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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综述，基本涵盖了所有专题研究成果，但并不能说一网打尽，概因如今美洲作物史研究已经内化，除了传统农业史、经济史，还有社会史、环境史、历史地理等，特别是食物史、饮食史，基本都会涉及只言片语，篇幅长短不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公众史学异军突起，科普领域涉猎渐多。
上文没有提到的如李中清（James Lee）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 [67] 其中就有篇幅提到了玉米、番薯，虽见识精辟，但毕竟非其主要研究目标，因此所述无多，主干资料也没有穷尽。笔者在2020年10月“第二届新时代史学理论论坛”见到译者之一秦树才，秦氏回忆当年翻译之时也是问题颇多，求助于李氏，李氏表示研究早已转向，加之时过多年，已经无法提供帮助。当然，即使是专题研究，能够取得上述成果，已经是超出预期。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或者说团体是万国鼎（南京农业大学）与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即今之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作为全国农史研究重镇，美洲作物自然是其研究重点，虽不能说研究最早，但确实是用力最多、持续性最好的，如1961年，万国鼎出版《五谷史话》就单辟两章谈及玉米、番薯，另一领导人胡锡文于1958年在《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上发表《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一文，此后团队研究一直不曾间断，当然主要局限在宏观问题且其他单位关注不多。美洲作物史并不是不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有深层次原因，见第九章相关叙述。21世纪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68] 前后，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开启了新一轮美洲作物史研究，更加全面、客观、细化、深入，从历时性维度纵向梳理美洲作物在中国空间序列上的动态演化进程，从共时性维度来考索它们对中国横向的、静态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关系结构（如社会经济）的考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即今之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史念海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历史农业地理”一词，并将之作为历史经济地理的一个分支。史氏认为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进行时间、空间视角的整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史氏培养的硕士、博士20余人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论文选题，已经出版16部 [69] ，标志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成熟。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 [70] ，历史农业地理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区域性 [71] ，可见历史上美洲作物的区域流变是其重要环节。这些研究只要涉及明代多数会研究玉米、番薯的引种问题，谈及清代必然会研究玉米、番薯的时空变迁等问题。
本章的研究案例，很多便是万国鼎团队、史念海团队的作品。研究成果中药铺式的全面列举并非本书的旨趣，除了介绍近年典型成果提供一个醒目的目录，更多是想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不再列举其他书目、学位论文等。
对于玉米、番薯的研究可以发现，玉米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即使是研究成果丰硕的玉米，尽管对玉米在各省的推广研究成果斐然，但仍有不少省份尚未进入视野，其中不乏历史和今天的玉米种植大省，从而无法贯通省际，形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玉米史”。更重要的是，早年研究多倾向于玉米、番薯在省内的引种、推广的线性研究，仅有定性描述，且多是“引种—影响”的单调分析范式，因此有必要研究再出发，摆脱成式窠臼，才能在玉米史、番薯史领域形成张力。
针对不少省份尚未进入视野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打通一些关键省份，注意这里是关键省份，而不是所有省份，所有省份的面面俱到似无必要，关键省份则是指：历史时期产量颇丰、面积颇大的生产大省，扮演二次传播意义的关键节点、具有文献学意义的重要单元，这些空白的填补，是打通全国所不可或缺的，是故，本书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分别针对浙江、云南、江西、广西，进行填补空白式的研究或再研究，一切都是为了第八章的大综合。
目前研究多是定性的“推广—影响”，即先描绘某一作物在某一地区推广的全景全貌，传入时间、路径等基本问题之后，阐释其影响，但多为史料填空式地分析，如改变了饮食结构、生产方式，养活了大量的人口，增加了经济利益，以及文化、医疗等影响不一而足，负面影响则是千篇一律的生态破坏、水土流失等，如此雷同的框架堪称“套路”。虽然大家均是在讨论不同时空，但学术创见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以为这样的填补空白的工作在较为特殊的省份是值得作全景式表达的，但并无必要全面铺开，且要注重在史料中发现特殊性，如已经有人利用徽州文书发现玉米的种植也有促进林木种植的一面 [72] ；而番薯引发的生态问题更是极其微小的，并非有人认为番薯结实在土中便更容易引发水土流失。
玉米和番薯，同为美洲作物，共同点颇多，在中国的传播却不尽相同，特别是社会应对上完全是不同的命运。乾隆以降，尤推弘历，对番薯大加劝种，嘉庆以来，多见官方禁种玉米，这些虽有效果，但收效不大，番薯由于未融入北方当地的种植制度，多是昙花一现，灾后即撤，玉米暗合了棚民开山的需求，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归根到底，这些都是农民自发选择，不是国家权力所能管控的。已有人研究发现，玉米之所以被禁，其实是“驱棚”运动的牺牲品，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既有传统社会人民的认识不清，也有一些刻意为之的目的使然，当然随着玉米种植迅猛、价值增大，这些禁种的观念也烟消云散。至于番薯，番薯的传播是国家、社会与小民的共同选择，围绕帝王（弘历）、权力官僚（徐光启、陈宏谋、金学曾、陆燿、方观承、何裕成等）、地方政府（余光璧、黄可润等）、商人团体与一般士人（陈振龙世家、陈仅等）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都是番薯倡导者。所以出现番薯“引而不种”“灾后即撤”的现象，在于番薯很长时期并非粮食作物而仅是救荒作物，这其中的原因有花利代表、种植制度、技术闭锁几大主要因素的制约，还有藏种技术、番薯保存、口味生理等次要因素的控制。可见，番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限的，较玉米更加微弱，当然，二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政府力量为它们的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民间力量为其提供了经济活力，在二者的互动中，玉米、番薯从“逃避作物”最终加入国家的税收和仓储体系成为“国家作物”，最终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小麦的主流粮食作物。
[1] [美]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世界农业》1979年第5、6期。
[2] 陈树平：《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3] 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
[4]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1990年第2期。
[5] 王社教：《殊途同归：明清时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载刘翠溶编《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联经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356页。
[6] 可见对于玉米、番薯问题的讨论，多是二者伴生，一来可见二者在美洲作物中的重要地位，二来反映了它们具有相似性与可比性，对比研究更有研究意义。
[7] 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03年。
[8] 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
[9] 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9年。
[10] 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11] 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古今农业》1988年第1期。
[12] 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
[13]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4]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15] 耿占军：《清代玉米在陕西的传播与分布》，《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16] 韩强强：《环境史视野与清代陕南山地农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1期。
[17] 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18] 王保宁、曹树基：《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
[19] 马雪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
[20] 郭云奇：《玉米在河南的传播种植及其农业经济价值》，《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
[21] 李映发：《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
[22] 周邦君：《玉米在清代四川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古今农业》2007年第4期。
[23] 郑伟：《玉米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农业考古》2017年第3期。
[24] 符必春：《民国时期四川玉米物流空间格局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25] 梁四宝、王云爱：《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26] 郭志炜：《清至民国山西玉米种植迟滞的原因探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4期。
[27] 张敏波等：《清代玉米推广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8] 杨金兰：《黑龙江玉米种植小史》，《黑龙江农业科学》2008年第6期。
[29] 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0] 王叶菁：《试论玉米在甘肃的引种与传播》，《丝绸之路》2014年第6期。
[31] 郗玉松：《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移民与玉米引种》，《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32] 韩昭庆：《清中叶至民国玉米种植与贵州石漠化变迁的关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3] 严奇岩：《清代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4] 赵永翔：《清中期秦巴山区玉米种植及其影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5] 莫代山：《清代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玉米种植及其社会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36] 杨鹏：《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
[37] 郭声波等：《清代民国玉米在广东山区的种植传播》，载于薇等《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210页。
[38] 李博文：《1937年以前玉米在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情况研究》，《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9] 刘超建、王恩春：《由外而内：回疆玉米种植问题的再探讨》，《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
[40] 梁诸英：《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1] 王保宁：《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42] 周源和：《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
[43] 黄福铭：《明清时期番薯引进中国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
[44] 郭松义：《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
[45]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46] 马雪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
[47] 赵圣涛：《乾隆后期河南的灾赈与番薯推广》，《兰州学刊》2010年第8期。
[48] 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
[49] 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
[50] 王保宁：《花生与番薯：民国年间山东低山丘陵区的耕作制度》，《中国农史》2012年第2期。
[51] 王宝卿：《甘薯的引种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以建国前山东为例》，《中国农学通报》2010年第11期。
[52] 陈冬生：《甘薯在山东传播种植史略》，《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53] 王弘扬：《清至民国山东番薯的引种与本土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农业大学，2021年。
[54] 王保宁等：《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期。
[55] 王政军、王宝卿：《清末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在青岛地区的传播及对居民主食结构的影响》，《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6] 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
[57] 张敏波、刘锋：《清代番薯引种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湖南农机》2007年第3期。
[58] 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9] 周邦君：《甘薯在清代四川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古今农业》2010年第2期。
[60] 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61] 欧阳春林：《番薯的引种与明清福建沿海社会（1594—1911年）》，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
[62] 吴理清：《番薯在潮州地区的传播与农业体系变动》，《农业考古》2012年第4期。
[63] 李博文：《晚清民国时期番薯在黄河三角洲的引种推广》，《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
[64] 欧阳春林、黄敬荣：《土地革命时期番薯在中央苏区的种植》，《农业考古》2019年第1期。
[65] 熊帝兵：《陈仅 〈艺蕱集证〉 考述——兼论清代甘薯在陕西的引种与推广》，《自然科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
[66] 杨鹏：《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
[67] 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林文勋等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68] 王思明：《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版。
[69] 其中14部详见吴宏岐《史念海教授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又有韩茂莉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集大成作《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三卷本），以及李令福《中国北方农业历史地理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还有多部并未出版，如陈新海《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民族与农业地理初探》、邱晨音《清代江西农业地理》、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业地理初探》、马叆叇《清代浙江农业地理》、徐君峰《清代云南农业地理》、田龄《清代江苏农业地理》、张建军《清代新疆农牧业地理》、李辅斌《清代河北山西农业地理研究》、马波《清代闽台农业地理》、张联社《陕西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王宇尘《清代安徽农业地理初探》。
[70] 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71] 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72] 梁诸英：《明清以来徽州地区农业地理研究》，方志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