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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学名玉蜀黍（Zea mays L.），禾本目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玉米在我国别名较多，如番麦、棒子、包（苞）米、玉（御）麦、包（苞）谷、包（苞）芦等，据咸金山统计有不同名称99种之多 [10] 。玉米是讨论最多的美洲作物。可以预见，人文社科对玉米倾注的关注会更多，毕竟玉米已经稳坐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的地位，透析玉米的过去，才会更加精准地把握玉米的今天和未来。
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 [11]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 [12] 是其中代表作，仅就玉米的全方位扫射而言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这些研究对玉米的进入（某省）就着墨甚多，但对于推广却语焉不详，我们从中可以获悉清代是玉米的“大跃进”时期，但是具体在清代的哪个阶段，很难确定；长时段、区际变化过程和发展的空间特征也没有展现。所以我们把目光投射到具体而微的区域研究上。
早在1993年，龚胜生最先开始了美洲作物的区域微观研究，这固然是从属于龚氏《清代两湖农业地理》 [13] 研究计划，但能够进行具体而微的玉米、番薯研究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开类似研究之先河。龚氏《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认为：两湖（湖南、湖北）玉米在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快速推广，道光年间推广完成，已无多少推广潜力，玉米生产集中在湘西、鄂西山地（西部山区），这些地区州县的共同点为多是乾隆以后才规模开发的落后山区（改土归流），可见移民与玉米推广互为因果。 [14]
耿占军《清代玉米在陕西的传播与分布》指出：关中地区，有清一代玉米始终未能在各地普遍大面积种植，民国时期也建树不多；陕南山区，乾隆三十年（1765）玉米种植出现了一次飞跃，此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陕北地区，清代普及速度较慢、种植面积不广，民国时期渐有起色。 [15] 总之，我们可见陕西三大区，唯有乾隆以降陕南玉米值得一提，其实主要因为棚民进驻山区，只有陕西的山原、瘠地玉米种植颇为活跃，直到民国时期陕北有所改变，关中依然变化不大。韩强强《环境史视野与清代陕南山地农垦》专门分析了玉米在陕南山地农垦中扮演的角色，玉米的引入使适应性利用山地环境更加可能，酿酒、饲猪的对策使建设性治理环境顺利进行，但也带来森林削减、水患频仍、水土流失、社会环境扰动等负效应，根据韩氏所引文献可见，记载集中在道光以降，晚清是陕南玉米规模种植、利用的阶段。 [16]
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指出，清末玉米播种面积较大的县主要集中在山东东部，番薯在整个胶东半岛的种植规模都很大。 [17] 王保宁等《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认为，清末民国山东玉米、番薯主要分布在山东东部的登州府、莱州府和青州府，这呼应了李令福的结论。 [18]
马雪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发现清代中后期玉米种植推广到全省，以豫西伏牛山区最广。 [19] 郭云奇《玉米在河南的传播种植及其农业经济价值》发现玉米自清初传入河南，但推广较为缓慢，直到光绪年间才有广泛的种植， [20] 则更加客观。
李映发《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虽然认为二者传入与“湖广填四川”具有莫大关联，但并非展示传播阶段。 [21] 倒是周邦君《玉米在清代四川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将玉米传播进行分区考察：川东乾隆以降栽培日广、川南道光以来记载较多、川北道光年间才种植不久、川中则一直不温不火，可见从嘉道时期开始，四川丘陵与山区的玉米种植比较普遍，平原地区则不太普及。 [22] 郑伟《玉米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的研究大同小异。 [23] 符必春《民国时期四川玉米物流空间格局研究》指出：四川玉米种植集中在盆地北部旱地及沱江、嘉陵江流域上游，盆周山地东部、东南部。 [24]
梁四宝等《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发现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却成为秋粮之一。 [25]
郭志炜等《清至民国山西玉米种植迟滞的原因探析》重点分析了玉米在山西种植迟滞的原因，有作物竞争与人口压力的异常变动，还有农民的心理等方面。 [26]
张敏波等《清代玉米推广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认为清代后期，玉米栽培逐渐推及各厅县，成为湘西农作物中的大宗产品。 [27]
杨金兰《黑龙江玉米种植小史》指出玉米在黑龙江虽然引种推广较晚，但到民国初期已成为当时五大作物之一。 [28]
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认为道光年间是广西玉米种植的大发展时期，奠定了此后广西玉米种植分布的空间基础，生产空间集中在西部地区。 [29]
王叶菁《试论玉米在甘肃的引种与传播》指出从晚清到民国，玉米在甘肃境内有了较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 [30]
郗玉松《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移民与玉米引种》认为伴随着“改土归流”移民迁入，在乾隆中期到同治年间玉米在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推广种植。 [31]
韩昭庆《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指出：乾隆时期开始，记载玉米的州厅县迅速增多，此时出现玉米种植的州县主要沿湘黔线分布，此后继续扩展，清末玉米种植几乎覆盖整个贵州。 [32] 笔者以为韩氏论述得更为客观，可能玉米在贵州并不像严奇岩《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所说：乾隆时期贵州才普遍推广种植玉米。 [33]
赵永翔《清中期秦巴山区玉米种植及其影响》发现：玉米在嘉庆初期，短短数十年就迅速占据了秦巴山区大片田地。 [34]
莫代山《清代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玉米种植及其社会影响》指出，玉米于改土归流后传入武陵民族地区，在嘉庆、道光年间得到推广，到同治时期已经成为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35] 杨鹏《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更加细化地研究，附议莫氏的观点。 [36]
郭声波等《清代民国玉米在广东山区的种植传播》鲜明地揭橥玉米晚清以来在广东山区扩展（粤北石灰岩、海南五指山规模最大），并培育出新品种，其他地区可以忽略不计。 [37]
李博文《1937年以前玉米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直至清末民初时，玉米主要由两条不同的路径传入黄河三角洲地区，至1937年在各县域都有种植。 [38]
刘超建等《由外而内：回疆玉米种植问题的再探讨》认为至少在16世纪初玉米在回疆应该得到了种植，但是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才得到广泛种植。 [39]
梁诸英《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可见乾隆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关于玉米种植的契约，这种苞芦实物租可见徽州民众对玉米的认可，但难以判断 [40] ；王保宁《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则认为民国时期徽州玉米重要程度提高，取代粟成为山农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前的种植规模一直不大。 [41]
综上，仅三十年学界同人对于玉米的区域研究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已经涉及陕西、山西、广西、甘肃、四川、山东、安徽、黑龙江、贵州、河南、湖北、湖南、秦巴山区、土家族地区、黄河三角洲，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就是玉米虽然传入较早，明末、清初不一而足，但南方山区直至乾隆中期之后开始推广、在道光年间完成推广。换言之，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这一百年是玉米推广最快的阶段，之后才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功用，在南方平原地带，则一直建树不多，最终才形成了中西部山区玉米种植带；北方玉米推广更晚，光绪以降的清末民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最终奠定了一般粮食作物的地位，然并其在南方之地位，然由于民国时期玉米在北方平原有大发展，总产量、面积得以超越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