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几年前，曾获李昕升博士赠其《中国南瓜史》一书，而有缘相识，并知其有“南瓜博士”之美誉。今其新著《明清以来美洲粮食作物经济地理研究》出版在即，嘱我为序。我虽多年未从事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对此道已觉生疏，然感其谦逊好学之至诚，不得不勉为敷陈数言。

自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发现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之传播与清代中国人口增长的关系，于是计量史学率先进入，掀起了研究高潮。他们利用经济学模型对数以千计的方志物产史料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中国引种美洲粮食作物产生的这样那样的社会经济影响，认为清代并无明显而广泛的技术革新（农业革命），唯一的新因素就是美洲作物的推广。近十余年来，美洲粮食作物对人口增长的巨大意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充斥着美洲作物导致清代“人口奇迹”/“人口爆炸”的言论，如“玉米支撑了清代人口的增长”“18世纪的食物革命”“康乾盛世就是番薯盛世”“番薯挽救了中国”等。

李博士十分冷静地面对并思考了这些“常识”。他在本书中以玉米和番薯为代表的美洲粮食作物为中心，就传统社会农业生产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美洲粮食作物在中国本土化全貌，从微观角度透视浙江、云南、江西、广西等地区变迁个案，以作物分布及变迁、时空差异和变化驱动力为重点，探讨人与自然的复杂互动，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与流行观点不同的新看法。

一、玉米在乾隆中期才开始在浙江特别是山地广泛传播，棚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云南也是在19世纪中期实现广泛传播，成为山区的食粮，晚清、民国是大规模种植阶段，奠定了全省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广西的玉米、番薯通过多条线路反复引种，在晚清完成推广，成为主粮作物。虽然增加了粮食产量，减轻了移民人口的压力，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但是加剧了水土流失，带来了相应的环境问题。

二、番薯在江西是由闽粤流民引种，因其代粮优势，推广成效颇佳，乾隆年间已经广泛种植于江西山区，至迟在19世纪中期，奠定了全省第二大粮食作物的地位，与闽、浙、粤一道共同构成东南番薯集中产区。番薯种植具有经济作物属性，支撑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出现了民食杂粮化的趋势。因此江西番薯推广不能单纯用人口压力论来解释。

三、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途径与效果不尽相同。比如桂西北山地多种玉米，桂东南平原多种番薯，其原因在于自然与社会因素博弈下的种植制度不同。玉米种植暗合了棚民开山的需求，是农民自发选择，非国家权力所能管控，得以在全国山区推广；番薯未融入北方种植制度，很长时期并非粮食作物而仅是救荒作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限的，在南方则不同。

四、基于中国农耕文化的特质，稻、麦等传统作物较之外来作物更加契合农业体制、更容易被饮食体系接纳、引起文化上的共鸣，形成“超稳定饮食结构”。玉米、番薯单产相对其他杂粮固然略有优势，但优势不是很明显，在传统作物搭配根深蒂固的前提下，很难做排他性竞争。因此在外来作物中是传入中国最晚的美洲作物，在近代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影响都是比较弱小的。

五、至迟在19世纪中期，玉米、番薯提供年人均粮食占有量43.83斤，仅能供养不到3000万的人口，因此不宜高估美洲粮食作物之于人口增长的作用。而且无论南北方，依然是贫困人民糊口杂粮。有清一代美洲作物基本没有被纳入赋税体系，虽然种植颇多，但充其量不过是“生计型”和“依赖型”农业商品经济，不足以实现经济根本转型。

六、南方玉米、番薯从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间加速推广，北方则到清末民国时期才有较大发展，其价值凸显的时间是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且主要是在山区缓解人口压力，而早在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帝制社会的峰值，也就是说，玉米、番薯完成推广并发生较大影响的时间与人口暴增时间并不一致。美洲作物推广作为技术革新之一，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不能倒因为果。

作者也分析了“美洲作物决定论”产生的原因，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38年的民国史，是中国历史上最频繁、最严重的一段灾荒史。玉米、番薯虽然不可能望水稻之项背，但是在部分省份已经是稳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了，而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于是引起人们对其作用的特别重视并加以夸大。

以上观点，是作者利用大量古籍、地方志、民间文献、报刊、田野调查资料，尤其是前人所未用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馆档案，进行辨伪、比勘、修正，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结合农学知识、史学积累，对玉米、番薯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做了细致估算得来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非常有见地，基本厘清了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影响的争议和一些模糊认识，值得史学界深思。

在方法论上，作者质疑“经济学已经反复证明的函数关系”是否能够适用于传统非市场经济社会或二元经济体，认为传统史学者应当运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量化历史研究，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到作物上。他举例说：“2015年国家推出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若干年后，恐怕也会有人认为马铃薯是新世纪人口增长的主因，而忽略了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这就是量化历史的风险。”这一点我们确实应当反省。

由于本书关联的时空维度比较宏大，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某些设计或提法仍然存在可供商榷之处。比如：

本书作为全国性“经济地理”专著，主要写了浙江、云南、江西、广西四省玉米、番薯的引种、推广与清代、民国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种植区不够完整，尤其是缺少北方省份，并且尚缺少玉米、番薯作为商品的流通路线、价格地差等经济指数，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全国性统计结论。

作者认为：“马铃薯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因为马铃薯虽然亦可作为粮食作物，但重要性远远难以与玉米、番薯相颉颃，传统社会只有在高寒山区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主要作为蔬菜，古今皆同）。”但不少人则持相反观点：清代中晚期，玉米、马铃薯等山地高产作物在云南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云南的农作物品种，也改变了云南的粮食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耕地开始向高海拔地段推进，耕地面积也不断增加，既为山区移民提供了生存的基础，也为山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此后，山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推动了山区开发向纵深方向发展，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此至少在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马铃薯的食粮地位可能确实要高于番薯，本书如能加入马铃薯内容，当更具说服力。

这几个问题固属吹毛求疵，并不影响本书的基本价值。我很佩服李博士敏锐而独到的眼光和敢于挑战成说的勇气，以及精细考证和统计分析的方法。相信李博士的这本大作出版之后，必会引起学界关注，吹进一股清凉之风，沁人耳目，发人深省。

是为序。

郭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