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多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又是一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新中国。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是由于中华先祖创造的根植于我们血脉灵魂的中华文化；中国之所以能革故鼎新、重拾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的现代文化，能否扎根古老的中国，又是如何融入被中国人视为生命根脉的中华文化传统？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伊始的这一问题，百年后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最好回答。

回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百年风云激荡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无不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现实社会的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吸引、相互借鉴的融合过程。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就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1] 这个具体的环境，既是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有着几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环境。正因如此，1943年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2] 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等几代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理论飞跃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深深打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记。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述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入地结合了中国实际并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背景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辉煌成就、进行理论创新取得累累硕果背后的重要文化滋养。

当我们谈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却不能不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家文化始终占据主导位置。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回避不了与儒学的对话交流、互动融通。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儒学既有作为一般意义的思想文化功能，也有作为特殊意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谈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儒学在近代中国的遭遇一波三折，孔孟等儒家先哲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变化多端。客观地说，这些变化是中国从紧迫的救亡图存到理性地面对自己历史、从推翻旧制度到建立新世界难以避免的环节。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国人之心，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然成为历史陈迹，尤其是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不对儒家文化以新的更为深入的审视。

在文化多元多样的今天，站在不同角度或许对儒学有不同观点，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儒学所具有的强大包容性和顽强生命力，使它不仅能广纳吸收先秦诸子百家文化，也能汲取佛教这样的外来异质文化，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

根繁才能叶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那里继续汲取智慧，需要促进它们之间更为深入的沟通交流，使其互相欣赏、互相借鉴、互相融通。从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治理到家庭伦理，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融通不断走向深入。但文化是一条向前奔腾不息的河流，文化的创新融合永无止境。以儒学为例，从先秦就开始的援道入儒，使儒道在人生境界、修身养性等方面已浑然无隔。东汉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经过近五百年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儒学的交流互动，使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新的样态。两者从最初的摩擦甚至敌视，发展到接纳欣赏再到后来的难分彼此、浑然天成，以至王阳明以本为一体的“三间房”比喻儒、释、道的关系。从这个意义来说，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深度融合我们依然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3] 与佛教传入中国与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几百年的漫长融合历史相比，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对话融合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融合前程远大、前途光明。

李军时《跨越时空的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儒学若干重要问题研究》这部书正是基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深度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自觉而创作的。自六七年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就立志致力于此问题。那时该问题还没有今天的研究热度，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还有不少争论，加之博士学习期间时间有限等等，给问题的研究增加不少困难。经过艰苦的写作，他完成了以此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本书就是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形成的。

相对于近年来学界开展较多的从社会理想、思维特征、价值观念等专题性维度探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不同，李军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逾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已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的今天，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根本学理。这种研究最难的就是确定对两者进行比较的论域，使两者的对话有一个可靠的支点。为此，他将儒学关注的问题概括为天人之辨、知行之辨、仇和之辨、义利之辨和凡圣之辨等五个方面，并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实践论、辩证法、道德观和群众观而探寻两者的同与异，以期实现两者之间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可以说，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可资比较的论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走向融合统一架设桥梁，对于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黑格尔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 ^[4] 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为自己学术的本质特色，如果说极高明是其哲学的形而上的追求，道中庸则是其生活化的价值体现。道中庸要求其学问道理落实于百姓伦常生活，然又日用不知、润物无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具有中国的风貌，越来越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我们期待这种进程不断加快，这种融合不断深入，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5] 。

徐伟新
2022年10月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534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7页。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