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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显著特征是无政府状态，一如自由市场的分散，信息的不均衡分布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难题。国际政治信号是传达信息的声明或行为，旨在影响接收者对发送者形象的认知。从概念内涵上看，信号（signals）是行为体为了达到既定目的——改变对方的认知，而有意识地呈现出来的任何可观察的特征。
外交信号的战略价值在于，它们能帮助推断内隐的意图，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任困境。由于在缺乏约束力的情形下，一方通常很难说服对方，只有展示更多的私有信息才能缓解信息劣势方的意图猜疑，避免不信任螺旋的上升。
信号无处不在，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意图不可知问题，就会存在信号传递与甄别互动。在不确定性情形下，为何极端犯罪团伙倾向于招募有过入狱记录的人，以及其成员为何都有文身？为何薪资优厚的华尔街投行特别喜欢招聘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为什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要主动“烧钱”去做服务社会的慈善？为何一家餐饮小店要投入很大成本进行门面与商标设计？为何相爱的恋人在海誓山盟之外，还要花费不菲赠送钻戒等名贵信物？这些其实都是对外传递可信信号的做法：通过增加违约成本，或者加大沉没成本投入，信号传递者努力让对方感知自己的可信度。信号传递作为一种对外揭示不可观察品质的手段，可以帮助信号传递者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时获得收益。口头上的承诺示好往往被视为廉价不可信，仅仅是说几句话大多数人都可以办到，缺乏区分度；因而在海誓山盟之外，恋人之间还要赠送昂贵的礼物以展示诚意。在鱼龙混杂的求职市场中，高难度的哈佛大学哲学系文凭，已经传递出求职者胜人一筹的学习和能力信号；自由市场上的诚信商家和欺骗高手都可以自卖自夸，因为虚假宣传的成本微乎其微，为此加大品牌与形象投入会增加消费者的好感与信任；同样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意图沟通也存在大量信号沟通的形式。
表1 信号博弈过程
如表1所示，信号博弈是一个不断试探的过程，在初始时间（T=0）信号优势方开始主动传递包含私有信息的信号，以换取对方的反应。在接收者反应之前（T=1），信号传递者要反复强化或解释自己的传递意图，降低对方疑虑。在信号接收者进行观察、试探时（T=2），就形成了第一个信号博弈回合。但是信号互动并不是单轮博弈，一次回合往往难以确认对方信号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因此需要等信号接收者作出反馈后，信号传递者根据其反应进一步调整或强化信号传递重点，进一步吸引对方相信自己，只有信号接收者再次确认对方的可信度之后，才会给予试探性的信任，这样信号传递者初步完成了战略目标：以信号为手段，在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过程中争取到对方的信任。
信息经济学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只有通过相互传递信号，才能化解合作困境，尝试达成双赢。这里的“信息”指的是，行动者在互动中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对手的特征、偏好与行动的知识。
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国家之间传递意图存在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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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指出，主动揭露私有信息将会对政治参与者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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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传递（signaling）是指一方旨在影响他方感知，从而影响他方行为的任何话语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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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简单的信号博弈中，信号传递者会主动提供或暴露自己的私有信息。不知情的一方要想推断对方的意图，就需要借助包括信号传递在内的各种手段，以鉴别不同的意图类型。例如，在市场招聘中，求职者与招聘企业之间都不是非常熟悉，各自担心对方隐藏了不为人知的信息，或者担忧对方在未来能否信守承诺。这些信息不对称与意图不可知难题，使得如何识别和筛选高质量人才成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核心。为了避免人力资源的错配，招聘企业需要借助教育信号，识别观察求职者内隐藏的不可观察品质。教育文凭本质上只是一纸凭证，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它本身就发挥信号功能。那些持有高文凭的求职者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自己善于学习的私有信息，招聘方则可以从不同求职者传递的不同信号中进行筛选和甄别。如果高学历者通过展示学习信号获得回报（被雇用企业给予高薪），那么文凭信号的功能就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提高了求职者（信号传递者）的福利。
意大利社会学家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在《解码黑社会》中分析了在高度不确定和风险压力下，黑社会组织如何通过信号识别陌生人。对于一个新人而言，要想加入一个帮派就面临巨大的信任与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极端方式，例如抢银行、断指、文身或舍命冒险，来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与可信决心，尽管这样的代价很高，却是将自己与伪装者区分的重要方法。要证明自己，就要展示代价。
例如，长期处于极端环境下的帮派成员为何热衷于招募有良好战斗声誉的人？为何新加入的帮派成员会积极从事非法活动，以换取团体身份的认可？因为犯罪或违法活动是一种昂贵成本信号，可以将帮派成员与一般青年人群体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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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招募新人的过程中，帮派会青睐于有犯罪潜力，愿意为犯罪付出昂贵成本的个体。如果过去有犯罪行为，或者有明确可查的入狱记录，这就可以构成一个与众不同的标志。走路的姿势、显著伤痕、语言风格、衣着偏好、眼神焦点和社会冷漠，都可以作为推断其犯罪潜力的“指标”，而这些指标是很难模仿与操纵的。概言之，刚加入的成员，犯罪传递信号会故意做一些事情，如果这些事情的战略成本很高（可能被逮捕、监禁，或招致报复），那么公开展示这些成本，就是一种昂贵信号。当代价昂贵到无法模仿，这种代价就成为信号筛选机制。
国家间信任极为脆弱，因为信任是一种甘愿暴露弱点的心理状态，而国际关系缺乏凝聚这种积极期望的客观条件。
信任是人们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一事物的整体认知和评价，区别于客观事实，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知觉（perception）。在彼此相互依赖的不确定条件下，信任存在于一个客观不确定而主观想确定的中间地带。信任的构成涉及主观上的情感与认知，也包含客观上的互动依赖与不确定性风险。
当国际互动环境开始变幻莫测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提升，外交意图的识别就与信任的建构密不可分。意图不确定性对信任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在竞争的博弈情境下，也就是当个体合作动机较低时，意图不确定性会降低信任；另一方面，在合作的博弈情境下，也就是当个体合作动机较高时，意图不确定性可能会增加沟通频次与强度，反而最终促进信任。
事实上，国家间信任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随着内部属性与外部环境的改变，信任偏好与存量也发生巨大变化。在现实世界中，动态性既可以由国家的内因（如实体的心理、性格、知识、能力、意愿等）引起，也可以由实体的外因（如国家表现出的行为、策略、协议等）引起。但一个国家的内因很难判断和观察，而外因可以直接观察到。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信任与意图不确定之间的联系。例如卡斯伯特·斯科特（Cuthbert L.Scott）根据“新古典态度理论”指出，信任作为一种态度，包括情感的（affective）、认知的（cognitive）与行为的（behavioral）三种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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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尤斯拉纳（Eric Uslaner）则将信任的主观性区分为认知信任和道德信任：
其一，认知型信任关注对方是否真正有实力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信任依赖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和值得依赖证据的掌握，如他人的能力、责任感、行动者风险倾向、价值观等，称为理性的认知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其二，以道德意愿为导向的信任建立在双方“善意”的感情纽带之上，依赖于良好的沟通和对误解的排除，也称为情感信任（affect-based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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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种信任涉及信息不对称难题；后一种信任涉及意图不可知难题。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是指互动双方对既定事实的信息了解存在差异。在发生机制上信息不对称分为“隐蔽信息”与“隐蔽行动”两种。在发生时间上，不对称信号可以发生在承诺（合作）之前，也可以在承诺之后，分别称为事前不对称信息与事后不对称信息。在权力转移阶段，守成国对崛起国的真实意图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理解，守成国急切希望缓解战略性的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劣势的守成国可以主动采取行动，设计具有信息甄别功能的合约，然后向意图不确定的崛起国提供不同版本的合约，让具有信息优势的崛起国自我选择，从而根据不同选项所传递的私有信息与意图偏好对其进行区分。同样，当市场中的一方（卖家）对产品质量拥有私有信息时，有动机用高估的价格出售质量不佳的产品，而作为博弈的另一方（消费者）则对产品的真实质量缺乏确切了解，只能根据个人经验开出市场平均价格；这种信息不对称让双方预期存在显著差距，双方出价会存在明显差距，这个差距往往会导致合作失败。 [10]
在国际互动中，安全困境受物质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双重调节，作为一种非本意结果，安全困境指两个原本想避免安全竞争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增加军备，却非本意地刺激对方也加强了军备以自卫，最终导致事与愿违的不安全升级。螺旋模式是一种连续加速的紧张增加或降低，向上的螺旋往往使得紧张局面犹如螺丝一般被拧紧，向下的螺旋则使紧张持续缓解或局面持续改善。螺旋模式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是否具备进攻性意图，误解与意图不确定往往导致恶化升级；但是安全困境并非普遍性的，专指两个原本不存在侵略意图的国家因为彼此恐惧导致了相互误解的糟糕结果，换言之，安全困境并非“蓄意为之”而是“事与愿违”。
对此防御性现实主义指出，信息不对称尽管难以根除，但可以被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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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互动的双方都是两个良性国家，那么它们之间就可以相互传递安抚信号或采取保证措施，以诱发初步的试探性合作。当合作得到确认，双方私有信息在多次合作中得到披露，那么双方的信任可能出现渐进式的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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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奥斯古德（Charles E.Osgood）在《战争或投降的替代方案》一书中就提出了“紧张缓和的渐进互惠” （Graduated Reciprocation in Tension Reduction，GRIT）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一方愿意承担风险采取一些初步的和解措施来减少和另一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才能逐步化解不信任困境。如果另一个国家对安抚信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那么这两个国家的正向互动最终可能会改善紧张关系。从信号角度理解，互动双方互惠性揭示私有信息，有助于缓解敌意、猜疑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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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信任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意图不可知涉及不可观察的意图如何取信于人的问题。政治意图是一个横跨善意（benign）与敌意（hostile）的连续谱，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号甄别者可能无法确定对方的类型。一般而言，根据对国家意图的识别差异可以将国家类型分为三种：一是扩张主义者，即具有扩张权力与修正国际体系的强烈决心，包括追求体系霸权与改变国际实力分配的企图等，在外界看来是难以威慑、制约与危险的。二是机会主义者，即依据情况来把握修正主义机会，当成本较高时隐藏欲望，当机会来临时进行扩张。三是维持现状者，其主要利益在于维持现有国际地位，倾向于使用非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例如外交宣誓、舆论宣传、软实力扩展、经济援助与制裁等。 [14] 对于信号接收者而言，甄别对方真实意图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过程。可能面对同一个国家，有时认为其信号具有恶意（扩张主义者），有时又明显感受到善意信号（维持现状者），而还有很多时候信号混合不清（机会主义者）。 [15] 在信息和意图无法明确的条件下，信息劣势方无法准确判断信息优势方的“类型”，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安全困境的非本意升级。
国际关系的信息不对称也往往容易造成信任赤字。当国家之间彼此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就需要彼此反复试探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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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崛起国有动机利用虚假承诺蒙蔽国际社会，当实力对己有利时可能违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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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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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有一种时间焦虑感，担心逐步获得实力优势的崛起国会在未来食言，因此对是否发动预防战争也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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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否选择遵约是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埃文·蒙哥马利（Evan Montgomery）指出：“信号传递国不仅必须努力揭示其良性意图，还必须试图确认其对手是否是安全寻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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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进一步，发信号表明自己的良性意图和了解对方的意图可能同时发生：这两项任务是不可分割的。的确，除了观察另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外，确认对方的意图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主动展示安抚信号，然后从对方对安抚的反应中推测其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