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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基础概念和理论的梳理，我们定义系统性风险为受到金融系统自身的脆弱性结构和金融周期的内生影响因素影响，致使大部分金融机构损失或是整个金融系统损失，并对于实体经济带来潜在负外部溢出效应的风险。同时，我们归纳出系统性风险内生性、负外部性、传染性以及顺周期性的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生性是指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如何通过影响资产价格等方式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实体经济又如何通过反馈机理对金融系统产生影响（王妍和陈守东，2014）。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交互影响，经济繁荣时期风险累积，经济衰退时期风险实现。风险更多来源于共同宏观风险暴露，受到经济周期影响较大（Borio，2003）。
内生性的一个起因是Minsky（1982）提出的金融市场激励机制。经济代理人如果希望通过短期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的话，那么就会驱使他们进行高风险的金融实践活动。而经理人受到自身业绩的激励，为了降低风险获得高收益，他们会参照掌握信息更多和影响力更强的投资人行为进行投资活动，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为增大了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性。Minsky（1982）将金融市场激励机制称为“资金经理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会激励经济代理人承担更多风险以获得更高收益，但是长期的高风险承担是不可持续的。银行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代理人，“资金经理人资本主义”过程如下。经济繁荣时期，市场上风险溢价低，利润经营目标驱动型银行就会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提高自身的资本收益率。银行的加杠杆行为也会促进其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这个过程中金融系统中投机性融资和庞氏融资相对于对冲性融资比例上升，金融系统中风险累积程度较高，对于市场上资金供求关系比较敏感。如果这个时候，市场受到一个负向冲击，那么就容易引起市场上资产价格的逆转。资产价格错位，引发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部分和期限方面的错配，进而降低投资和消费意愿。投资和消费意愿的降低，进而影响了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流动，导致信贷紧缩。银行部门的信贷紧缩会增加市场上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进而增加债务负担。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结构特征，市场是非完全信息的，且金融个体之间具有较为紧密的资产负债表关联，那么当债务违约发生时，就可能通过资产负债表、非对称信息等渠道在金融市场中传播。如果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就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暴露或是金融危机。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可能通过金融创新或是资产证券化等行为扩大对市场大规模资金供给。这些方式进一步增加杠杆和信息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潜在增加损失的破坏性和风险传播速度。
伴随着经济高度发展和制度变迁，使得金融系统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总体，个体之间的关联性增强。金融个体之间的关联性增强，使得整个金融系统变得既强健又脆弱（Heemeijer，2009）。一方面，金融个体的理性行为可能增加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当金融系统面临压力时期，金融机构囤积流动性、甩卖资产等行为会对市场带来较强的负外部性，增加金融系统损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类似的投资经营行为和风险管理策略增加金融系统的同质性和顺周期性，增大金融机构行为的风险溢出效应，这种风险溢出效应放大了原始的冲击。金融机构行为的外部性包含三方面：一是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外部性；二是个体理性选择降低整体福利效用；三是金融系统放大负向冲击到经济。
第一，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外部性（Acharya等，2009）。信贷增长，银行或是非银行提供的短期批发性融资占融资比重的比例增大，使得系统对于流动性风险的暴露增大。资金暴露的累积和衍生品市场，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性，使得机构成为“太过联系而不能倒”机构。政府救助的保证会激励机构承担更多风险，带来了风险暴露的过度承担，降低了市场秩序。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自身规模巨大或是和金融网络中其他个体间关联性强，使得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可能会通过间接宏观风险暴露或是直接的交易对手风险影响其他的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行为对金融系统中其他个体产生了外部性。
第二，个体理性选择降低了整体福利效用。单个个体的理性行为虽然降低了自身风险，但是由于风险只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转移了，并没有被消化掉，风险在系统中积累。一方面，由于银行不利消息引发公众集体提款的银行挤兑行为（Diamond和Dybvig，1983），是个体理性引发全体非理性的羊群效应，这种效应可能会使一个健康银行由于银行挤兑而面临流动性枯竭的风险。另一方面，资产持有人的“减价售卖资产”可能会引发市场上资产价格的螺旋下降，进一步引发市场流动性危机（Brunnermeier，2009）。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持续高涨会带来投资者对市场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但是当这种预期由于某些因素发生逆转时，出于避险考虑，投资者会在市场上减价抛售资产补充流动性。市场预期转变可能使得大部分投资者都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那么投资者集体的“减价售卖资产”会降低市场上资产的价格，进一步引起市场上流动性紧张。减价售卖资产—资产价格下降—市场流动性紧张这样的机制相互促进，会引发市场上流动性的螺旋下降，进而引发市场上的流动危机。
第三，金融系统放大负向冲击到经济（Hanson等，2011）。一方面，信贷和资产价格之间内生的反馈可能会引发过度杠杆，当资产价格反转时增加了系统的波动（De Nicolo等，2012）。竞争压力和资金流回使得信贷繁荣进一步膨胀，导致贷款标准的放松，增加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暴露。当系统受到一个共同负向冲击的时候，银行可能采取削减新贷款的方式作出反应，银行的这种行为引发信贷紧缩。信贷紧缩带来投资和劳动力的下降，引发实体经济紧缩效应。另一方面，资产需求下降带来减价售卖资产，机构通过竞相降价的方式售卖非流动资产，进一步恶化了资产负债表，并增加了信贷成本。信贷成本上升降低信贷需求，进而降低实体经济活动。
金融机构之间的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之间的流动性使得金融系统是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这种关联性在正常时期有利于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且增加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但是，当金融系统内部风险积聚到某个时刻，这种关联性以非正常速度升高，并且可能会超出风险爆发的阈值点（IMF，2010）。关联性超出阈值点的时候发生了质的改变，它为金融传染提供了通道，促使金融系统产生共同的风险暴露。系统性事件冲击金融系统，使得金融系统内风险上升。由于金融系统中机构之间的关联性，这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通过传染渠道在系统中扩散开。如果风险不能得到控制，那么可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威胁，最后也对实体经济带来威胁。金融传染渠道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个引致因素。金融传染渠道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由单一机构失败或单一市场崩溃产生，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传染机制传播到金融系统。
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强相关性，使得单个机构或是金融系统中单个部分异质性资产负债表冲击易于转变为系统性冲击。传染性的渠道有三个：第一，通过资产负债表的内部关联，即资产负债表的链式反应，融资方的内部关联和提供资金产生的关联（Allen等，2000；Kaufman等，1999）。这种资产负债表的关联越大，对于客户和贷款人形成溢出效应的可能性越大；每个敞口的规模越大，链式反应被放大的可能性越大；金融网络内部关联性复杂程度越高，金融体系核心部门面临压力的可能性越大，提升压力时期不确定性，放大风险。例如，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和互相持有债券回购协议而相互关联，市场参与者通过短期头寸的借贷提升了流动性的管理。一个异质性冲击会降低借款者偿付短期债务的能力，也会降低贷款者获取抵押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会降低贷款者收回贷款的概率。短期货币市场为负向冲击提供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渠道。第二，通过非对称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产生的过激行为（Allen等，2004）。极端情况下，一个影响金融系统的负向冲击会降低整个系统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借款人和贷款人都从发生危机的机构那里提款，从而进一步扩散危机。第三，投资者对金融市场心理状态进行扩散（Brunnermeier，2009）。资产价格下降时，投资者竞相进行资产减价售卖的羊群效应，增加市场内资产价格严重贬值、市场内流动性短缺的压力。在危机发生时，风险可能通过这三种金融传染渠道进行扩散，如果控制不当会爆发金融危机。
Bernanke等（1989）“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金融系统会放大经济系统的原始冲击。由于信贷市场存在摩擦，因此借款人的抵押品净值和外部融资溢价负相关，这会放大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高涨带来抵押品价值上升，外部融资风险溢价下降，信贷供给和需求较大，经济活动活跃。经济萧条时期，资产价格下降带来抵押品价值下降，企业外部融资风险溢价和新投资成本升高。同时，信贷供给和需求下降，经济活动和下期的资金流减少，至此金融系统通过信贷市场放大了原始的经济冲击。同时由于利润和资产价格是顺周期的，借款人的抵押净值也是顺周期的，而外部融资溢价是逆周期的，这就加大了借款的波动，进而对投资、消费和产出产生影响。“金融加速器”理论强调了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交互作用。
相较于“金融加速器”理论，Minsky（1982）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倾向于将金融周期内生的归结于金融系统内在脆弱性。内生的金融不稳定反映了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影响（陈守东等，2015）。金融系统中投机融资、庞氏融资和对冲融资之间的比例上升，使得金融系统由稳健转态向脆弱性状态转变。金融系统处于脆弱的状态时，对于产生市场预期变化的负向冲击较为敏感，放大负向冲击，并最后作用于实体经济。Borio（2001，2014）认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融资约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影响金融周期的主要原因。金融周期来源于内生投资者风险感知和违约的时变性，投资者预期的非理性以及经济的货币化。繁荣孕育着萧条，风险内生于经济和金融周期中。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被低估，促使投资者通过风险承担获得超额资本收益，增加了信贷和经济增长。风险在经济萧条时期被高估，贷款违约和企业破产清算会增加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上减价抛售资产等个体理性行为。但是，个体理性却导致了整体非理性，恶化市场环境，减低信贷总量，进而加重经济紧缩程度。
由于金融系统内在的脆弱性、监管规则的顺周期性等因素，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使得金融系统放大了经济的原始冲击，增加了经济波动幅度。逆周期监管政策旨在降低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对于经济金融活动的波动幅度的影响，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规模扩散和对经济的溢出。逆周期资本监管包含资本或流动性的缓冲，这种缓冲资金可以帮助保持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能力（Saurina等，2006）。在风险扩张时期，逆周期监管可以用来弱化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增加金融系统对负向冲击缓冲能力以及通过对特定部门进行税收方式化解周期的孕育。当风险扩张和累积阶段，对贷款人或活动、对金融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限制，还有对资本要求和准备金要求增加及通过对特定部门进行税收方式等逆周期监管方式，可以弱化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并增加金融机构对负向冲击的缓冲能力（Classens，2013）。Caruana （2010b）提出了逆周期监管，如果在危机之前银行能够遵循巴塞尔协议Ⅲ进行逆周期的资本监管，那么银行将有更多的资本基础应对由于信贷供给短缺引发的信贷损失，这样就能减少政府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