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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厘清玉米、番薯在中国引种推广、分布变迁、产量面积等经济地理概貌，首要任务便是析清二者在微观区域的细部发展演变史，以省作为叙述的地理单元是比较好的方式。诚然，长时段、大区域的宏大叙述必不可少，这在研究初期尤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视野，进行时间、空间视角的整理，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搞清传播史的大模样，正确评估其价值、影响。如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1] 、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 [2]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3]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 [4] 、王社教《殊途同归：明清时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 [5] 等 [6] ，不仅具有先驱性、里程碑等意义，大体叙述也是没有问题的，反映了史学工作者对于该问题的真知灼见。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7] 、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 ——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 [8] 、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9] 是较早的以玉米、番薯为主题的学位论文。
然而，作为学术增长点和研究富矿的玉米史、番薯史，上述讨论已经不能满足学术发展的需求。有人曾经在量化历史暑期班上发言表示：历史学者经常用一条史料就概括一个时代的特征。之所以经常有人指出历史学不是科学，便在于历史研究严重依赖学者的史料综结能力与分析能力，这种定性研究，经常为人所诟病，观点众说纷纭。以玉米、番薯的明代以降全国范围的研究为例，具体到省级的描写已经语焉不详，往往是重引种、轻推广，分布变迁一句带过，毕竟由于研究目标、研究篇幅的限制，不可能在区域着墨太多。这样带来的问题，便是如雾里看花一般，虽然能够对问题大体描摹，但总是缺乏精细了解，无法深入下去，长此以往甚至会形成一些错误观点，本书多次批判的“美洲作物决定论”便是如此。所以我们才需要“碎片化”研究——研究玉米、番薯在省一级的传播史，通过考察省级的玉米、番薯地理格局及其演变的内在机制，探讨经济地理的长时段、区际变化过程和发展的空间特征，终极目标就是打通全国，在“大分流”的基础上再次“大合流”，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玉米史”“中国番薯史”。当然，省级单位的研究，也不代表就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尽善尽美，但是因为区域缩小，研究者可以穷尽史料，在微观上倾注更多的心血，研究结论才更加确凿可信，这是史学工作者对于该问题最大化的“求真”。
笔者上述理念，得到了众多的“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类似的研究就层出不穷，证明我们“英雄所见略同”，众人拾柴火焰高，类似研究节省了笔者的时间、精力，本章积极吸纳它们，更易达成笔者的研究目标。评述已有研究，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择其善者而从之，一切都是为了宏观整体解析，符合认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