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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学名甘薯（ Ipomoea batatas L.），管状花目旋花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常见别名有红薯、山芋、地瓜、红苕、白薯等，至少有40种以上。其早期（明代）别名主要有番薯、甘薯、金薯、朱薯、朱蓣、红山药等。今天大田作物番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实际上历史时期番薯也是颇受王朝国家、地方社会与升斗小民青睐的“救荒第一义”。传入中国后，番薯即使在美洲作物中也颇为特殊，有“甘薯十三胜”之说，在美洲作物中最早（万历）地发挥了粮食作物等功用，也是弘历亲自三令五申劝种的功勋作物，在短时期内受到如此重视，在帝制社会也是比较罕见的。
由于番薯的学名为甘薯，甘薯也确系目前日常生活的常用名称，所以论述中常见“甘薯”云云，本书叙述统一为“番薯”，这其实有充分的学理依据，一是“甘薯”易与我国古已有之之薯蓣科薯蓣属薯蓣（多称山药，Dioscorea oppositifolia L.）的别称“甘薯”混淆；二是“甘薯”在民间不具有方言基础，历史时期很少以“甘薯”指代番薯。由于与主题联系不甚紧密，不再展开，另文再述。
关于番薯的整体性研究，同样不少，代表作有周源和《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 [42] 、黄福铭《明清时期番薯引进中国研究》 [43] 。
细部研究，郭松义在1986年最早研究番薯的区域性传播，其文《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提道：乾隆晚期和嘉庆时期也差不多普遍了，这与棚民“炼山”息息相关。 [44]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认为：两湖（湖南、湖北）番薯在乾隆后期开始快速推广，嘉道年间两湖各地都已经普及，之后开始向纵深发展，番薯在湖北主要分布在鄂西南，在湖南全省均有，总体与玉米分布形成互补。 [45]
马雪芹《明清时期玉米、番薯在河南的栽种与推广》注意到陈宏谋、弘历、毕沅、陈世元等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在乾隆中后期对番薯的推广起到极大的作用。 [46] 但是笔者以为，恐怕乾隆年间河南的番薯同山东一样处于“引而不种、灾后即撤”的局面，正如后人赵圣涛《乾隆后期河南的灾赈与番薯推广》的研究结论：清末，番薯在河南的种植已经遍布全省。 [47]
笔者以为番薯在华北平原的情况应当类似，河南番薯推广可与山东类比。李令福《明清山东粮食作物结构的时空特征》指出清末玉米播种面积较大的县主要集中在山东东部，番薯在整个胶东半岛的种植规模都很大。 [48] 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认为番薯虽然有救荒之奇效，但长期无法融入当地农作制度，出现长期“引而不种”的局面，这一状况直到清末民国才发生改变，源于王保宁《花生与番薯：民国年间山东低山丘陵区的耕作制度》提出的一种新的种植制度：花生与番薯的轮种。 [49] [50] 所以研究者千万不能被文献记载的官方推广举措所迷惑，毕竟劝农行为与劝农效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何况所谓的劝农也不是毫无意义，短期内的印象确实是一片“欣欣向荣”，但需要长期观察，洞悉文本后的真实。所以王宝卿《甘薯的引种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以建国前山东为例》可能高估了劝农意义 [51] ，陈冬生《甘薯在山东传播种植史略》认为的乾嘉时期番薯首先在山东的山区丘陵地带获得了较快的传播，道光年间又及平原，也值得商榷 [52] 。王弘扬《清至民国山东番薯的引种与本土化研究》继承了陈冬生的观点，认为道光年间山东布政使刘斯嵋刊发的《藩司刘饬劝种薯蓣札》对于番薯“下山”具有重要作用。 [53] 王保宁等《清至民国山东东部玉米、番薯的分布》认为清末民国山东玉米、番薯主要分布在山东东部的登州府、莱州府和青州府，这呼应了李令福的结论。 [54] 王政军等《清末至民国时期玉米、番薯在青岛地区的传播及对居民主食结构的影响》专门论及青岛的情况，认为道光年间，番薯已成为胶州的粮食作物之一。 [55]
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叙述仅仅从源头上肯定了陈世元、方观承、黄可润等典型人物对于河北引种番薯的功绩，未见分布变迁考，但料想与河南、山东应似大同小异。 [56]
张敏波等《清代番薯引种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发现清末湘西番薯种植才见大宗种植记载。 [57]
郑维宽《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认为，乾隆年间，广西番薯的传播进入扩散期，此后持续发展，主要集中在广西东部、中部地区。 [58]
周邦君《甘薯在清代四川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指出：川东直到同治年间种植渐多、川南和川西与川东情况相近、川北咸丰年间已经生产颇多、川中嘉庆以来常见栽培，可见大体上从乾隆年间开始，特别是嘉道时期及其以后，四川番薯逐步得到广泛传播，道光年间已普遍种植，盆地内及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沿岸各县都有分布。 [59] 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同样认为道光年间其种植已极为普遍。 [60]
欧阳春林《番薯的引种与明清福建沿海社会（1594—1911年）》认为，明代番薯经陈振龙引种、金学曾推广，已经传遍了福建各地，到了清代类似金门这样的大陆岛都以番薯为生。 [61] 这是符合一般认识的，福建应当是番薯的最早登陆地与最早在全省功用的区域。
吴理清《番薯在潮州地区的传播与农业体系变动》以广东潮汕地区为中心，发现万历后期番薯在潮州地区已有所种植，明代即使没有完全普及，在清初也已经是重要粮食作物。 [62] 就全国而言，广东番薯推广之早应当仅次于福建。
李博文《晚清民国时期番薯在黄河三角洲的引种推广》发现清末民初，番薯在黄河三角洲已普遍种植。 [63]
欧阳春林等《土地革命时期番薯在中央苏区的种植》指出，进入20世纪初叶，番薯在赣南、闽西的传播推广早已完成。 [64]
熊帝兵《陈仅 〈艺蕱集证〉 考述——兼论清代甘薯在陕西的引种与推广》认为，虽然早在乾隆十年（1745）陈宏谋已经引种成功，但作用有限，直至道光十五年《艺蕱集证》刊刻后才对兴安府乃至陕西全省甘薯的进一步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65]
杨鹏《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指出，咸丰至光绪年间，番薯在武陵地区普遍种植，成为仅次于玉米的粮食作物。 [66]
概言之，仅三十年学界同人对于番薯的区域研究便取得了大量成绩，已经涉及福建、广东（潮州）、浙江、广西、四川、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湖南、中央苏区、黄河三角洲，然较玉米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与番薯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有一定关系，毕竟北方番薯种植无多。研究可见，除了番薯在明末的福建、广东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其余基本都不入流，直至乾隆中期之后南方开始推广、在道光年间完成推广。由于番薯的自然特性，不仅是南方低海拔山区，平原也有一定影响，最终形成东南丘陵番薯种植带，与中西部山区玉米种植带虽有交汇，但分庭抗礼，边界在湖广、广西一带；北方番薯种植则一直不温不火，清代中后期虽有帝王、官绅不断推广，然收效一般，番薯由于未融入北方当地的种植制度，多是昙花一现，灾后即撤，清末民国时期番薯在北方有了一定的发展，最终奠定了一般粮食作物的地位，然地位并无其在南方之地位，春麦区番薯几无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