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玉米在浙江的引种

玉米在明代中期传入我国，一般认为玉米经多渠道传入我国，其中就有“东南海路说”，就是指玉米经葡萄牙人或中国商人之手较早传入我国的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成书于隆庆六年（1572）的《留青日札》记载：“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曰御麦。干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粒如芡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3] 可见玉米在此之前传入浙江沿海，杭州文人田艺蘅的记载是“东南海路说”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玉米在传入浙江后的一百年都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在康熙之前的方志记载仅有三次：乾隆《绍兴府志》引万历《山阴县志》：“乳粟俗名遇粟” ^[4] ；光绪《嘉兴县志》引天启《汤志》 ^[5] ：“所谓秔糯粟者即此耳” ^[6] ；以及万历《新昌县志》仅记载“珠粟”一词 ^[7] 。山阴县、嘉兴县均位于多山的浙江的北部平原地带（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新昌县距离宁绍平原不远，可见玉米在明末清初一直局限在浙北平原。

虽然玉米在传入浙江之初只在平原种植，但玉米的亩产不低，所以《留青日札》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但是与水稻等传统作物相比，玉米仍处劣势，在五谷争地的情况下，玉米这种新作物并没有竞争优势，难以大面积推广。东南沿海各省情况均是如此，虽然引种较早，却发展缓慢，尚不能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玉米“种者亦罕” ^[8] ，《农政全书》也只在底注中附带一提。

康熙年间，玉米在浙江开始由沿海缓慢向内陆山地推进，但仍然以平原地带为主。根据康熙年间方志记载情况（见表2—1），玉米仍主要种植于浙北平原的山阴、余杭，以及金衢盆地的武义，孝丰离杭嘉湖平原较近，天台、新昌距离宁绍平原不远。浙江山地已经开始引种玉米，但规模不大，如浙南山地的遂昌。浙江并不是与我国内陆地区玉米的“先丘陵山地后平原”的传播方式一样，而是“先平原后山地”。浙江的平原、盆地不仅人口较多，而且交通便利，内河航运发达，方便由沿海传入浙江的玉米的进一步传播。但是一方面由于旧的种植习惯的沿袭；另一方面由于处在平原河谷地带不能充分发挥玉米高产、耐饥、适应性强等特性，甚至不利于玉米的生长 ^[9] 。因此玉米在传入初期，被视为消遣作物，在田头屋角或菜园“偶种一二，以娱孩稚”，方志记载比较简单，可以反映出玉米未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的事实，康熙《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均未记载玉米。另外，康熙《天台县志》记载的“玉芦，俗呼广东芦” ^[10] 。有观点认为据此可知早期进入浙江的玉米来自广东，其实不然，广东最早关于玉米的记载也是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玉膏黍一名玉膏粱，岭南少以为食，故见黍稷，往往不辨” ^[11] ，远晚于浙江，应该是当地人民误以为自广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