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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统计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可以挖掘出文献背后潜藏的大量信息，从历史表象里发现全新的认知，不断推动历史学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史料边界的扩展、文献的不断发现，涌现出很多“新”史料，在海量的文献面前，任何人单打独斗式的老派研究都会力不从心，于是便滋生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这是史学科学化的标志。我们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方法论的科学化，因为史料的科学化在“兰克革命”便走向了信史时代，但是诚如吴承明先生 [1] 指出的：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足见方法科学化的重要性。面对传统史学的定性研究，我们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并不是说定性研究不重要，本书仍以定性为主，而且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具有认识和处理史料的宝贵经验，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而不是看到数据库就匆忙上马量化研究。事实上，大数据研究疏于史料分析这种新的弊病使得研究本末倒置。
不可否认，经济史在这方面做得尤佳，开启了新史学的先河，盖因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经济学也是对历史学贡献最大的学科，具有天然的优势，经济制度、阶级斗争等之外，经济史对数字是非常敏感的，随着数据的增加、信度的提升，进行简单或复杂的运算也就是大势所趋了，即我们常说的“新经济史”。“新经济史”之所以为“新”，与其说是计量手段的应用，不如说是研究思路的别致，换言之，要跳出以往成式窠臼，在科学史料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的经济实践”（吴承明语）。
近年来兴起的计量史学，就是在数据史学指导下充分发掘文献中隐藏数据的一种新型经济史研究方式，它起源于美国，但是如李伯重所定义的这是“狭义的新经济史” [2] ，如同历史研究应当是“史无定法”一样，量化历史的方法也不应局限在以数学模型为导向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量化历史并非完全可以与计量史学画等号，传统的约简式计算、统计学方法，依然具有生命力，易言之，量化历史也有脱胎于本土史学的可能，具有浓厚的本土性，量化历史应该是“广义的新经济史”。新的方法固然值得借鉴，旧的手段也不该轻易扬弃，何况新的方法，也不只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等研究范式，均可以借用。
在我国现有主要农作物中，本土原产的大概有300余种，另有300余种从国外传入。宋代以前，我国引进的农作物大部分来自亚洲西部，少部分来自非洲、地中海和印度，基本上是通过丝绸之路、蜀身毒道、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引进的农作物多为蔬菜和果树。中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加之丝绸之路的不畅通 [3] ，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不断有新作物从海上传入，明清时期原产于美洲的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这一时期作物引进的特点。
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发现了新大陆，从此新大陆与旧大陆建立了经常的、牢固的、密切的联系。于是，美洲独有的农作物接连被欧洲探险者发现，并通过哥伦布及以后的商船，被陆续引种到欧洲，继而传遍旧大陆。随着新旧大陆之间的频繁交流，美洲作物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作物栽培的地域分布，丰富了全世界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我国间接从美洲引进了不少作物，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蔬菜作物（包括菜粮兼用）如南瓜、菜豆、笋瓜、西葫芦、木薯、辣椒、番茄、佛手瓜、蕉芋，油料作物如花生、向日葵，嗜好作物如烟草、可可，工业原料作物如陆地棉，药用作物如西洋参，果类作物如菠萝、番荔枝、番石榴、番木瓜、油梨、蛋黄果、人心果、腰果等近30种。
美洲作物的传入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充分利用了原来贫瘠的山区、沙地等边际土地，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资源的状况。增加了农作物，尤其是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缓解了我国的人地矛盾、食物供给紧张问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拓展土地利用的空间与时间，提高了农业集约化水平；以及为我国植物油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原料等。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曾说：“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像向日葵、玉米、马铃薯、烟草、陆地棉等这些不久前引自美洲的作物我们的生活会是怎样。” [4]
一般认为，地理大发现，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殖民主义的出现、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才是其最重要的影响，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哥伦布大交换”由美国环境史家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提出，是迄今为止环境史学界提出的最有影响的创见，从生态的角度对旧大陆征服新大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做出全新解释，被广泛写入国内外世界史教材。“哥伦布大交换”，简而言之，是指以1492年为开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旧大陆与新大陆间发生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广泛交流。“哥伦布大交换”是双向的，比如此前美洲没有大牲畜“六畜”之四（马、牛、羊、猪），也没有我们的传统粮食作物“五谷”（稻或麻、黍、稷、麦、菽），美洲人主要靠三姐妹作物（The 3 Sisters）——玉米、菜豆、南瓜维持生计，三者互利共生，颇近似于传统中国的间作套种。
美籍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朗编》中曾高度称赞中国人向来乐于接受外来新鲜事物：“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域外引种作物的本土化 [5] ，是指引进的作物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并且融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体系之中，逐渐形成有别于原生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品种的过程。樊志民把这一认识，归纳为风土适应、技术改造、文化接纳三个递进的层次，李昕升在《中国南瓜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中称之为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文化本土化。
美洲作物很快遍及中国，中国人从口腹到舌尖，成了早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各种美洲粮食、蔬果、经济作物纷至沓来，引发了整个农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形态的转型。质言之，鉴于美洲作物的巨大功用，明代后期以降，各种书写不绝于史，新中国成立之后，专题研究骤然增多，研究大盛。
就传统社会而言，数十种美洲作物中以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影响最大，不仅仅是因为现存文本最多、最为史家所看重，更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美洲粮食作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山区土地供养人口的上限 [6] ，近代文献中所保存珍贵的数据，为我们估计美洲粮食作物生产指标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本书强调的美洲作物如不加说明均是美洲粮食作物。
但是，马铃薯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因为马铃薯虽然亦可作为粮食作物，但其重要性远远难以与玉米、番薯相颉颃，传统社会只有在高寒山区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主要作为蔬菜，古今皆同），历史地位与南瓜不相上下，联系到今天，马铃薯依然是菜粮兼用作物，否则“马铃薯主粮化战略”就没有立论的根基了。
我们对比下文关于马铃薯的文献综述也发现，关于马铃薯的研究是凤毛麟角的，这与其在传统社会未产生重要影响的态势相符，事实上，仅从马铃薯的重要别名“洋芋”之“洋”字，就可判断其产生影响时间较晚，大概是近代的事了。否则当如玉米、番薯一样，诞生“番麦”“番薯”等带有“番”字的组合词。“胡”“海”也均反映了传入农作物在时序上的差异。曾有人认为“口味偏好问题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马铃薯在中国并不十分受欢迎”，这是一种想当然的想法，玉米、番薯难道就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吗？新作物的口味适应都要经历漫长的接受历程（书末再述）。真正的原因：一是马铃薯本身传入就较晚；二是马铃薯不适合高温环境生长，而中国人口密集的地区多在雨热同季的暖湿环境；三是马铃薯的“退化现象”（即“晚疫病”）等问题传统社会难以解决是限制其发展的最大原因。
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颇受计量史学者青睐，他们利用经济学模型对数以千计的方志物产史料进行回归分析，来证明它们变迁产生的这样那样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的问题。一般认为，清代并无明显而广泛的技术革新（农业革命），唯一的新因素就是美洲作物的推广，何炳棣首先极具智慧地发现二者的勾连。但是仅是定性描述我们无法实测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量化历史当然应该承担解释的责任，于是计量史学率先进入，掀起了研究高潮。但是，“经济学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能否适用于传统非市场经济社会或二元经济体，这是一个问号，传统史学者应当运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量化历史研究。
近年来有众多言论过分夸大美洲作物，我们姑且称之为“美洲作物决定论”。“美洲作物决定论”是笔者自创的一个全新概念，这里略作解释。何炳棣之后关于美洲作物的讨论渐多，没有人否定美洲作物的重要性。不少学者发现它们之于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如全汉昇、葛剑雄、王育民等，不过多是模糊处理，选择“含糊其词”这样比较严谨的叙述方式，至少在《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7] 这样第一部从整体上专门论述美洲作物的专著及之前均是如此。近十余年来，有心人受到前贤的启发，“变本加厉”地强调美洲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巨大意义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般的金科玉律深入人心，无论是学院派抑或民间学者，近年各种论著、网文只要涉及美洲作物，必然充斥着美洲作物导致清代“人口奇迹”/“人口爆炸”的言论 [8] ，如玉米支撑了清代人口的增长、“18世纪的食物革命”、康乾盛世就是番薯盛世、番薯挽救了中国等。
笔者曾经参加过两届量化历史研究研习班，数据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大致是认同的。伴随着量化历史研究的“中国热”，美洲作物再次华丽地进入学界的视野，“美洲作物决定论”闪亮登场。 [9]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发表在经济增长领域最高期刊JEG的陈硕与龚启圣合作的雄文（以下简称陈文），该文得出的结论也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引种玉米可以解释1776—1910年人口增长的18%。 [10] 如果加上番薯、马铃薯，直逼人口增长的30%。
历史研究一般是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陈文虽然颇有启发，但是结论未免有点惊世骇俗，与笔者长期以来研读史料、定性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而量化史学认为史学研究缺乏“用数据说话”，因为没有大样本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而为其诟病，易言之，他们认为这仅仅是假说，并非历史事实，很可能被证伪。这确系科学严谨的态度，然而却忽略了史学家也并非是“拍着脑袋想问题”，而是建立在“板凳须坐十年冷”这样的苦功夫的基础上，阅读了大量文献（大样本）后方奠定研究基础，必是以求真务实为依归。明证就是量化历史的结论验证，史学假说多是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量化历史提出的假说也并非凭空构建的因果关系，而多是由史学家率先提出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只把目光聚焦到作物上，2015年国家推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若干年后，恐怕也会有人认为马铃薯是新世纪人口增长的主因，而忽略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这就是量化历史的风险。
最后，我们再谈谈方志的适用性问题。笔者是“用志大户”，万先生早就鲜明地指出：辑录古籍上有关农业的资料，方志最为大宗。 [11] 方志农业资料（包括我们关注的作物资料）最为集中在方志物产篇，此外还散见于食货、民生甚至艺文篇等不一而足不言而喻，剖析方志物产篇最为方便农史、生物学史的研究，这是老生常谈，不再赘述。 [12]
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言中说方志“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 [13] ，瞿宣颖在《方志考稿》自序中指出“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 [14] ，物产本就与“货殖”“食货”息息相关。如方志中记载各类作物的亩产、面积、价格等数据是进行传统约简式计算的珍贵指标，可以还原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其中不乏对耕作法、种植制度等的记述体现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及其规律，是研究经济发展史的绝佳材料；往往包含了重农思想、农学理论、农业经营思想，这类农业思想体系可以充实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产品的供销记载，可以析清当地的经济类型，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与转型阶段，对于验证今天的经济理论和对今天的经济影响大有裨益，如论证“过密化”理论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还要更多地从方志着手。
环境史是名副其实的新史学，以研究历史时期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为鹄，中国本土的环境史研究多脱胎于农业史或历史地理专家。朱士嘉先生在提到方志四个有利于其一就是：“便于了解该地区人口的增减、物产的丰歉，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徙、灭绝的情况和规律” [15] ，换言之，方志具有环境史史料价值，其记载的动植物资源状况就是有待于被提取的环境结构要素，方志就是人与自然发生互动的主要展演舞台。方志反映了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各种环境资源以及人们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满足自身的生计所需。 [16] 方志的研究有助于“复原”过去时代的农业环境，每一个特定的时空断面的物产分布都是最基本的，它们所构成的景观正是往日一个个时间断面业已日渐消失的物产地理面貌之基本图景，因此利用方志向新兴学科环境史转向是一个趋势。
但是，囿于考古材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获悉某一农作物最早在该地栽培的时间，只能根据文献资料佐证。相对来说，美洲作物传入中国的时间我们可以推估得更精确一些，这是因为其传入的明清时期，传统中国已经形成了编纂方志的传统，一方面方志经过一系列的订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更加关注微观的细枝末节，再有就是“物产”一般是方志的定例，必然会详加记载，美洲作物作为新奇作物被引种至该地后，往往会被方志编纂者所注意；另一方面，一般来说每个年号都会新修方志，新旧方志之间的时间不会间隔很长，使我们能够洞悉“物产”的增加状况。当然，方志中未记载不代表该作物尚未引种至该地，本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出于严谨我们不做夸大估计。由于笔者占有全国数千部方志，对于判断美洲作物的引种时间、路线、分布及变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笔者用方志计数的方式，表达了在不同时期玉米种植的时空变迁，但是其实也是有一定局限的，如有专家指出：同治时期的数据为空白，最大的可能是当时没有相关的记载或者地方志编辑不够充分，而这种人为的断层，并不应该被量化或者统计所掩盖背后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对于地方志的记载保持警惕。当然，如果我们仅是做时空变迁的趋势分析，还是足够的，因为这仅仅是“模糊处理”。笔者见过一位同行的行文，认为某一时期由于方志记载某一物种的缺失便认为此前该物种的记载是“同名异物”（即不存在）或出现了栽培中断，这是非常武断的判断。
近年来兴起的量化历史研究，就是在数据史学指导下充分发掘方志物产的一种新型经济史研究方式，美洲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颇受计量史学者青睐，他们利用经济学模型对数以千计的方志物产史料做回归分析，来证明物产变迁产生的这样那样的社会经济影响，是一种新型的跨学科研究取向，值得借鉴。但是，笔者采取的仅仅是方志基础统计，计量方法可行性就更差了，因为它们只会把上述不确定因素无限放大。
总之，全面系统地考察明前以来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分布、变迁的本土化面相，进而发现美洲作物与中国农业结构变迁、农业转型的勾连是必要的。此外，可以揭示美洲粮食作物传入、培育、改良、推进的本土化规律，把握美洲粮食作物对中国传统粮食作物的影响方式和原因，对当今社会美洲作物品种资源的推广，改善人们的饮食结构，保护和挖掘种质资源，提高供应的质量和科技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粮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玉米近年稳居中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但供大于求，尤其生态脆弱的“镰刀弯”地区是玉米结构调整的重点地区，了解美洲作物的本土化历史，可以为推进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更完善的决策依据。
基于此，我们利用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前人所未用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档案，结合农学知识、史学积累，就传统社会农业生产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以美洲作物经济地理为中心。
美洲作物史是历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和研究富矿。改革开放之前，万国鼎、罗尔纲、夏鼐、吴德铎、何炳棣、全汉昇、王毓瑚等对于美洲作物史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研究，是为研究的第一阶段，此阶段主要集中在美洲作物中国原产说析疑、传入中国的时间、传入中国的路径三大基本问题。第二阶段是在21世纪之前，游修龄、李根蟠、郭松义、陈树平、章楷、曹树基等在继续讨论上一阶段议题的基础上，延展性地探究美洲作物在华推广时空演进及重大影响，掀起了研究高潮，这其中又以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团队和南京农业大学万国鼎团队最为关切该学术畛域。 [17] 第三阶段，也就是近十余年来研究热点发生了新的转向，更多的是以之在各省的引种、推广、分布及变迁等问题为出发点，开展实证研究；以之长时段大范围立论，揭橥其具体影响，比如量化其对人口增长的贡献。
毕竟美洲作物密切联系长盛不衰的农业史、饮食史、历史地理话题，亦是经济史、社会史、物质文化史等的研究对象，是特别受全球史青睐的热点命题及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公众史兴趣点。美洲粮食作物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美洲粮食作物是否为中国原产，传入中国的时间、路径等问题已经研究得非常成熟，近二十年来已经不再是关注的热点，更多的是以在各省的引种、推广、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等问题为出发点，结合各省传播的动因、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04年之前的研究详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2004年之后对美洲作物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频率远超从前，各相关交叉学科、分支学科均有涉及，体现了多元视角；二是与以往只关注美洲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不同，关注点开始更多地向经济作物、蔬菜作物转移。2015—2020年对美洲作物史的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研究精细化、碎片化趋势明显，可以真实地还原其微观历史；二是在“大分流”的基础上开始了“大合流”，这是研究成熟到一定程度后的宏观整体解析，宏大叙事是必然的路径；三是美洲蔬菜作物史、经济作物史的研究也实现了“大跃进”。
玉米是讨论最多的美洲粮食作物。由于本书的叙事方式，第一章要重点关注、评述中国玉米传播史的分省研究现状，此处略过。这里仅展示与玉米引种、推广无涉的相关研究。
玉米在美洲作物史中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这与其古今重要性是分不开的，是美洲粮食作物的典型代表。域外作物本土化一般要经历漫长的历程，如小麦在史前便从西亚传入中国，在中国确立主粮地位却是在唐代，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玉米（包括番薯）不过花了几百年，如此迅速地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着实让人叹为观止。今天（2010年起）已经取代稻、麦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这其中的内生逻辑与畜牧业息息相关。当然，就如同今天玉米是第一大粮食作物，而并非第一大口粮一样，对其的认识一定要辩证客观，否则在研究玉米史的过程中便会陷入“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怪圈。
关于玉米三大基本问题20世纪讨论较多，万国鼎、罗尔纲、何炳棣、全汉昇、章楷、李根蟠、游修龄、郭松义、陈树平、佟屏亚、曹树基、向安强、李晓岑等都做出了贡献，偶有提及玉米在中国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人口增长、商品经济、水土流失等，新世纪以来则完全相反。
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的基因研究揭示玉米驯化史，考古学家洛根·基斯特勒（Logan Kistler）等人发表在《Science》的研究表明：大约从9000年前开始，人类开始驯化墨西哥类蜀黍，驯化后的种群在7500年前横穿中美洲，而初次驯化后的玉米支系不久（6500年前）就以非完全驯化的状态开始了离开墨西哥进入南美洲的旅程，然后在人类的相互作用下独立地完成各自的进化，换言之，亚马孙西南部可能是玉米二次驯化/改良的中心地带， [18] 即同一祖先，多地驯化。鉴于该文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也进行了观点摘要。 [19]
杨虎《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在回顾20世纪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 [20] 韩萍等《中国玉米生产30年回顾》对中国玉米生产的发展水平、发展特点及增产措施进行了为期30年的回顾。 [21]
玉米传播对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被寄予的关注度不逊于传播史本身。张祥稳等《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 [22] 《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23] 分别就大面积的山地开垦和玉米种植，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植被，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的现象做了描述，因为不同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开山种玉米的利弊有不同认识，所以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促成此期玉米在我国山地广泛种植的主要动因是玉米的生态适应性、垦荒政策的刺激、市场价格对玉米生产的刺激、棚民山地所有者的利益诱惑。张祥稳等《清代以来玉米在长江下游山区的传种动因初探》《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等认为禁止玉米在山场传种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土著的社会环境、保护原生植被和遏止水土流失的生态动机并不明显。 [24] 张振兴《论清代在西南山区推广玉米种植的生态后果》针对玉米的生物属性与西南山区特殊的生态背景的不相统合最终引发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提出治理这一生态灾变，必须发掘和利用当地民族传统的本土生态知识。 [25]
近年来，经济史界研究玉米的热潮有增无减，此乃关乎人口增长、环境变迁的大问题，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仅通过描述性分析来阐述玉米的巨大影响，成为量化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前言已述。但是李昕升等《再谈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针对计量史学实测玉米与人口增长、农民起义等的相关性，玉米在明代中晚期引种到中国之后，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引种时间的早晚与种植强度并无必然联系，与农民起义发生率之间没有过多的关联。 [26]
韩强强《环境史视野与清代陕南山地农垦》引入“环境应对”与“环境理性”相结合的分析手法，研究清代陕南山地农垦这一经济史命题。 [27] 梁诸英《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利用文书资料，发现清代玉米实物租大量出现，反映出民众对玉米这一粮食种类的认可；徽州玉米垦殖收益的分配方式颇为多样；玉米种植虽然对山地生态有所破坏，但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 [28]
此外，还有一些颇有特点的玉米史研究。张箭延续了其一贯的世界农史研究视野，是其新大陆农作物传播及影响课题的继续，介绍了《新大陆玉米在欧洲的传播研究》，与中国一样玉米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16世纪才作为口粮的一种，且很大程度上用来取代牧草作为饲料，玉米确实渐渐消解了欧洲传统的冬季休耕制度。 [29] 张钫有针对性地介绍了美国高产品种金皇后玉米在中国的传播与改良，20世纪30年代美籍教师穆懿尔将之带到山西，随后在中共领导的各大根据地和解放区广泛传播，金皇后玉米在新中国成立后培育各类玉米杂交种中起了重要作用。 [30] 民族语言学者的介入，更可见玉米研究之热，韦景云《壮语“玉米”方言词分布及其传播》发现壮语“玉米”方言词众多，主要有“皇帝”和“御米”两大义项，并呈“一南一北”分布态势，进而推出玉米传入壮族地区时可能有陆上和海上两个通道。 [31]
番薯史研究也是长盛不衰，但逊于玉米。“救荒第一义”的番薯是货真价实的高产作物，在晚清以降南方的一些省份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王朝国家也三令五申地劝种番薯，与禁种玉米的形势构成鲜明对比。不过由于番薯喜暖湿环境，海拔较高或纬度较北难以维系，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期较长，很难融入北方的种植制度，所以没有如玉米一样在北方取得大发展，自然就全国而言在粮食作物中排在末游地位。番薯学术史梳理同上，但目前番薯史的研究多侧重传播史，因此其他领域书写内容不多。
关于番薯三大基本问题同样在20世纪讨论较多，丁颖、梁方仲、万国鼎、胡锡文、夏鼐、王家琦、吴德铎、何炳棣、全汉昇、梁家勉、杨宝霖、周源和、李德彬、章楷、公宗鉴、郭松义、陈树平、曹树基等都做出了贡献，偶有提及番薯在中国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人口增长、商品经济、藏种技术等，新世纪以来则完全相反。
美洲作物中唯一拥有十部农书以上的就是番薯，名气较大的如《金薯传习录》《甘薯疏》《甘薯录》等，相关研究不少，仅以《金薯传习录》为例，吴德铎开研究之先河，《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 [32] 一文立足点在番薯，对《金薯传习录》仅是附带一提，但一改该书默默无闻的境况；《对 〈金薯传习录〉 的再认识》 [33] 依然以番薯为中心，介绍该书被发现的始末与价值。曾雄生《读 〈金薯传习录〉 札记》 [34] 、肖克之《〈金薯传习录〉版本说》 [35] 均是短篇札记。苏文菁等《〈金薯传习录〉 与番薯在中国的传播》肯定了《金薯传习录》的地位，并综述了番薯在中国的引种路线。 [36]
陈振龙陈氏家族、金学曾、弘历等均是番薯倡导者，相关研究如姜纬堂《乾隆推广番薯——兼说陈世元晚年之贡献》 [37] 、欧阳春林等《金学曾推进番薯在闽种植考》 [38] ，可见关键人物对番薯引种、推广的重要作用。
番薯之于台湾的重要作用，类似于稻米之于日本，作为记忆核心、性格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甚至可以隐喻、概念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台湾人经常以番薯人自居。《台湾文学中的番薯意象》以近代以来台湾文学为切入点，折射饥荒、思乡与身份认同，描绘了台湾人的番薯情结以及番薯承载的台湾历史与人心。 [39] 《早期台湾诗歌中对番薯的想象》从早期诗歌描述中可见，番薯原先被视为一种形象良好的“外来嘉植”而广受赞颂，对于移民构成的主流社会意义重大，但随着时间推移有“轻贱化”的趋势；移民社会对番薯的认识与利用受到原乡社会的影响。 [40]
番薯同样进入量化历史研究的视野。袁泉《番薯引入对清代社会的影响研究》继承了Jia等人回归统计计量研究的结论 [41] ，认为番薯引入显著正向影响清代人口增长，能够起到平抑粮食价格、减少气候冲击时农民起义的次数的作用； [42] 于爱芝《番薯引入对明清人口的影响》同样认为番薯的引入对人口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43]
马铃薯虽然位列美洲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但研究广度深度难以与玉米、番薯相颉颃。研究一直是凤毛麟角、少有建树，无论是碎片化抑或整体化都有待加强。
翟乾祥《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就400年来马铃薯在中国各地的引种路线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44] 丁晓蕾《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从生物、技术及社会经济的角度考证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重点对传播条件和传播障碍进行阐述，分析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科技进步对马铃薯传播的影响。 [45] 陈桂权《由副食到主食：从马铃薯的本土化看其主粮化的前景》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的进步是马铃薯在中国种植范围全面扩展的关键，在我国以谷为主的饮食习惯中，马铃薯由副食到主粮地位的转变加工方式的进步是关键。 [46]
对马铃薯的地方研究集中在山西，因为在山西马铃薯成为仅次于小麦和高粱的第三大农产品。梁四宝等《马铃薯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指出马铃薯自清道光年间在山西引种后，得到迅速传播，对百姓生活和手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也为节粮和救荒创造了条件；其俗称也因地域和传入路径的不同而南北各异。 [47] 张青瑶《马铃薯引种山西及相关社会经济影响》认为马铃薯至迟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就已由地方官自陕南引种至山西浑源州，不仅发挥抗旱救灾功能，并逐步成为北部地区民众的主要食物来源。 [48] 此外还有崔助林《19世纪以来马铃薯在山西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49] 。
孛鹏旭《马铃薯传入甘肃初探》分析甘肃马铃薯的种植应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首先从陕西与川陕鄂边境传入陇东南地区，随之缓慢扩散，至民国时已成当地人民口粮大宗。 [50] 侯艳兰等《马铃薯在甘肃的传播及对其饮食文化的影响》依然在讨论马铃薯在甘肃的本土化，即自晚清传至甘肃，并逐渐成为甘肃人主要的粮食作物和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品。 [51] 刘鑫凯等《清代马铃薯在陕西的引种与传播》认为马铃薯引种陕西的主要路径大致有三，从东南沿海地区引入秦岭北麓山地，从川鄂地区引进陕南，从内蒙古等地引种至陕北；自清末而始，其种植范围迅速扩大，呈现出高下俱种之态势。 [52] 霍丽杰：《马铃薯传入甘青地区探赜》认为马铃薯传入甘青地区的时间可能在18世纪初期。 [53] 已有研究虽然厘清了马铃薯入华的三大基本问题和国内推广的大致轮廓，唯有陕甘一带的传播研究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同样缺乏对马铃薯社会经济影响的全面考索。
涉及马铃薯世界史的有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将世界农史的研究扩展到马铃薯，在肯定了前哥伦布时代印第安人对马铃薯贡献的基础上，梳理了马铃薯在欧洲的发展从观赏研究、经蔬菜园圃、到主粮之一的三个阶段。 [54] 王秀丽等《马铃薯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也综述了马铃薯在世界的传播。 [55] 马铃薯已经堪称作物传播的经典案例。
马铃薯毕竟是世界第四大粮食作物，虽然在中国不甚热烈，但是在世界一直占据主流影响。世界马铃薯加工技术的集大成者《马铃薯生产与食品加工》被介绍到中国，专门辟有一章介绍“马铃薯生产与加工史”。 [56] 《诸神的礼物》叙述了马铃薯突破最初的偏见与误解，成功地广为世人接受的过程，展现出历史与美食的相互关系，特别汇集了欧洲29国共计176道食谱，既展现了美食文化，也从侧面反映了它的种植与传播路径。 [57] 《马铃薯的世界史》将马铃薯作为近现代史的主角，讲述它如何拯救了无数人并塑造了历史。 [58] 以上多为通识科普，在公众史学领域，马铃薯可以说走在了前列。
无论是玉米、番薯还是马铃薯，的确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地理面貌，在种植制度、作物分布等的改变速度之快堪称历史之最，由此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商品化趋势，为今天的农业布局奠定了基础。
玉米、番薯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因此经常放在一起讨论。美洲粮食作物传入的影响方面，曹玲的两篇文章用力较多，《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人民饮食生活的影响》 [59] 《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60] 。番薯和玉米的传入和传播，也是一个疾病的问题，李玉尚等《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的钩虫病》叙述了乾嘉之后番薯和玉米开始向丘陵山地地区扩张，并成为四川主要作物，但导致钩虫病不仅感染范围广，感染率高，而且症象严重。 [61]
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指出玉米、番薯的传播不仅促进了广西的土地开发和利用，而且增加了粮食总产量，对解决广西日益增长的人口特别是贫民的生计发挥了重要作用。 [62] 罗树杰《清代玉米、番薯在广西的传播差异原因新解》针对郑维宽提出的玉米在广西的传播速度、种植范围优于番薯的原因提出质疑，认为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红薯的品质不如玉米。 [63]
王保宁等《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认为与南方的玉米、番薯发展模式不同，在北方，两种美洲作物以竞争的方式排挤了原有作物，并导致作物结构由多样性渐趋向于简单化；人口增长固然是北方玉米、番薯扩展的主要原因，却不是唯一的原因，环境、市场、技术与政治，都是导致两种新作物扩展的重要因素。 [64] 唐凌《战时“农都”促进外来旱地粮食作物本土化效益分析》指出柳州沙塘的贡献不仅在于增强了生产实践的科学性及实效性，还在于扩大了大后方种植面积、产量，最后指出战时生产体制和科研试验系统的构建，是外来旱地粮食作物引进及传播效益增大的两大关键性因素。 [65] 李秋芳《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变迁研究》阐释了美洲粮食作物作为新因素引起的华北平原粮食种植结构的变迁、动因、影响。 [66]
美洲粮食作物对于民族融合助力颇多。杨光芬《外来旱地粮食作物传入桂东南与民族经济融合研究》以玉米、番薯、马铃薯为载体，从经济交往融合的角度出发，以其种植面积及其产量的变化为研究的基础，深入探究玉米、红薯、马铃薯在桂东南地区传播的力量。 [67] 秦和平《清代农作物交流与四川山地民族交融》认为三者的传入成为推动两百年来西南山地民族持续迁徙的重要因素，可证并非“逃避统治者的自由”，而是族际交往交融的互动带来的共同发展。 [68]
本阶段有益的尝试是从过于关注细枝末节的“大分流”向研究整合的“大合流”转向，并且从以往倾向于美洲作物推广、流布史到与社会经济史开始勾连起来。因为目前的区域研究已经成熟到了一定阶段，虽未完全打通，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进行整体化研究，“为了整体而局部”“为了综合而区分”，全面映射美洲作物的社会经济影响（经济指标、历史国民账户研究）是必然趋势，符合认识论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规律。
但是，不宜高估美洲粮食作物之于人口增长的作用，虽然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都不乏对它们的溢美之词，但是我们要特别警惕“选精”“集萃”的“成就范式”描述，如果在瀚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求它们“疑似”养活了大量人口的例子，总是能找到的，而且数不胜数。然而即使是文献的定性描述，也很可能是“猎奇”而非“共识”，关于喂养人口的记载我们看到历史时期南瓜并不亚于玉米、番薯，而人民司空见惯的传统主粮稻米却少有类似记载，难道可以认为三者的价值排序是南瓜等于玉米、番薯大于稻米？显然这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一个空间的情形。而且，文献记载总是添油加醋了主观因素或语焉不详，如果没有审慎地辨析史料，就上马计量史学，恐怕结论与实际情况会大相径庭。质言之，要尽量还原历史须在史料辨析的基础上，拥有跨学科学识、多方法视野，结合必要的历史数据、社会调查，小心求证多于大胆假设。
王思明《美洲原产作物的引种栽培及其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指出美洲作物的传播，不仅在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和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丰富中国农作物的种类、改善中国饮食原料的结构、推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69] 王思明《外来作物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介绍了一些典型美洲作物发展史，特别阐释了这些作物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70] 吴建新《明清广东主要外来作物的再探索》叙述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并初步论述了这些作物对广东作物栽培制度、肥料应用、药物防虫技术的影响。 [71] 崔思朋《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世界》以外来作物在中国的传播为视角，提出清代中国并非是以往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闭关锁国”的封闭保守形象，而是通过丝绸之路所塑造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交流网络，与世界存在广泛联系。 [72] 朱川豫《从美洲作物的传播到世界农史分支的开拓》在综述国内、国际美洲作物史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强调了2014年出版的张著（即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意义》）的价值和意义，除足足论述了19种美洲作物之外，还指出在世界农史分支的开拓方面的功绩。 [73]
1972年克罗斯比第一次提出了“哥伦布大交换”概念，成为经典术语，阐述了我们司空见惯的玉米、番薯、马铃薯、木薯，如何因大交换得以散布到全世界，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餐桌，并大大影响了全球人口的成长。 [74] L.Canington Goodrich介绍了中国主要美洲作物的来历。 [75] 星川清亲描绘了美洲作物的世界传播路线。 [76] N.W.西蒙兹阐述了众多美洲作物的进化史。 [77] 王思明专门讨论了9种最为重要的美洲农作物的在华传播发展史。 [78] 韩茂莉三卷本《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多有美洲作物的影子，涉及的农业生产区域分异等五大方面均与美洲作物息息相关，专门讨论玉米、番薯的传播路径与地理分布。 [79] 张箭共涉猎19种美洲作物的栽培和传播发展史。 [80] 德·希·珀金斯、唐启宇、梁家勉、萧正洪、王宝卿、张建民、宋军令、郑南、俞为洁、彭世奖、闵宗殿、吴松弟、罗桂环，以及樊志民、朱宏斌团队在“域外作物引种与本土化”论题，吴松弟团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课题等均有所及。
如今，美洲作物史研究已经内化，除了传统农业史、经济史，还有社会史、环境史、历史地理等，特别是食物史、饮食史，基本都会涉及美洲作物的只言片语，篇幅长短不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公众史学异军突起，相关图书有《贸易打造的世界》 [81] 《吃：食物如何改变我们人类和全球历史》 [82] 《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83] 《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 [84] 《改变历史进程的50种植物》 [85] 《植物传奇 改变世界的27种植物》 [86] 《撼动世界史的植物》 [87] 《食之养：果蔬的博物学》 [88] 《改变近代文明的六种植物》 [89] 《食物简史》 [90] 《民以食为天 百种食物漫话》 [91] 《世界植物文化史论》 [92] 等。加上前文提到的《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菜香百事》《庭院里的西洋菜》等，可谓洋洋大观，可见吃吃喝喝作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有趣的话题，近年来如雨后春笋，未来势必还会更加充斥图书市场。
中药铺式的全面列举并非本书的旨趣，除介绍近年典型成果提供一个醒目的目录之外，更多是想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不再列举其他书目、学位论文等。
综上，近二十年来对美洲粮食作物史研究还有许多不足：一是研究不均衡，即使是美洲粮食作物中最为瞩目的玉米，其学术关切还主要倾向于推广、流布史，与社会经济史缺乏恰切的关联；研究总体过于偏重玉米，番薯尚有不足，马铃薯严重不足。二是微观部分的地方性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研究仍需补充，进而形成合力，是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的基本理路，玉米在有的种植大省连引种时间、路径等基本问题都没有梳理清晰。三是美洲作物巨大影响尤其是经济影响（经济指标）的研究大有可为，且可以区分不同地区的个性。
本研究具体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历史文献学
以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通过对明代以降全国有关政书、类书、地方志、农书、本草书、医书、笔记、档案、别集、专著、期刊、报纸、民间文献等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本土化的全景全貌。
2.经济学
通过量化历史研究，采取适当的计量分析方法，利用真实可信的历史数据，在“碎片化”的量化资料中寻找规律，结合环环相扣的推理过程，验证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和事件对今天经济表现的影响。
3.地理学
地理信息科学（GIS）可以将历史数据实现数字化和信息化，更直观地反映出历史地理的变迁，再现不同空间结构下地理空间的历史进程，以便于从中找寻历史时期地理空间的变化规律，本研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info将明代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情况实现数据可视化、信息地图化。
本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古籍。农书、医书、本草类著作、笔记、政书、类书、丛书、别集等。
2.地方志。全国官修府志、县志、州志、乡土志、私修方志等。
3.档案。清代档案、民国档案等。
4.期刊、报纸。民国期刊、报纸与现代期刊文献等。
5.专著。民国专著与现代专著。
6.其他。近现代少数民族调查资料、田野调查资料、民间文献（碑刻、家谱）等。
研究对象为玉米、番薯、马铃薯，换言之，即典型的美洲粮食作物。在“一带一路”视域下探究美洲粮食作物的经济地理意涵，重点观照明代以降三者的地域分异及规律，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影响进行重新检视，回应当下美洲粮食作物发展的需要。
本研究基于美洲粮食作物庞大史料集成汇考，从宏观角度分析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本土化全貌，从微观角度透视不同作物在不同地区变迁个案。置于明代以降文献的梳理来考察这一“物”的历史，将研究置于农史、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史等的学术脉络中展开，重新把握人、物关系，来呈现美洲粮食作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进而钩沉作物史发展的状貌。
研究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的引种、推广、分布、变迁、影响等方面，对分布于中国的美洲粮食作物的历史与现实进行考察，重点关注作物的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和变化驱动力。根据美洲粮食作物的自然、社会两重性特征，努力从美洲粮食作物角度探讨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揭示作物生命史和人类生命史关系。
研究不单探寻其促进农业进步的事实，还以该事实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在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为研究旨趣。由于研究作物史必然会涉及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异及其规律，如种植制度、种植空间、作物组合、区域差异等，所以也就关联起了历史经济地理和社会经济史。
本研究共分为八章，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全面综述前人微观研究，吸收已有研究精华，佐以评论；第二部分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针对前人不足，就重点空白区域，进行攻坚；第三部分为第八章，在所有定性研究基础上，从理论（制度史、理论经济史）与实证（量化历史）两个方面，分别阐释，得出结论。
第一章是以玉米、番薯为核心，展现近数十年来学界对于二者在中国各区域传播史的研究现状，虽然无法覆盖所有区域，但已经涵盖了多数重点省份，要完成宏观、统括的中国玉米史、番薯史分析，离不开这些微观的考察。根据已有研究发现，就全国意义而言，南方玉米、番薯从乾隆中期加速推广，在道光年间已经完成推广，北方则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无论南北方，虽然种植颇多，在个别区域具有超越传统主粮的地位，但就全国而言依然是糊口杂粮。1949年之后，则为主粮。
第二章指出浙江是玉米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隆庆六年（1572）《留青日札》始见玉米在浙江传播，但直到康熙年间仍局限在浙北平原，乾隆中期玉米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在浙江进一步传播，特别是在山地广泛传播，先是浙南山地，然后是浙西、浙东山地，逐渐遍布浙江全省。棚民在浙江玉米传播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玉米促进了山地土地的开发利用，增加了粮食产量，也带来了相应的环境问题。
第三章考证云南是全国最早引种玉米的地区之一，引种后逐渐推广到内陆其他地区。玉米在云南一省的推广过程也是渐进的，先是自西向东沿滇缅大道分布，然后在山地广泛传播，成为山区的食粮，最终在19世纪中期基本推广完成。晚清、民国时期是玉米的大规模种植阶段，奠定了玉米作为全省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玉米在云南的推广虽然减轻了移民人口的压力、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但是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生态环境。
第四章发现江西在康熙年间始有番薯记载，是由闽粤流民引种而至。由于番薯的代粮优势，乾隆年间江西屡兴劝种活动。然而并非主要由于劝种，番薯在江西的推广才成效颇佳，乾隆年间已经广泛分布在江西山区。及至晚清，是番薯的大规模种植阶段，至迟在19世纪中期在全省推广完成，奠定了番薯作为全省第二大粮食作物的地位。江西亦与闽、浙、粤一道共同构成东南番薯集中产区。
第五章诠释从清初闽粤流民将番薯引种至江西到近代番薯成为全省第二大粮食作物，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江西山区作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番薯在江西成功推广是番薯自身优势结合流民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某些因素的限制，番薯的推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通过山东与江西进行对比清晰可见番薯推广的差异，不能单纯用人口压力论来解释。番薯在江西的推广的价值和功用颇多，对农业经济的转型亦有所裨益，也造成了民食杂粮化的趋势。
第六章发现明末清初传入广西的玉米、番薯，通过多条线路反复引种呈插花式分布之势。后又经渐次推广和去边缘化的再认识，终于在晚清完成推广，广泛分布，成为广西的主粮作物。然而玉米和番薯的时空分布各有特点，尤其是主产区差异明显，桂西北山地多玉米，桂东南平原多番薯，这种差异的根本不在于番薯对土壤要求更高、薯蓣排挤番薯、番薯品质低于玉米，而在于自然与社会因素博弈下的种植制度不同。
第七章说明作物生产指标是判断其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地位与作用的指示器。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数据统计的混乱，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实际生产情况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对此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判断。本书在对大量第一手历史数据进行辨伪、比勘、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对玉米、番薯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做了细致的估算，分析了这些作物生产对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厘清了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影响的争议和一些模糊认识。
第八章指出一般认为美洲作物之于人口增长有巨大作用，其实人口增长的逻辑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清代最重要的技术革新是一岁数收和土地改造，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不能倒因为果。实际上美洲作物价值凸显的时间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传统社会美洲作物影响受限的原因在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产，即使略有优势也难以打破原有的种植制度，在“钱粮二色”的赋税体系下到底只能是糊口作物，是农业商品化粮食不足的补充。美洲作物能够成为第一等的题目和“美洲作物决定论”肇始于何炳棣，但又有着被形塑的20世纪心理认同、“以今推古”与“西方模式”这样深层次的原因。
结语抛出“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是基于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质，由于中国传统农业高度发达，传统作物更有助于农业生产（稳产、高产）、更加契合农业体制、更容易被做成菜肴和被饮食体系接纳、更能引起文化上的共鸣。这其中因素，最为重要的就是种植制度与饮食文化的嵌入。
附录跳出了美洲作物，综述了近40年以来关于外来作物来华海路传播研究。以2000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奠基时期，虽然研究不精深但胜在填补空白。2000年之后研究频率、力度、广度远超从前，呈现出整体性与专业化两大趋势。其中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研究特别引人注目，这与历史时期海路越发重要的态势是相匹配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要之，研究旨趣、内容、视角、方法、史料、学科都在不断地融合与创新，未来应当展现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的填补空白研究。
1.学术思想
美洲粮食作物本土化研究确有继续开展、深入挖掘的必要，尤其是其社会经济影响（计量），全景式表达在华变迁史。努力把美洲粮食作物推向观察人类社会整体的前台，力图透过它们来解剖整体的历史，同时也要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考察它们。
2.学术观点
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不能倒因为果。实际上美洲粮食作物价值凸显的时间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玉米恐怕并非“可以解释（清代）人口增长的23%”，笔者初步研究发现至迟在19世纪中期，玉米、番薯就提供人均粮食占有量43.83市斤、供养2473万—2798万人。
3.研究方法
通过量化历史研究，利用长期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可以更科学地找出美洲粮食作物发展的规律。采用GIS方法，将历史数据通过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实现数据可视化、信息地图化，直观、形象地展现美洲粮食作物的时空演变动态分布，以达到全方位、动态地展现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历程。
1.量化资料的收集和展示，历史上美洲粮食作物的量化资料较为零碎，往往只限于一个地方行政区的记载且缺乏连贯性，要充分利用相关数据进行量化经济史研究。
2.本书研究时段选自明代至当代，时间跨度较长，空间上以全国为研究范围，空间范围广，与美洲粮食作物相关的资料分散于全国各类古籍之中，对历史文献的搜集任务艰巨。
3.美洲粮食作物不同于传统的粮食作物，土地人口供养能力的相关性低于传统粮食作物，加之作为新作物的定位，对其的记载不如传统粮食作物详细。
[1] 因本书出现学人较多，统一略去“先生”，并非不含敬意，涉及的当事人请见谅。
[2] 李伯重：《反思“新经济史”：回顾、分析与展望》，《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 中唐以后，吐蕃崛起，控制了陇右与河西，阻塞了我国与西域的贸易通道。在丝绸之路严重不畅通的情况下，我国和外国的商人开始转向从汉代以来逐步开辟的海上贸易通道，从而形成了一条从中国的广州，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到波斯湾的末罗国（今巴士拉），再西北到缚达（今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
[4] [苏]H.Й.瓦维洛夫：《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琛译，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5] 本土化（domesticated），即多元交汇，是中华农业文明从不间断并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本土化是在地化（localization）累积的结果，至于在地化，按照阿帕杜莱（Appadurai,1996）的说法，在地化是想象力工作（work of imagination）的结果，社会群体需要从一个更全面的抽象思维或者物件中提取建立一种特殊性，换言之，在地化就是将抽象概念和物件的宏观形式转义成具体观点的过程，这些具体的观点在特定的语境中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6] 基本上了解了粮食作物产量，就能够推算出供养人口的数量，因为“大概而论，北方各省大部分的人由食物中所得的滋养料，有90%—95%是由五谷而来。在南方的差异比较大些，不通他们大部分的滋养料，有80%—95%还是由五谷及薯类而来。既是如此情形，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人民食物的需要，便很简单了。如果我们晓得普通五谷类的需要，便可决定中国大部分的食物需要是如何了。”（张心一：《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版，第17页。）
[7]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版。
[8] 以陈硕、龚启圣为代表的量化历史研究为主，下文有详细介绍，此后的量化历史只要涉及玉米和番薯，都没有逃出他们的框架，堪称他们的追随者。即使是传统史学研究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仅以2019年为例就有[美]易劳逸：《家族、土地与祖先》，苑杰译，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张宏杰：《饥饿的盛世》，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王思明、周红冰：《中国食物变迁之动因分析——以农业发展为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等。如果是消费倾向的网文，类似例子数不胜数。
[9] Nunn N.,Qian N.,“The Columbian Exchange:A History of Disease,Food,and Idea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0,24（2），pp.163-188; Jia R.,“Weather Shocks,Sweet Potatoes and Peasant Revolts in Historical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4,124（575），pp.92-118; Chen S.,Kung K.S.,“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21（1），pp.1-29；龚启圣：《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来自现代经济学的解读》，《量化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陈永伟、黄英伟、周羿：《“哥伦布大交换”终结了“气候—治乱循环”吗？——对玉米在中国引种和农民起义发生率的一项历史考察》，《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3期；何祚宇、代谦：《雾霾中的历史阴影——美洲作物引入、清代人口爆炸与生态环境的长期退化》，第四届量化历史研究国际年会论文集，北京，2016年，第571—614页等。
[10] Chen S.,Kung K.S.,“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6,21（1），pp.1-29.
[11] 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 总序》，载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年版，第361页。
[12]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1955年开始纠集百余人奔赴全国各大图书馆查抄方志农业资料，1960年编成《方志物产》449册、《方志综合》111册、《方志分类》120册，共680巨册3600余万字。成为今天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镇院之宝，即世所共知之“红本子”。详见包平、李昕升、卢勇：《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以 〈方志物产〉 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
[13] 朱士嘉：《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4] 瞿宣颖：《方志考稿 甲集》，天春书社1930年版，第3页。
[15]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
[16] 方万鹏：《〈析津志〉 所见元大都人与自然关系述论——兼议环境史研究中的地方史志资料利用》，《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6期。
[17] 华林甫：《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经济地理》2006年第5期；樊如森：《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樊如森：《新时期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由于历史地理学科背景下的叙述及议题只需宏观扫描即可，上述综述较少观照到南京农业大学相关成果。更全面、更集中详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李昕升：《近十年来美洲作物史研究综述（2004—201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1期；李昕升：《近五年来美洲作物史研究评述（2016—2020）》，《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
[18] Logan Kistler,ed.,Multiproxy Evidence Highlights a Complex Evolutionary Legacy of Maize in South America,Science,14 December 2018,Vol.362 Issue 64209.
[19] 闫勇：《基因研究揭示玉米驯化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19日国际资讯第3版。
[20] 杨虎：《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11年。
[21] 韩萍等：《中国玉米生产30年回顾》，《中国农学通报》2007年第11期。
[22] 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23] 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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