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秩序研究丛书》总序

杨光斌

人类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世界秩序正处在大变革中。美国不断“退群”、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正在改变着三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此时此刻，中国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存量严重短缺。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型升级更为迫切，只不过文化迟滞性和思想惰性使得这种迫切性被掩蔽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并备受尊重的国家，是很多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就业目的地，但是很多国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观照”中国，中国好像处处不符合“标准答案”，然而符合“标准答案”的很多非西方国家又当如何呢？

应该认识到，来自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准答案”是一种阶段性历史。改革开放对谁开放？当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不仅要吸纳西方人的投资，还要学习人家的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乃至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作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世界政治学科（过去习惯称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如著名的阶级论、帝国主义论被边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简称“三大范式”）则无处不在。了解并理解西方知识体系是重要的，否则就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无从学习，无法和人家对话。但是，一定要认识到，从比较政治学中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到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都是为既定的西方国内政治结构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学术范式的形式维护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按照这一套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实上在自觉不自觉地强化着他人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来自西方知识体系的世界政治学科（包括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大战略需要。

“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下半程”的判断同样适应于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建设。如果说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面对西方，那么现在，中国的大战略有了新动向，那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所代表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布局。“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学科中的显学中的显学，但是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理解多少呢？在中国世界政治学界，无论是研究非洲问题的还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出国留学或者进修的目的地基本上是美国或欧洲，这种现象意味着还是在学习和研究欧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国家，以致我们的世界政治学科面临着严重的知识短缺。

学界对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大邻居关怀甚少，对于如此重要的“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国家、南亚次大陆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也不会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不同于人文哲学学科，世界政治这样的应用型学科必须服务于重大现实战略，这是其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反之，其学科发展也是国家战略带动起来的，没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这些学科，因此知识滞后也属于正常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发展理论的诞生（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均是由美国战略需要带动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非洲，进入近邻拉丁美洲，前往亚洲，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研究，并试图去改造非西方国家。

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关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中国世界政治科学的升级。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典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不适用，比如怎么能用国强必霸的民族国家理论（如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一个奉行“天下观”的文明型中国呢？同样，“修昔底德陷阱”针对的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呢？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里森（Graham Allison）认为中美之间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他对中国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们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说他们愿意理解吗？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不同于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更多的挑战。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的《中国与世界秩序研究丛书》，既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的背景，又有学科建设、知识转型升级的知识论考虑。

2018年6月26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