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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哈的哲学是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及一般哲学的意义上确立起来的。正是在对黑格尔的清算中，使自己没有落入到意识观点的思维方式中；正是在对一般哲学的批判上，具体说是在对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近代唯物主义的批判中，使自己避免陷入到传统的存在思维中。费尔巴哈在对这两种哲学的批判中确立自己的哲学观，一种区别于二者的人本学，与之相对应地，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批判中形成和建立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存在思维和思辨哲学的意识思维的另一种思维方式——人本学思维，这是对前两者的综合和超越。与这两种哲学不同，费尔巴哈将人首先看成“感性”的存在，实践首先是一种感性的活动。
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观是以人的主体性觉醒为线索，通过强调人的理性能力而通往实践的最高境界——自由。但是到了黑格尔哲学，将理性发挥达到极致，他试图用人的理性统摄一切，这样就难免对“实践”以及人的本质的理解陷入片面或绝对。费尔巴哈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开始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提出人不仅具有理性的本质，从最基本的本原来说，人首先是感性存在物，与黑格尔相对，费尔巴哈主张从感性出发来理解人和人的实践。
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实践”是作为“感性对象”的主体的活动。费尔巴哈正是看到了黑格尔“绝对理性”的抽象性将具体的人和现实的“实践”片面化，因而主张把人理解为一种具有理性能力的“感性的存在”，而把“实践”理解为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费尔巴哈首先意识到，“人的存在只归功于感性。理性、精神只能创造著作，但不能创造人” [21] ，因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实践”就是在理性思考前，从事的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感性”活动。人首先作为感性的存在属于自然界。人能思维但首先必须生存，人是理性动物但首先是属于自然界的感性动物，有着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人的实践活动是建立在人作为肉体存在而必须首先能够“生存”这个基础条件之上的。人的“实践活动”，第一位的是在理性思考前，从事的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感性”活动，这样的“实践”活动才是人所以维持其“类存在”的首要条件。只有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人的其他活动才成为可能。这种“感性活动”，在费尔巴哈的理解中，大抵相当于动物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的生存活动，是人为了维持生存而从事的机械的、求存的、受肉体生存制约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完全受制于自然生存规律的、被动的、适应性的求存活动。这是费尔巴哈对人的实践的“感性”规定。它区别于黑格尔的理性，在感性的、肉体的需要面前，所谓的理性都是第二位的，人要思考，首先要能生存，要活着，要能吃饱，思考需要体力，需要亚里士多德说的“有钱、有闲”。这是进行理论工作的首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进一步退回到了人本身，站在现实的人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把人仅仅理解为“理性”存在物做出了反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
正是在对思辨哲学“理性”的批判中，费尔巴哈确立了自己的感性原则，并且进一步将“感性”的现实性理解为“对象性”。费尔巴哈赞同思辨哲学的看法：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意识”。但是费尔巴哈对“意识”的解释却与近代思辨哲学大相径庭，思辨哲学家们将“意识”看成是人的绝对的、内在的、纯粹独立的东西，是自给自足、自因自果的东西，是绝对的“无对”。费尔巴哈将“意识”理解为人的“类”意识，它总是指向某个对象的。费尔巴哈认为：“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 [22] 所谓“人思维，其实就是人跟自己本人的交谈、讲话” [23] ，在这个意义上，“思维、讲话是真实的类的职能” [24] ，这种“意识”或思维总是指向某一对象，也就是说，不管是意识，还是思维，总是意识什么，或思想着什么，它绝不是纯粹独立和内在之存在。因而，费尔巴哈的哲学与整个近代哲学的区别在于将人看成“对象性的存在”，这在本书的第三章会有详细说明，是费尔巴哈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对马克思极富启发。费尔巴哈认为的人的“对象性存在”体现在“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这正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 [25] 。人的实践，在其现实性上必然是指向某个对象的，或以自然为对象，将自身对自然的理解投射到自然身上，使自然具有人的印记，反映人的本质；或是以他人为对象，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将他人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在理解他人的过程中认识自己，人的本质就是在这样的对象性关系中被揭示，被人自身认识到。费尔巴哈超越了近代思辨哲学，甚至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将“实践”放在感性对象性关系中来理解，使实践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了现实性。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看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积极因素，费尔巴哈不懂得真正的“活动”，“实践”在他那里作为感性“直观”而重新陷入抽象。黑格尔虽然将“意识”绝对化，但是毕竟看到了人能够进行主观改造客观活动的能动性。近代哲学对于人的意识能动性的解剖是极富智慧的，费尔巴哈由于对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而将这一合理积极的因素丢弃了。“活动”原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果，康德和费希特的“纯粹活动”和“活动”本身，谢林和黑格尔的“无限活动”“自我活动”，都是对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本质的揭示。而费尔巴哈是不懂真正的“活动”的，这导致费尔巴哈眼中的“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只是一种被动适应自然的、受自然制约的、为了维持纯生存的受动活动。使人与自然之间只是一种适应与被适应的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是以“爱”这种感性直观的抽象事物作为最高实践原则，作为社会关系的纽带和发展的原则。真理就是“类”，是有对象的，是两个人的彼此直观，是相互补充的“爱”和友谊，这种结合就是类的现实表现，它构成了完整的人。对“对象性关系”的解读，费尔巴哈从未离开过“感性直观”，最终在历史发展领域里陷入另一种片面性，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将人看作“感性”的存在、肉体的生命存在，而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历史的生命存在；费尔巴哈即使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活动，也不过是动物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的生存活动，而不是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因而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感性”的“实践”，不过是脱离了人的、抽象的实践，“感性”的“人”，不过是单个的、脱离了历史的人，而这种对于“实践”和人的理解，显然是与现实的实践、现实的人相背离的，并不能揭露实践的真实内涵，更不能正确地理解人。关键在于他不能吸收黑格尔以来对于“实践”的合理规定，无法从人的感性和理性活动的统一中来理解“实践”，理解人，因而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26] ，在“革命的、批判的”维度，费尔巴哈甚至没有达到黑格尔的高度。费尔巴哈把哲学史上黑格尔以来关于“实践”所具有的理性活动能力的一系列规定统统排除在他的“实践”概念之外，仅仅从“感性”的角度规定“实践”，规定“人”，这样的“感性”活动同样使对人的理解、对“实践”的理解陷入另一种片面性之中。
当然，费尔巴哈在批判近代思辨哲学的意义上，将人的实践从理性的、概念的规定扩展到了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这对于理解“实践”具有现实的开创性的意义。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将人的目光从纯粹理性领域拉回到了现实存在的人身上，使对“实践”的理解更加全面、丰富，创造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实践观。人的“感性实践”就是人本质的表现，费尔巴哈将对“实践”的认识覆盖到了整个“人”本身，为“实践”概念的完善贡献了另一个维度，这是费尔巴哈的可贵之处。但同时，由于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而丢失了在思辨哲学中的积极因素，也完全抛弃了黑格尔以来对于“实践”的合理规定，丢失了对人的实践的能动性的规定，使“实践”陷入到了另一种片面性之中。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维直接否定了古代哲学的存在思维和近代哲学的意识思维，从作为“现实的人”出发，人“思维”之前首先是“感性”的生命存在。费尔巴哈是在二者的统一中来揭示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实践。这可以弥补从前两种思维带来的片面性，从更全面的视野中来看待人本身。但是，由于费尔巴哈本身的局限性，他没有吸取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活动”原则，不懂得真正的人具有的能动性，而使人及其对象性关系重新陷于抽象，使人的实践停留在一种被动的、受动的、仅为维持生存而发生的活动中。人本学思维理解的人和人的实践仍然是抽象的。
费尔巴哈对传统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存在思维”的批判常常被人们忽略。费尔巴哈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斯宾诺莎“实体”的批判，斯宾诺莎的“实体”作为近代唯物主义的代表，在费尔巴哈看来，它不仅是完全抽象的东西，而且是“仅仅被思想的或被想象的本质”，在现实性上不具备任何实在性，不过是“自然界的思想物”，是“抽象物、抽象的物（物性）”。在神学的意义上，斯宾诺莎就是“神学的唯物主义” [27] ，斯宾诺莎与黑格尔完全一致。在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是对神学的否定，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一种广袤的实体，是物质的实体。斯宾诺莎将“上帝”实体化、现实化，但这种实体化是以实际事物具有神性为前提的，实际的物质存在的神圣性就是唯物主义、经验论或实在论，他否定了神学的本质，却将“神性”贯彻到底，从另一个角度恢复了“上帝”，由此，泛神论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海涅与费尔巴哈的看法是相同的：“被斯宾诺莎称为实体，被德国古典哲学称为绝对者的上帝，是‘存在在那里的一切’。他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这两者是同等神圣的。” [28] 费尔巴哈因此判断：泛神论必然要走向唯心主义。因为泛神论对物质的神化中内在地包含了对理性的神化，对理性的神化就不得不走向黑格尔，走向理性的专制主义。
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意识思维”的批判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极富启发的。既然包括斯宾诺莎在内的近代唯物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变种，那么，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费尔巴哈才能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同时扩展到整个一般哲学，对黑格尔等思辨哲学家的批判，也极大地启发了马克思。费尔巴哈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哲学的开端上。黑格尔的哲学从纯存在开始，这个存在不过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而不具有任何实在性和现实性，只是作为理念的存在，是“逻辑中的存在”。对于以这样抽象的存在为哲学起点的做法，持唯物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对此十分反感，提出了相反的思路：黑格尔从“存在”的概念出发，为什么我不能从“存在”本身出发，即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可以说，这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掷地有声的批判。费尔巴哈主张用“现实的存在”来消解黑格尔“存在”的概念、理念，赋予“存在”概念之外的现实性、具体性。其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整个论证过程的形式主义提出了批判。黑格尔从一个抽象的存在开始，企图以绝对的理性将“存在”包围，从万能的理性中生产出存在，他佯装深入到了无限的具体性的内部，而实际上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完全无内容的抽象形式，不过是一个单纯的逻辑框架，以及一个由逻辑构成的概念世界，将真实的内容都消解在了无限无尽的逻辑框架之中。最后，费尔巴哈批判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意识思维。由于黑格尔哲学以抽象的存在为开端，以抽象的形式为整个理论奠基，使整个理论的展开过程都不过是一个纯粹抽象的逻辑形式，因而黑格尔哲学的实质最终也只是关于思想内部自身的自我运动，体现的是意识的内在性。费尔巴哈令人信服地证明：“黑格尔为了把个人理性变成绝对、独立的实体，不仅把意识与意识由以反映的对象割裂开来，而且也把意识同人本身割裂开来；然而意识没有人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29] 理论中的“应当如何”与生活世界中的“现实如何”是意识思维无法跨越的鸿沟，意识思维指向的永远是理想和“应当”状态，而不是现实的真实情况。意识思维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将理想中的“应当”变成现实物质世界的“事实”，而二者统一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理想”而已。这就是费尔巴哈看到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应该说，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费尔巴哈通过对存在思维和意识思维的批判，在思维方式上将二者进行综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维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二者的基础上产生的。人本学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存在与意识的统一出发来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的进步意义在于不再执着于从一个抽象的实体或虚体出发来思考人与世界，无论这个“实体”是什么，都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并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现实性，而且，“概念不能穷尽被表达的事物，因而不能与事物之间达到同一，传统的统一性理论是思想的一种幻象”，从这种“幻象”出发的思维必然导致对这个世界的“幻象”理解，将人本身也抽象化、神化，无论是“存在”还是“意识”都逃不开这般的命运。而费尔巴哈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不是从一个抽象的实体出发，而是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本身出发，从二者的统一出发来理解人、世界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这样就将理论与现实放在同一个视域中来看待，使被存在或意识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二为一了，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统一了起来。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后来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做了高度的评价：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是继黑格尔……之后唯一的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之功绩的哲学家。 [30]
费尔巴哈的功绩同时也是他理论的缺陷所在。费尔巴哈人本学思维的功绩在于它是从存在与意识的统一出发，他的缺陷也正是在于费尔巴哈仅仅是从存在与意识的直接统一出发，将这种“统一”做了“直观”的理解。人本学思维从关系入手而不是从抽象单一的“实体”“存在”或“意识”入手是其理论的贡献，但可惜的是，费尔巴哈由于不懂思辨哲学的“活动”原则，而对这种感性的、对象性关系做了“直观”的解释，使费尔巴哈将人的实践只是看作一种僵死的、被动的、仅仅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求存活动，不懂得“活动”原则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感性实践同样陷入了片面性中。
本章通过对存在思维、意识思维和人本学思维方式的分析，综合这三种思维方式，我们细想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三者各不相同，但是本质上都是一种理论思维。它就是将理论的虚体置于实践、生活的实在之上，将理论放在第一位，具有第一性的优先地位，实践不过是理论中的内容，是理论的对象之一而已，谈“实践”，不过是将其放在理论中定义、讨论，实践只是构成了理论的内容，谈论实践的形式依然是理论的，是以理论的形式来理解实践，这种背离了现实的、具体生活的纯粹理论思维对待实践，只能是从理论出发，对实践给出一个理论定义或概念，而并没有触及实践本身。因而，用这样理论思维来思考“实践”问题，本身就是鸡同鸭讲，开错了药方，选错了大夫。
对于“实践”问题，应该用一种符合“实践”本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才算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这种思维我们姑且称之为实践的思维方式。与理论思维相比，实践思维至少要具备几个方面的特质：从实践本身出发，必然不能脱离人的现实生活；任何理论上谈论的实践，都必须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理解现实，都必须放在现实的生活中，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理论才能证明其真理性；要承认理论的有限性，承认实践不可能完全被归结为理论，承认理论不能完全把握实践，为实践留下理论之外的存在空间，才是真正的对于实践活动的重视，才是具有实践特质的实践思维。而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1]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页。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04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王旭风、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王旭风、陈晓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5]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6] 徐长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全国“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广州，2004年，第17页。
[7] 丁立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真涵义与变质形态——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说起》，《哲学动态》2012年第1期。
[8]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7页。
[9]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4页。
[10]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页。
[11]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页。
[12]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3]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4] [德]费希特：《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页。
[15] [德]费希特：《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45页。
[16] [德]费希特：《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5页。
[17] 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3页。
[19] 此观点孙利天老师在课堂上多次提到，没有文献出处。
[20] 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1]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3页。
[22]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23]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
[24]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
[25]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27]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1页。
[28] [德]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9页。
[29]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7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