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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并行不悖的是，战略互动以及外交过程的研究一直是理解宏观国际关系的基础。外交决策分析成为一种交叉性的研究方向，已诞生并发展数十年，但外交信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为零散，也并非非常成体系与系统。近些年，随着关于外交学、外交过程研究的增多，外交信号与沟通的研究重新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诞生了系列的研究作品。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开创外交信号研究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但以“外交信号”或“国际政治信号”为主题的著作少之又少，因而曹德军博士的这本新作无疑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
外交信号的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在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得以开拓，其中谢林与杰维斯是先行者。这来自当时的几个学术背景，一则，美苏的战略竞争为外交信号的实践应用提供了重要的领域，诚如杰维斯所言，他发现美苏之间的战略行为选择及其结果，很多时候取决于双方如何看待对方的能力、意志、决心等，而非客观的实力；二则，20世纪50年代起，关于社会印象管理的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兴起，从而影响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印象管理与信号投射的研究。这种理性主义传统，直接促使杰维斯汲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完成了他的首部理性主义著作《信号与欺骗》，奠定了他在外交信号研究中的开创者地位。继而，在外交信号的理性主义路径之后，杰维斯等诸多美国政治心理学学者，又进一步开辟了信号解读的知觉研究，经典的错误知觉研究，包括认知研究路径以及随后的“热认知”的情感驱动研究。信号投射是传递国家战略意图、信息表达的核心方式，这一过程有着理性的动机和策略；而信号接收或解读受到认知与动机机制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主观偏差，这是外交信号传递与接收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显然，杰维斯在他的头两部著作中，细致探讨了这两个过程，奠定了外交信号的投射与解读的战略研究传统。
杰维斯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但他在理论发展与案例研究方面并无系统的努力。这种理论路径的拓展、案例研究的深入，是留待后人继续完成的。比如，冷战结束初期，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的研究系统总结了理性主义的昂贵信号的成本路径，从政治情境中界定了信号的昂贵成本来源及其机制，最为核心的方式包括“沉没成本”与“捆绑双手”策略，后者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体现为“观众成本”等昂贵信号。与理性主义的昂贵成本论相反，近些年的外交信号研究，借鉴来自人际互动、面对面交流的一些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成果，探究人际的情绪解读、情感互动以及神经元交流，这些受到传统研究忽视的“面对面外交”等非昂贵成本方式其实为领导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基础信任，进而展示昂贵成本信号（如签订约束双方的条约、克服国内观众成本压力等）奠定了基础。总而言之，外交信号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而清晰的理论路径，相关国际政治心理学、外交学、战略学学者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信号的昂贵成本、非成本方式、信号的传递与接收、大国战略互动等诸多议题中均有细致深入的研究。纵观国际主流期刊的学术发表，近些年基于信号理论的研究论著日趋增多，换言之，诸多基于战略心理学的大国关系研究，均离不开对于双方战略信号的互动分析，诸如声誉、威慑、承诺、风险接受等成为核心研究命题。经验案例从经典的战争起源，到美苏的战略竞争历史，以及延伸到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综述以及学科教学，相关外交学研究手册、政治学年鉴已有系统的梳理，而杰维斯生前在哥伦比亚大学长期开设“国际沟通与信号表达”的研究生课程也对此进行了系统呈现。
在国际学术界的热潮驱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近十年关于外交信号的研究也得以兴起。尽管相较于主流的理论路径，外交信号研究仍属于“战术”层面的研究，且相关研究仅限在少数青年学者中影响日趋扩大。德军博士的这部新著，在他过去多年的学术论文研究基础上，系统比较分析了外交信号研究的知识谱系，以及重要的经典案例分析，特别是提出了未来进一步开拓的三个重要方向。在细致的学术脉络辨析基础上，曹博士的这本《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专著不仅对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向的系统开拓与总结，同时在外交信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上也有所创新。
首先，理性主义的逻辑主线。犹如上文所言，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开创者谢林和杰维斯，均持有较为显著的理性主义特色。谢林较为简洁地通俗化阐释博弈论，而杰维斯的理性主义信号投射理论，则受到社会学中的印象管理理论的启发。《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的探讨起点，恰恰是对外交信号的理论分析起点的清晰界定，即国际政治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这种不对称的信息情境假定，成为理性主义的战略信号理论的基本起点。作为理性国家，为了保持战略竞争的优势，必须持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信息的刻意隐藏与歪曲呈现，是理性国家的理性策略。就此意义而言，信号的产生及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国家间关于意图、决心、底线等私有信息的不透明，决定了外交信号的战略功能是重要的。这也是《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中预设国际政治社会“柠檬市场”中的信息假定。而著作中关于非成本性信号的探讨，也都是对于信息不对称情境的一种补充。因此，尽管本书系统辨析了昂贵信号与廉价信号的理论谱系，但其基本的逻辑预设仍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信号理论，其分析优点在于将信号当作一种外交的工具与策略，从而使策略分析的理性逻辑具有其简洁、清晰与有力的特点。这也为《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的理论坐标奠定了基础，增强了其所具有的应用价值和经验可操作性，毕竟理性国家的预设是最为主流的理论假定。
其次，定性分析的方法特色。相较于社会信号，外交信号的概念辨析、指标设定以及经验观察具有其复杂性，因为外交信号的主体、内涵以及动机判定等，都更为多元、复杂和隐性。杰维斯认为“国家的任何外交声明与行动都是外交信号”，但这种界定也带来了分析的技术难度。外交信号辨析的难点，在于国家主体的多元性，因此，无论是经典的外交信号研究，还是《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都将领导人的言行作为外交信号观测的主体。这样便避免了将外交信号泛化的风险。同时，特定外交信号的内涵，比如威慑信号、承诺信号、强制信号、示善信号和真诚信号等，其内涵的提炼与指标设定，也面临着技术上辨析的困难。结合日常情境与危机情境的区分，外交信号的内涵辨析，需要深入理解与把握国家、领导人对于特定信号内涵的表达内容及其动机。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一书中较为系统区分了相关重要的成本信号与非成本信号类型，包括威慑、许诺、真诚、睦邻信号等，从指标设定到经验归纳都较为系统地定性判定了这些外交信号的内涵。就此而言，外交信号的定性类型及其内涵辨析，是外交信号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该书的逻辑范畴区分的基础，也是它在外交信号的精确化、类型化和理论化深入方面的重要贡献。此外，对于重要的双边关系、重要的危机等议题，外交信号的形式、频次以及作用可能并非核心因果要素，而外交信号的系统性表达、长期表达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所以单次外交信号的辨析需要与长期的外交信号表达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辨析外交信号所产生的因果效应。在这方面，《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在相关案例分析中，有效地区分了外交信号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在危机情境中短期效应较为明显，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案例，在日常情境中长期效应是重点，比如睦邻信号的国际关系发展建构效应。
最后，中国经验的现实关怀。在国际主流学界关于外交信号的研究中，欧美的外交实践经验是主要诉诸援引的素材，如杰维斯对于冷战史的信手拈来的使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路径下的案例研究，大多聚焦于美国对外关系的经典案例等。反之，基于中国外交的传统与当代经验，尤其是结合近些年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周边外交等系统的经验总结仍为少见。尽管中国理论的创新并不必然需要建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但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与核心行为体，中国经验仍具有其不可或缺的理论价值。这种本土的经验关怀意识，在《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中也得到较为系统的呈现。比如，在周边的睦邻信号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中、在系统总结与提炼中国对外和平、责任和承诺信号中，都可以看到作者对于中国外交信号的理论化总结。这种中国经验的理论化，对于当今主流的欧美经验的总结与案例分析，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事实及其逻辑的补充，也有利于提供中国外交信号的理论价值，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信号实践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言。
在当今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日趋走向中层化、理性主义与心理学元理论更趋向融合的背景下，外交信号的理论研究成为这种学术进路中的重要部分。在体系理论、结构性理论已经取得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下，需要进一步开拓关于战略互动、外交沟通以及战略信号的研究，这是一种强调国家战略能动性的研究路径。结构性的环境，包括物质性、理念性和制度性的环境要素，对于大国战略互动有着“天花板式”的限定效应，但在此结构性的限定下，无论是理性国家还是非理性国家，都存在较大的战略自主性与灵活的空间。外交信号虽然是一种不可见的“非物质性”要素，但对于发挥大国的战略自主性、灵活性，以及塑造良好的战略互动结果，能够起到重要的干预与调节变量的作用。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意义来看，外交信号的研究均是大有可为的。对此，《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在著作的收尾之处，结合作者自身的研究进展与旨趣，提出了三种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些方向有效地结合了传统的战略研究，比如承诺升级与降级，信号的微观神经学基础等。这些学术判断体现了德军博士敏锐与犀利的洞察，我认为未来的研究，也还可以在外交信号表达与接收的这一政治过程中进一步将这些重要的微观环节理论化，同时进一步探究基于本土的外交实践经验。近些年，我指导的数位博士生也在致力于开拓这些方向。相信在未来的国际政治信号、外交信号理论研究中，以德军博士为代表的年轻同人，能够开拓更多元、更细致的研究方向，进而丰富外交信号这一微观研究领域的理论前沿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期待有更多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实验调查、定量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议题与案例的深入探讨，为外交信号承担起国际关系与外交决策之间沟通桥梁的角色奠定基础，以推动国际关系中层和微观理论的知识生产。
尹继武
202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