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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文明的缓慢发展之后，近代科学飞速发展，人们在自然领域的认识加深让人开始重视人本身的认识能力和理性，不再崇尚自然，而是相信通过自身的理性认识来改造自然的能力，于是将目光从自然转向了人自身。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时代最重要的变化，因而近代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主体性”的觉醒，对“实践”的理解也是从人本身出发，更加突出人的理性，将人的能动性赋予“实践”概念。这个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呈现的是一种意识思维，在这里将对其进行分析讨论。
进入近代，由于主体性的觉醒，关于“实践”“目的性”的规定进一步发展为更多地从人自身的能动性、从自由的角度来理解“实践”。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康德是西方实践哲学另一位重要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近代之后，关于“实践”的讨论集中体现在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代哲学对于“实践”的“目的性”规定，那么康德则奠定了以“自由”为特征的近代哲学的“实践”概念。
康德“实践”概念的核心——自由。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活动的“三分法”被康德精练为两种：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他的哲学因此也被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康德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归为理论哲学中，认为其“只算作理论哲学的引申” [11] 。即使三分法变成了二分法，对于“实践”的理解，在这种分类中，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实践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关涉家庭、道德、伦理、政治等方面所作出的行为选择，且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至善”。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不同，所要求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更多的是在道德伦理、政治活动领域，个体如何做出具体行为选择的实践活动，要解决的是个体在特定场景下如何做到“善行”，这体现了亚氏的“实践智慧”；而康德面对的不是单个个体在具体场景中的行为选择，他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要为整个人类主体的所有实践活动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道德律，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绝对命令”要求人们“要这样行动，使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 [12] ，这就是人们在行为时应该遵从的实践理性的普遍法则，它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理性”。康德认为亚里士多德只规定了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而具体场景总是基于某种主观条件，但这种主观条件“并不因此就恰好是准则的规定根据和条件，那么这个准则就不能表现为普遍立法的形式”。 [13] 只有通过规范人的意志去引导人的道德伦理等实践活动，才能最终达致自由，康德意义上的“实践是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自由就是以遵从绝对命令为前提的实践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并不提供具体场景如何行为的“实践智慧”，却为一切实践行为找到了基于理性的普遍法则。正是这种基于理性的纯理论的形式逻辑的概念分析，康德自觉地划定了物自体与现象界的绝对界限，物自体作为一个自在之物的本体，人的理性无能为力；人的纯粹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在纯粹理论理性的范畴内，人则受必然性支配，服从必然因果律。只是纯粹道德领域，人的实践理性、人的自由是可能的。而正是这样的划界，引起了康德之后的哲学家费希特的不满。
费希特对“实践”概念的发展——创造性。针对康德对“实践”的限定和划界，费希特赋予了“实践”更为宽泛的规定。康德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费希特十分不满，他直截了当地批判道：“把知识学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部分，简直是成问题。” [14] 问题在于“并不是好象理论的能力使实践的能力成为可能，反之，倒是实践能力使理论能力成为可能（理性自身只是实践的东西，只在它的法则被应用于一个对理性施加限制的非我时，它才成为理论的东西）”。 [15] 费希特试图将康德对立起来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联系起来，因为“如果理性不是实践性的，它就根本不能是理论性的，……如果人没有一种实践能力，他就不可能有认知能力，而任何表象能力都是建立在实践能力上的，以实践能力为基础” [16] ，因此，实践是理论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根据。相较于康德截然区分两种理性的做法，费希特不仅将这二者统一起来，并且具体地规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论理性是以实践理性为前提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费希特将理论理性归于实践理性的范围内，赋予了理论活动一种自主性和能动性。费希特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从他的“自我”出发，自我意识就是自由意志，自己创造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自己既是行动者，也是创造者，甚至就是行动和创造本身。如此，“实践理性”在费希特的理论中，不仅包含理论理性的认识世界的维度，包含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还包含着行动和改造世界的创造力。他不仅统一了被康德割裂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还创造性地赋予了实践理性以“创造性”的规定，在哲学史上以康德的继承者自居。遗憾的是，费希特虽然赋予了实践以“创造性”的规定，对于实践的“创造性”如何体现，费希特并没有深入下去，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这个工作留给了黑格尔。
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推进——主观改造客观的活动。黑格尔对“实践”的认识是建立在前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的。首先，黑格尔对康德意义上的“实践”提出了批评。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实践”是基于纯粹理论的概念分析而得出的，且只提供了概念上的“应当”，却没有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到这个“应当”，康德只提供了“行”的标准，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去“行”，这是康德主客体二元论必然导致的矛盾，它无法真正实现彼岸的本体世界与此岸的现实世界的有效沟通，所实现的“自由”也不过是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其次，黑格尔将康德排除在实践领域之外的生产技术劳动纳入实践范畴内，黑格尔认为劳动也是一种具有目的性、客观的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的体现，并做出了“劳动创造人本身”这一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论断，这一思想启发了马克思。但在黑格尔这里，劳动还只是作为实践的抽象概念中的一个环节内在于向客观真理过渡的环节之中。最后，黑格尔继承了费希特对实践“创造性”的规定，不仅赋予“实践”以能动性和行动力，还在费希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创造性”加以更具体的说明。黑格尔将“实践”做了更宽泛的理解，泛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通过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来体现的，认识活动是面对客观事物，让它进入人的观念和意识，以消除主体的片面性，而实践活动的“创造性”则体现在它是人以自己的内在本性为根据，去改造外在客观世界，在消除客体片面性的同时使二者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动态统一，实现“自由”。因此，黑格尔将费希特实践概念的“创造性”更为具体地规定为“主观改造客观”的活动。然而，黑格尔关于“实践”概念的规定只停留在“概念”本身，他所关心的“劳动”不过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以及精神上的“绝对自由”。黑格尔将人类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在概念的意义上揭示了“实践”的基本内涵，却忽略了作为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和整个感性世界，而这一转变始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近代哲学家对人本身的重视，无论是实践的目的性、创造性还是感性、能动性，都是对人自身本质的描述。近代哲学相对于古代哲学来说，克服了古代哲学只重理念而忽视个人的问题，从笛卡尔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柏拉图的“理念”不过是“我思”的产物，自我意识是通向真理的主要途径，那里独立于人之外的理念必须经过人的自我意识才是可能的。黑格尔曾表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因其为哲学找到了稳定的起点而使哲学终于有了“家”，使哲学的对话对象退回到人本身。正像康德所意识到的，人们在认识理念之前，首先要认识自己的认识能力是否可能，是否具有逻辑必然性。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发现，近代哲学注重对人自身认识能力的考察。与古代哲学相比，人们的关注点从认识自身之外的理念退回到了人的认识本身，这正是以退步的方式实现了思维方式上的进步。
这种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的思维方式被高清海先生称为“意识思维”。它的特点在于注重从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来理解人的本质 [17] 。也就是说，在进行任何形上思考和争论之前，必须先思考人的认识能力如何，人的认识能力究竟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知识的真理性？近代哲学主要探讨人的认识能力，是一种认识论思维，围绕这个问题，近代哲学家们进行了两方面的探索，由此产生了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经验论从英国哲学家培根开始，将外在的感觉经验确立为哲学的全新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科学归纳法，通过搜集经验材料和观察实验的方法来研究自然，总结归纳自然规律；唯理论始于笛卡尔，他对一切现存的知识体系和主客观事物进行否定，然后在对“怀疑”这种思考本身的思考中确立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第一原理，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哲学大厦。这两种哲学都是对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考察，都是将主体与自然对立起来，二者处在绝对对立的关系之中，将人理解为脱离了自然的人，仅仅从人的主观意识方面出发来理解人本身以及一切事物。所谓“实践”不过是一种理论探索，是人的觉醒的最初阶段。
这种思维方式反映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根源于14—16世纪欧洲产生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人的发现”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经过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深受基督教神学的折磨，对禁欲主义深恶痛绝，对经院哲学的抽象理性也毫无兴趣，人们渴望回到世俗生活，回归感性，渴望重新获得作为人的尊严。一时间，以反对中世纪贬低人、肯定人的价值、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个人自由平等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一时期如潮水般涌现出来。人们对世俗生活的重视也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极大兴趣，自然科学随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一大批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了重大的突破性成果，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大踏步提高，知识成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力量，人从自然的束缚中反客为主，进一步证明了“人的觉醒”，人的理性对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加深了人对于自身理性认识能力进行反思的兴趣，建立在怎样基础之上的知识才是可靠的，才能为人类的理性奠基？对人的理性能力的反思是这个时期哲学的主要任务，于是，合乎逻辑地产生了注重从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来理解人的本质的意识思维。
德国古典哲学将这种意识思维发展到了极致，是对近代以来两种对立哲学的综合与总结，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超越。首先，从康德开始，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人类不仅关注外在于人的自然界的存在及其规律，也开始有意识地“反省”自身的存在及其行为。康德最早对此做出了区分，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实践”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他的哲学也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实践哲学面对的是人的活动和行为，包括伦理、道德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验论与唯理论都属于理论哲学。康德认为理性哲学指向的是人们对自然界必然性规律的认识，而人对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认识并不完全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不依赖于外在世界和感性经验而自我规定，因此，人是具有实践理性的自由人。康德之前，哲学家们关注的只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康德开始才将对象确立为主体自我。康德将人的自我意识拉回到关注人的行为实践活动本身，人的自我意识在纯粹理性领域始终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只有在人的道德实践领域，人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费希特和黑格尔进一步解释和推进了“人的自由”的具体规定。到黑格尔，他彻底将客体自然界与主体自我统一起来，用“绝对精神”终结了理论哲学的所有路径。
近代哲学作为一种意识思维，这种理性思维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这是建立在近代科学和文明进程极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时期，理性精神经过中世纪重新回到浪潮之巅，文艺复兴以来，是恩格斯说的“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且产生了巨人” [18] 的时代。这个时代，近代实验科学兴起、科学理性渐次扩展和深化、各门科学的概念发展体系陆续建立、现代科学高度分化而又高度整体化促使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又开始自我反思，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科学、文化、思想发展的奇迹，因而反映现实的近代哲学也是哲学史上最精彩纷呈、丰富多样、思想活跃、烽火硝烟最浓的时代。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终点，代表意识思维的巅峰，它不仅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这种哲学在面对现实时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哲学，具有主体性、反思性的特征，它强调主体能动的发展性、强调通过概念把握事物本质的反思性。它主张将理论活动看成是一种可以独立于人类现实生活而存在的活动，它超脱于生活世界之上，在现实之外高于生活，它从概念、逻辑、范畴、意识出发，面对现实、生活、实践，理论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任何理论都无法脱离具体现实而产生。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理论哲学先验地预设了理论的奠基性作用，实践只是理论的对象，构成理论的内容，实践必须在理论的指导下才成为可能。理论哲学看似重视“实践”，其实不过是以理论的方式来理解实践，没有对“实践”做出任何具有实践意义的规定。理论自我意识的优先性将“实践”理论化、概念化、逻辑化，使“实践”远离现实生活，丧失了生活实践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由于理论哲学追求逻辑、概念上的完美无缺，它看重的是系统性和整体性，讲究完全彻底的逻辑自洽，由此就对一切矛盾、悖论零容忍，于是理论哲学致力于消除理论上任何的自相矛盾，追求逻辑的完美，讲究思维与存在的绝对统一，这种理论的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与生活实践中的偶然性、矛盾性、个体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正像孙利天的观点：只有逻辑是必然的，事实上什么都可能发生 [19] 。在理论上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却可以非常真实。理论的完美不能解决现实的任何问题，就像徐长福指出的：我们不能说理论思维不该从概念出发，而是不该用一套从概念出发的思维程序去处理一堆需要从现实主体出发的工程问题 [20] 。这就是理论哲学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