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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是金融资产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金融主体对金融风险的过度提前承担，可能会转化为未来时点上金融资产的收益损失。金融风险极端实现的可能表现形式之一是金融危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金融制度不断变迁以及金融活动的信息化与网络化，金融系统内部以及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更加紧密。这种变化在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潜在地改变了金融风险的性质。金融风险呈现出种类多样化、传导机制复杂化和风险分布隐性化等新兴特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化事实，此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波及范围更广和对经济与社会福利影响更大的特征。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引发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风险源头。
20世纪和21世纪大部分典型金融危机表现出危机共生性和传染效应增强、危机波及范围更广和对经济影响更深的发展趋势。1929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严重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1982年拉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速增幅缓慢，降低拉美国家债务还本付息能力，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大部分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和资产市场泡沫破灭。1990年日本银行业危机带来的信贷紧缩与经济萧条形成反馈环路，引发经济的深度衰退。21世纪以来，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融资需求，金融创新大行其道，金融衍生品相继诞生。金融衍生产品的非透明性和杠杆性加大了金融系统内部脆弱性。同时，经济泡沫膨胀、国家政策失误以及市场预期加剧市场恐慌等因素，诱发了国际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时期低利率营造的美国大缓和时代被2007年年底美国次贷危机打破，次贷危机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席卷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全球市场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引发实体经济衰退。受累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活力下降、经济增幅放缓、欧洲各国外债负担增加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带来的各国银行体系坏账上升，各国债务信用问题逐渐出现。2010年希腊主权评级下降引发希腊国债被大量抛售成为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的起始点。
通过上述发生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我们总结了四个典型化事实。第一，金融系统内部杠杆水平急速攀升，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杠杆负债经营在增加盈利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拉美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欧洲债务危机都和政府或是金融系统的过度负债相关。经济环境萧条带来债务偿付利息成本的升高，易于诱发借债主体的债务违约行为。如果这种债务违约情况控制不当或是和经济衰退形成交互反馈机制，那么容易诱发债务危机。
第二，金融自由化深化和金融监管政策宽松，催生资产价格泡沫。首先，金融自由化加强了金融市场间资金流动。国际资本为追逐高收益率会流入那些具有高资产回报率的新兴市场。国际资本的流入一方面带来市场流动性充裕，促进资产价格增长；另一方面增加市场中的潜在风险，为金融风险积聚提供“温床”。如果一国受到负向冲击，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宏观政策收紧或是国际外部环境恶化，容易引发国内市场资产价格下跌。这种冲击影响严重时可能会带来信贷违约，甚至是市场倒逼短期利率下降，进而引发汇率下降。货币贬值带来逐利国际资本外逃，国际资本账户赤字降低外汇储备，继而增大市场流动性紧缺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政府和市场反应不当，可能会引发风险暴露。其次，金融监管放松也会助长信贷增加，催生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基本面价值背离。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基本面价值的长时间背离会促进市场中资产价格泡沫积累。当实体经济价值增长不能支撑虚拟金融资产价格增长时，资产价格泡沫就会出现破灭的趋势。如果市场遇到负向冲击，例如中央银行为了抑制过度通货膨胀而提升利率，就可能引发资产价格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引起资产价格泡沫破灭。
第三，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预期变化，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影响。首先，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着国际贸易和相应资产价格变动。进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特别对出口导向经济体。因此，国际贸易降低易于引发经济增幅放缓 [1] ，外债负担增加，进而恶化其经济结构。继而，货币贬值引起资金外流，使得国内利率上升，市场上资产价格发生变动。其次，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引起投资者市场预期变动。由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投资者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带来羊群效应，继而对整个市场带来负向风险溢出效应。
第四，宏观政策失误，加速金融危机爆发。由于各国缺少危机治理预案，导致危机发生后，政府反应迟钝引发金融主体陷入危机，扩大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正如Minsky（1982）所说，投资繁荣的打破所带来的风险暴露实现是成为经济不景气，还是成为严重的经济萧条或是金融危机，取决于经济体中的流动性以及政府和联储的干预程度。
在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冲击、短期国际金融资产流动加快、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剧烈的国际环境下，以及我国经济下行通缩压力加大、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汇率波动更加剧烈、利率市场化调节机制初立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金融系统面对着尾部金融风险暴露的压力。虽然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内生性因素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但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以及金融系统内部不稳定因素增多，使得金融市场中金融风险呈现不断积聚状态，极端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第一，经济结构性转型，经济增速放缓倒逼隐性风险显现。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拉动方式主要是依靠投资、消费和对外出口这“三驾马车”。经济中高资本积累—低居民消费的模式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史晋川和赏良浩，2011）。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对外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时代变化，我国增长动力方面出现了新特征。首先，投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人口红利和政策支持，我国资本迅速积累，投资快速增长，企业生产规模迅速增长，部分产业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现象。2009年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力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加之改革开放后政策红利地逐渐消失，企业投资回报率整体下降 [2] 。其次，出口贸易方面。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总消费需求下降，对我国出口贸易带来负面冲击。最后，消费方面。受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重储蓄轻消费等行为习惯因素影响，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率较慢。国内商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不匹配。产能过剩和有效总需求不足带来经济结构性问题。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周期性“减速”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放缓易于诱发金融经济系统中隐性风险的爆发 [3] 。同时，由于经济体内缺乏新经济增长点，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长转型缓慢，经济增长周期性“减速”阶段仍将持续。
第二，企业部门杠杆率和房地产部门库存过高，“去杠杆”“去库存”带来尾部风险压力上升。首先，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业前期加杠杆融资行为可放大收益率。杠杆率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杠杆率边际收益率下降阶段也是风险释放的高危时期。具体而言，企业部门加杠杆促进了产能增加。从我国改革开放到美国次贷危机之前，高杠杆带来边际产出和边际报酬增加，实现我国工业产值快速增加。但是，2008年之后，由于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国际市场消费需求下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过度积累带来经济中产能不能全部被消费市场消化，引起行业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直接降低了企业投资回报率，这就促使企业被迫“去杠杆”清偿债务。企业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去杠杆”的行为会增大市场波动聚集和尾部风险。其次，我国房地产整体库存需要消耗4—5年。我国现有房地产价格出清市场有困难，在房地产市场去库存阶段可能会带来市场上资产价格的螺旋下降，进一步引起部分开发商融资链断裂，信用危机发生。经济体内“去杠杆”、去库存等行为易于诱发金融经济系统中隐性风险爆发。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起的企业破产清算、开发商信用违约会增大银行表内坏账率，恶化银行资产端情况，银行部门风险暴露增多。银行部门是金融系统的核心部门，影响着金融经济稳定。一旦银行部门风险集中暴露，那么中央银行必须采取救助手段，这也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债务水平，加大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风险。
第三，地方债务负债过度和影子银行部门隐患增大，银行部门和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承担巨大风险。首先，由于缺乏经济增长点，导致消费和投资低迷，迫使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国内经济低迷加之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紧缩加重我国的通缩压力。通货紧缩带来过度债务实际价值增加，加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其次，影子银行、非正规金融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非传统借贷活动创造了大量资产负债表外信用。资产负债表外的监管一方面削弱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非线性和杠杆性增加了监管难度。同时，影子银行部门的违约也会进一步将其风险传导至信用债市场，最后传导至银行部门表内。而出于对金融稳定的考虑，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和政府隐性担保角色可能为这些债务最后买单，增加公共部门债务水平。
第四，资本账户净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2012年开始我国资产账户出现净流出现象。这种资本流出现象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美联储加息政策，带来其他币种贬值预期；二是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增大，市场预期转向。首先，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促使了新兴经济体繁荣。在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面好转，经济逐渐复苏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发生了转型。美联储从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进入加息周期，政策的转变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带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预期。其次，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增速的换挡，市场中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增大，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信心发生变化。在内外部压力下，出现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资本外流降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货币风险。
我国经济金融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险积聚现象，有的甚至已经出现了风险暴露，因此有必要对于这种风险进行监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经济金融领域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风险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金融风险的内生性、外部性、传染性和周期性特征，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概率上升，表现为金融风险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范围更大，对于实体经济的破坏性更强的特点。1990年日本房地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前，日本的GDP达到了全球的第二名，但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银行业危机使得日本的经济倒退了十年；拉美债务危机之前，拉美国家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拉美债务危机后，拉美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201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及纲要中一直提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5年中央银行发布的《201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提出中央银行今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风险识别理论与风险度量模型的相应弊端和缺失。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框架逐步替代传统金融监管体系成为金融风险度量和防控的主流思想。因此，揭示系统性风险生成演化机制、多维度地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给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对策，对于提高我国抵御经济金融风险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发生和提升金融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宏观与微观视角实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识、测度与应对：通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基础与宏观表象的甄别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计量的基础上，结合本书得到的结论提出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对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金融制度不断变迁以及金融活动信息化与网络化，金融系统内部以及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关联性更加紧密，这种变化在带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时也潜在地改变了金融风险性质。金融风险性质的变化使得金融风险种类也发生了变化，金融风险呈现风险隐性化和传导机制复杂化等特征。金融风险新特征的不断出现以及风险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使得传统金融风险理论已难以全面、准确刻画新时期下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对监管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在我国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背景下，我们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理解，探讨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影响因素和生成演化机制。我们首先从内生性、负外部性、传染性和顺周期性视角研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共同宏观风险暴露视角研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金融脆弱性和经济金融周期影响因素。进一步地，我们从杠杆率、流动性和宏观总量视角阐述了金融系统金融脆弱性的来源。最后，我们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机制，给出了系统性冲击作用于金融系统时，风险随着时间的动态演化路径。本书通过理论分析将抽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概念，为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目标转变成可操作标尺和有针对性的监管工具箱提供依据。
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传统金融监管体系的风险识别理论与风险度量模型暴露出相应弊端和缺失，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能代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健，因此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量化工作是一项复杂且艰难的议题，这是由于调控机制和经济运行环境的不断变化，适用于以往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很可能由于下次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变而不合时宜（陈守东等，2016）。危机期间市场中风险的概率分布呈现有偏状态，那么线性相关系数和正态分布的度量对极端情况下的市场风险度量带来偏误。因此，构建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极端情况下与常态下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全方位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度量就成为金融监管当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从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针对不同阶段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度量。横截面维度角度，分别考虑了极端压力情况下金融市场流动性之间的相依性以及金融机构对于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考虑了正常时期金融市场利率之间的传导关系和动态演化特征，以及货币政策冲击通过资产负债表传导机制对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时间维度角度，我们从金融脆弱性视角选取了和信贷、资产价格相关的变量构建了金融状况指数，考虑了系统性冲击对于中国金融状况和经济的冲击影响效应。针对极端情况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风险暴露，我们通过极端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二元POT极值模型实现了极端风险压力情况下系统性风险贡献和尾部相依性的度量。通过横截面维度和时间维度、极端情况和常态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度量，以期实现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多角度的度量，掌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状态，为决策机构随后进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相应的监管工具使用，提供客观、真实的参考指标，使得监管协调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现实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