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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但究竟如何理解这场革命的内容和意义，学界则存在许多不同意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根本上决定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本书认为，只有从思维方式的转换和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才能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含义，才能在根本意义上与以往哲学区别开来，看到马克思哲学的真实进步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目的就是主张从思维方式的转换和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革命性，并将其诉诸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和逻辑演变的形成史。确定了这个目标，我们至少有以下这几个困惑：
第一，为何马克思的实践观不只是一种哲学，而同时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哲学革命。其革命性何在？第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必须从马克思的“实践观”入手才能抓住马克思哲学的本质。那么，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为一种新世界观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第三，哲学史上“实践”概念由来已久，为何只有马克思实现了“实践”观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实践”与历史上的“实践”概念有何不同？第四，马克思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实践观”是如何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
为了论证马克思实践观的革命性，本书诉诸青年马克思“实践”思维的发展历程，又对自己提出了以上这几个问题，其总体结构就是围绕这几个问题来论证和说明的。这其中隐含的是对国内外马克思实践观理解的澄清，针对国内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实质的争论集中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历史的唯物主义上，本书认为，这些争论的核心和焦点在于对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概念的理解，而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理解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不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全过程，不懂得从青年马克思的真实经历中来看他思想演进的逻辑，因而不能在哲学的层面上把握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根本原理，未能完整把握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没能在研究中真正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是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原则上的欠缺。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读，都没有在完整的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展开，大部分只是没有在充分了解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逻辑演进下，撇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而强制纳入其理论立场之中来进行的。西方更是出现了“两个马克思”的争论，青年马克思代表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老年马克思代表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是赞同前者而否定后者，并认为只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不朽的，究其根本，这些误读是由于未能完整掌握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由于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原则上的欠缺，这些研究者很少在他们的研究中真正贯彻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他们习惯于对马克思的某一部著作给出简单的性质判断，但是却无法说明其性质本身的思想来源和历史发展逻辑。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他思想过程的“转变”才是重中之重和问题的关键，正像列宁当年意识到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 [1] 也就是说，给一个“转变”定性是容易的，但是要说清楚这个“转变”如何发生，怎样实现这种“转变”而不是那种“转变”才是我们要进行深入思考和把握的，这是方法论高度的原则问题，并在方法论上引进历史的差别，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研究的关键问题。
本书想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和诞生，首先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而获得的，马克思的实践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轻易达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不是将“实践”作为哲学中的一个局部概念，不再作为哲学史上“实践”概念的某个环节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中作为唯一的哲学概念而存在，不是说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运用“实践”的观点，而是思维一切问题都是从“人是实践的人”出发来理解所有哲学问题。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也不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推广和应用，而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将作为世界观的“实践”当作解释原则来理解作为“实践”的人的本性，这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对哲学史上“实践”概念的继承和超越，也正是他的革命性之所在，这也是本书亟待澄清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追根溯源都要从青年马克思思想产生之初的哲学文本和其思想的逻辑演进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观点：马克思哲学立场的逻辑转向都是围绕着他对于如何解决“应有”与“现有”关系的困惑而展开的。马克思“实践观”的成熟之日就是马克思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在这个探索的思想旅程中，马克思在哲学立场上依次经历了“自我意识”“人民理性”“现实的人”“对象性活动”“实践”这样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在面对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时，马克思在世界观上的“更新”，最终“换代”，创立了具有马克思特色的实践观。而这种“实践观”不是脱离哲学史的凭空创造，而是对哲学史上“实践”概念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完成，这种“创新”或“革命”集中体现在：“实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不仅仅作为单一的概念而存在，也不只是对哲学史上“实践”概念的重新解释，而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思维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因为思维方式的更新，就不是用“实践”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而是“实践”地去看待人与世界，从而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革命。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两个时间点的交汇正提示着我们两件事：200年后，我们对马克思的纪念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代中国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和探讨依然具有当代意义，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任何一种讨论都无法完全离开马克思的“幽灵”；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绩昭然，但现如今又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转型的道路如何平稳前行，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运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之前，青年马克思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探索之路，只有理解了青年马克思自身思想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他的思想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真实含义。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质，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世界观”来理解和引导人们应对当下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基本的根据、标准和尺度。
诉诸青年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这些早期的哲学著作具体、生动、清晰、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思想变化和逻辑演进的全过程，只有在对这些著作的研究中，我们才能够清晰具体地深入马克思的思想脉络中，了解他是如何从德国理论前提中慢慢破茧成蝶的。如果脱离了对这段历史和思想历程的研究和分析，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思想变化的起因、契机以及由此造成的思维变化。不重走马克思所走过的真实历史，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实践观革命的伟大，脱离了这段历史而理解的马克思必然是僵化的、不完整的和不全面的。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才能看清马克思在思想变化的过程中究竟批判了什么、继承了什么、抛弃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从而明确马克思实践观与其他一切旧哲学的区别和联系，并划清和它们之间质的界限，按照符合马克思思想本性的方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
对于青年人来说，了解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形成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的同时代人正确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这对于青年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一个青年人在进入生活的时候，了解青年马克思是怎样进行思想探索的，他是怎样走上了确立科学世界观的道路，那么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决定这个青年自己的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逻辑，他们对真理百折不挠积极探索、勇攀高峰的精神将对青年的人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旦认识到了思想海洋的博大和精深，人们就不会被一些所谓的口号、风气所迷惑和蛊惑，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一份哲学家式的冷静和清醒，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对于青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
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史，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从理论本身出发去寻找理论的缺陷和逻辑的漏洞。虽然马克思擅长以论战的方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但是针对的是那些以“唯理论而理论”的理论，以理论不能说明现实，理论歪曲了现实，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为界限来从事理论的批判工作。马克思从现实出发来理解和建构理论，这种研究的方式本身就是“实践”，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这也能解释为何马克思没有明确定义“实践”，因为“实践”是一个动态的、非固定的、随现实而动的一种“行动”，不能用任何固定的概念和逻辑将其束缚，马克思不是将“实践”看成哲学中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任何理论中的一个逻辑环节，马克思的“实践”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本身。这是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哲学史上任何“实践”概念的最大区别，也是马克思的实践观能够成为哲学革命而名留青史的最重要原因。这份精神财富正是当今青年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的重要养分，思想的武装是为了在现实中提高行动力，在行动中提高“改变”自身和“改变”世界的效率和质量，马克思所革新的实践思维就是当代青年最应该学习的“有效行动的逻辑”。
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解，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理解他们眼里的马克思实践观，这其中有符合马克思实践观本意的，也有因为时代、环境、历史、理论背景等制约而造成对马克思实践观误解的。这其中的共识是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实践转向”，但是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的争论随之而来，学界达成的共识是马克思实现了“实践”转向的哲学革命。但如何理解这个命题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研究，就理论而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一种是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第二国际的一部分理论家就曾依照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主题，去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断言，马克思就像弗洛伊德之推崇“里比多冲动”一样地崇拜“经济本能”；又如赖欣巴哈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则认定，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一部单一的历史，即经济史，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与此相对立的是一种称之为人本主义或批判主义的立场，如卢卡奇和柯尔施几乎同时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发起攻势，把马克思主义主要描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又如布洛赫曾经根据“希望”这样一种本体论现象，来确定马克思学说的意义，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地规定为与传统理论相区别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样两种对立的解释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分裂为两种相反的原则立场，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似乎是从中间爆裂的，这种情况首先表现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妥协，其结果是理论本身——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基础被忽视了，甚至被混淆了。
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一派则倾向于总体性观点，主张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原则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总体原则或范畴是否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得到认可。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恢复那曾被第二国际领袖们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使其在马克思全部思想中占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实证主义的立场以科学性的名义遗忘或拒斥了历史的总体，并因而使自身完全囿于孤立的事实及其反思联系中，科学本身乃成为完全无批判的，成为一切现存事物的辩护者。如此一来，马克思思想中革命和批判的方面丧失殆尽。卢卡奇恢复了被普列汉诺夫忽略的黑格尔真正的历史原则，即“总体”原则。可惜的是，卢卡奇的问题在于他虽然意识到了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的“实践”原则与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混淆的错误，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使用的“实践”概念虽然对第二国际的庸俗唯物主义具有批判的意义，但是却遗忘了“劳动”，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之中，他的“革命实践”同样陷入了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柯尔施对第二国际的领袖提出了类似于卢卡奇的批判，认为他们背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用进化论、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等，抹杀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否定了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否定了真正的社会革命。柯尔施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批评了包括第二国际在内的许多理论家，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疏忽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他和卢卡奇一样，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直接衔接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虽然承认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哲学，却将其排除在科学理论的范畴之外，把社会革命理论与科学要求对立起来。因而不论是卢卡奇还是柯尔施，都没有解决第二国际流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性解释的问题，不过是与庸俗唯物主义的倾向在哲学上构成对立罢了。
国内关于马克思实践观的讨论，内容也十分丰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不仅讨论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其他“实践”概念的区别，在对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理解中，给出了许多不同角度的论证和回答。自20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的争论就不绝于耳。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又承认事物是辩证地运动和发展的，做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企图通过给旧唯物主义“加上”辩证法来创造“辩证唯物主义”。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理解，开始立足于实践概念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进行批判。人们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
已故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则在六卷本的《高清海哲学文存》中不仅批判了传统教科书哲学，以及教科书问题的历史及学术根源，并详细分析了历史上存在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提出应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只有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3] 。夏甄陶教授六卷本的《夏甄陶文集》在总观点上是以“实践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哲学 [4] 。黄楠森教授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5] 。相比之下，孙正聿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提出应该将“历史”或“实践”作为解释原则，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世界观意义上的革命 [6] 。这就是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性质问题的讨论。本书采用的是高清海先生和孙正聿教授的观点，主张在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革命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除了马克思哲学理论旨趣之外，如果将马克思哲学定义为实践哲学，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国内也进行了充分讨论。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国内的讨论也是相当激烈的。王南湜教授的《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哲学之路》将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分为三种不同阶段的实践观：实体性（本体论）哲学的实践观、主体性（认识论）哲学的实践观和现代实践哲学的实践观，是一种从思维方式出发来区分不同时代对马克思实践观的不同理解的做法，对本书的观点和论证有重要启发。王金福教授在《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 [7] 以实践中介基础论、实践本体论、实践物质基础论来区分人们对马克思实践观的不同理解。若是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以往的理论哲学相比，二者的关系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徐长福的《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 [8] 将实践思维称为工程思维，与理论思维相对立，详细推演了二者在实践中的相互僭越。崔唯航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 [9] 中，详细考察了巴门尼德以来的理论哲学的特点、错误、颠倒等，在批判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李双套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转向》 [10] 按照马克思早期哲学文本的顺序详解了每个文本中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在纵向的考察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实践观。以上都是对本书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和论文，在此对作者们表示感谢。国内外从事马克思实践观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笔者能力阅历有限，对阅读过却未能列举和未曾涉猎的相关成果，在此对作者们表示抱歉，今后一定更加努力。
文献法。本书的研究在文献上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本书力图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为依据，争取在正确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原意的基础上来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其世界观革命。另一方面，本书试图在关于马克思实践观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丰富研究成果中，辨析出马克思实践观的真实内涵以及马克思世界观革命的真实意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本书在叙述中不仅注重突出马克思实践观发展的逻辑线索，同时也注重对当时现实现状的描述，而不是纯粹地从逻辑出发，马克思每一步思想的变化和发展都是与当时他所面临的社会现状和现实困难密切相关的，而不纯粹是理论上、逻辑上的推进，马克思用他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向我们诠释了历史与逻辑统治的治学方法。所以本书的叙述逻辑也是顺着这一思路将青年马克思实践观的现实思想发展历史与逻辑进展相结合来展开论证。
特别说明：本书中的《手稿》均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纲》均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形态》均指《德意志意识形态》。
[1]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3] 参见《高清海哲学文存》（1—6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参见《夏甄陶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 参见黄楠森、庄福龄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
[6] 参见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
[9] 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李双套：《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转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