考虑到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受到这些学者的研究启发，本书试图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角度研究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供给决定机制，解析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与相关机理，并通过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变动进行实证解释。
根据M2的理论定义，我们知道M2实际上是基础货币通过信贷循环创造出来的，即从某种意义上讲，M2是通过货币乘数创造出来的，广义货币M2通过信贷活动流入经济体，进而对GDP产生贡献。也就是说，广义货币M2（存款）是由贷款创造的，先有贷款才有存款，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除一部分存款准备金外，有多少贷款就会对应相应的存款M2。既然已有统计数据表明，M2/GDP≫1（2018年已达2.03），也就是说等量的M2对GDP的贡献少了，那么多出来的M2究竟去哪儿了？除了一部分M2通过信贷活动流入虚体经济（股市、债市、基金）等，未对GDP产生贡献，还有一部分以何种形式存在呢？为此，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我国高货币比值长期有增无减的状况，除我国特殊的融资体制——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李国疆，2001；谢平、张怀清，2007；陈雅莎，2014；等等），以及一部分M2除了流入非生产性部门以外，或许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特殊的“贷多回少”的现状。有些学者也部分指出这一问题，李国疆（2001）指出，较高的M2/GDP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是融资体制的风险，政府主导型的信用融资机制是M2/GDP呈现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张杰（2006）指出，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是我国M2/GDP高于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原因。谢平和张怀清（2007）认为，银行主导的金融系统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存在是导致M2/GDP异常升高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必定是M2的信贷传导机制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致使较多的M2没有顺利地流入实体经济或者是即便流入实体经济却没有产生相对应的产出，进而导致广义货币M2虚高而产出偏低，从而导致M2/GDP偏高。鉴于此，我们将通过一套完整的信贷传导机制来解释造成我国高货币的深层原因。
通过回顾M2的理论定义，我们知道存款是由贷款创造的，即先有贷款后有存款，所以我们需要抓住的核心是贷款是怎样贷出去的，贷出去后能否产生效果，以及贷款能否收回的问题。当然，信贷创造过程中的基础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创造的，而根据我国的强制外汇结算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使中央银行被动地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保有大量的外汇余额，因为面对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央银行要发行与之等额的人民币。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很高，所以高额的外汇占款也是造成高货币问题的一大原因，然而即便因巨额外汇占款的存在要被动地发行超额的货币，但如果能够顺利有效地流入经济体，对GDP产生贡献，应当也不会造成M2/GDP畸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一套完整的货币信用传导机制必然包括货币入口和出口，即外汇储备—基础货币—贷款（信贷循环）—实体经济—GDP。当然，在货币传导机制的每个环节必然是有分流的。譬如基础货币通过信贷循环创造出的存款，部分是以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在的，且创造出的贷款可能部分流入实体经济以外的部门（虚拟经济），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阶段，银行通过基础货币衍生出的存款大部分还是以实体经济的形式存在的（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体）。这里我们重点关注传导机制这一链条上的循环过程，因为分流的部分毕竟是少量的，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究。
广义货币M2的信用传导机制为：外汇储备—基础货币—贷款（信贷循环）—实体经济—GDP（及其往复循环过程）。只要整个传导环节未出现断裂，那么M2/GDP应当不会出现过分异常的问题。若出现贷款未有效收回或者等量贷款未对GDP产生等量贡献，那么M2/GDP自然会发生异常。很多学者也发现，正是货币传导机制的部分环节出现断裂造成了我国M2/GDP出现异常（颜竹梅等，2009；范从来、王勇，2014；张春生、吴超林，2008；汪洋，2007；曾康霖，2005；等等）。譬如，曾康霖（2005）认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不容乐观，M2/GDP持续上升表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节约。以上学者大部分都是从不良资产、融资结构角度来论证我国M2/GDP较高的原因。较少学者意识到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使信贷资源较多配置到效率低的部门中，导致M2/GDP异常（Pan et al.，2016；许坤、黄瞡宜，2014）。信贷资源错配使信贷资金流向了效率低的领域，引起要素生产率降低，进而引起GDP下降，最终导致贷款需求降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不足20%，私有企业在信贷市场中往往不如国有企业那么容易获得商业银行的支持。饶品贵和姜国华（2013）发现，虽然非国有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比国有企业要更好，但却没有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信贷资源并没有实现合理的配置。马草原和李成（2013）也发现，货币政策的调控高度依赖国有经济渠道，而国有投资比重变化引起的经济效率变化将最终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们还发现，在宽松型货币政策下金融资源的错配效应更容易被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