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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认知心理学的信号逻辑，安妮·萨托里（Ann E.Sartor）认为外交声明不是廉价话语，它可以塑造预期并对国际声誉产生影响。 [109] 在重复互动与声誉机制约束下，外交声明尽管是无成本的，但也可传递可信信号。 [110] 长期以来，传统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认为，权力地位和昂贵成本是信号可信度的关键；如果一个信号被认为是可信的，不是因为实际说了什么，而是因为背后的权力或昂贵代价让欺骗得不偿失。与昂贵信号理论不同，萨托里模型认为即使在高度对抗的环境下，廉价谈话也可能发挥塑造对方认知的作用。 [111] 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基于反复互动的声誉评价，可以排除虚假信号筛选真实有用的信号。在无政府状态下，领导人更需要树立声誉，因为失去声誉将难以取信于人。 [112]
传统的观众成本理论提出了观众惩罚的可能性，但不存在必然性。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国内观众可能对利害关系、博弈规则以及局势走势的判断都有分歧。一般会通过自己的价值倾向来形成意见。而且在民主国家“妥协”本身就是解决政治争端的基本规范，对外也非常重视妥协。在国际谈判中如果所有选民都不支持妥协，这显然违背民主精神与制度规则。 [113] 对于什么类型的对外政策行动会招致观众成本，尤其是公众是否会惩罚领导者，主流文献并没有给出一致结论。现有研究存在两类倾向，一类研究关注承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consistency and reliability）；另一类研究则关注成功结果。
在“一致性/可靠性”研究中，安妮·萨托里认为即使国内观众成本很低，来自外部的国际声誉压力也会促使国家传递真实信号。因为，在一个声誉共同体中，那些丧失声誉的虚张声势者将无法有效地对外沟通，因为没有人会再相信它。由此，诚实的国际声誉同样会约束国家领导人的决策。 [114] 亚历山德拉·吉辛格（Alexandra Guisinger）等人扩展了萨托里的论点，强调国内公众约束不诚实领导者是改善国家国际声誉的关键。这里，他们将国内观众成本与国外声誉效应联系起来了，国内观众努力约束领导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背负不诚实的国际声誉。 [115] 迈克尔·汤姆斯（Michael Tomz）则进一步对国际和国内观众的一致性偏好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国家声誉也建立于“一致性”（consistency）基础上。在“声誉建设”阶段，任何偏离常规行为的偏差都会导致“正向”或“负向”的声誉转移，经过足够长时间沉淀后，声誉就很难改变了。 [116] 如果加入规范性考虑，国际观众可能会与国内观众一起惩罚出尔反尔的领导人。因此，声誉评价构成一种与理性观众成本不同的约束机制，即依赖于行动者的过去行为记录约束未来选择。 [117]
另一种研究则关注成功结果。布鲁斯·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人认为，民主国家只会在预期到自己可以赢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升级冲突，实际上大多数预期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将国内观众成本作为强制性讨价还价的杠杆，有助于获得讨价还价的最优解，而这种观众成本的效力需要从结果进行推断。 [118] 但是公众和精英可能对成功的看法不一致，且成功不完全由物质结果界定。如果领导人将国内公众眼中的失败视为成功，就会招致公众的不满。这里涉及评价的主观差异，以及观众成本的规范性维度，观众不仅会从工具性后果，也会从道德性价值上看待违背诺言的情况。因此，公众对领导者诚实或欺骗的感知需要进一步分解。 [119]
在社会互动中，诚实、欺骗与信任等要素的判断不能仅依赖后果主义逻辑，也需规范主义逻辑。关注观众成本的规范维度，就需要分析公众的反对是如何通过所感知的欺骗触发的；当领导人对退缩提供了正当理由，观众将如何选择。
公众不满的不一定是退让的利益损失，而是感知到的欺骗与其价值观冲突。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安珀·迪亚兹（Amber A.Díaz）批评指出，现有研究并没有充分解释观众成本的动态性。公众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目标背后的“原因”，应该侧重规范分析，这是当前研究需要拓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将规范性认同因素引入观众成本理论尤为必要，基于此，他提出“规范性观众成本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Audience Costs）
，找回观众成本的规范性因素。
在博弈论策略分析文献中，行动者都是沉默无声的，话语修辞的作用被排除掉了。私下里发表的声明，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廉价话语”，缺乏可信度。相反，萨托里模型认为语言会限制行动者的行为，是洞察对方动机的载体。社会行动者能够将其意图嵌入话语中，外交话语可以发挥沟通的作用，特别是那些被反复一致表达的话语具有塑造预期的力量。 [120]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大都善于言辞，话语塑造与舆论叙事建构，可以抵消部分观众的质疑与不满，至少可以用其他事件稀释与转移注意力。 [121] 叙事与修辞都是高度选择性和有目的性的建构，任何叙述都会省略故事的某些部分，而强调其他部分。 [122] 为了让叙事更有说服力，“框定”往往处于政治叙事的中心位置。 [123] 强势的叙事框定往往依赖于符号、隐喻、意识形态联系，通过启发式联想而不是实质信息来塑造舆论，引起公众的共鸣。 [124] 通过设定话语框架，让对手无法获得支撑自身言行的修辞材料，就能产生修辞强制。 [125] 外交话语的约束体现在：
其一，制造声誉成本。国家关心公开曝光对其声誉评价的影响，公开揭露错误行为，引入外部压力，为修辞强制提供合法性，从而促进了制裁动员。当然，声誉既是理性的也是建构的。 [126] 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声誉问题并不是纯粹有用的工具，而是规范价值。但是在理性主义看来，声誉是过去行为的函数，行动者可以根据过去来推断其他人将来的行为。如果一方不能实现期望，那么就可以通过施加“声誉损失”来惩罚不合作的行为者，这种损失是未来合作的利益损失。 [127] 随着目标国家经过螺旋模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战术让步阶段的后期，其也会经历从工具理性向议论理性转变。羞辱往往导致工具性回应，而不是“严肃的对话”，因为西方国家和目标分别通过不作为和侵犯人权的倡导网络回应“责备”。 [128] 支持“螺旋模式”的文献认为，羞辱有时会让国家愿意让步以获取国际或国内合法性。当然，这种遵约动机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随着态度的内化，行动者也变得社会化以接受规范。
其二，产生道德成本。羞辱可能会间接起作用，成为话语修辞杠杆。羞辱涉及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污名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公开命名和羞辱，这都涉及话语修辞。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命名和羞辱方法是公开暴露越轨行动。 [129] 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丽贝卡·阿德勒-尼森（Rebecca Adler-Nissen）在吸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污名管理策略：承认污名、拒绝污名与抗污名策略。 [130] 其还提出如果缺乏对正常行为的共识，强加污名将导致反作用——强加污名一方反而成为越轨一方。 [131] 在国际声誉的支持下，信号传递者有时可以挑起“羞辱动员”，发挥谈判杠杆功能。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Keck）和凯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分析了跨国倡导团体如何实施“羞辱动员”， [132] 整体上，行为体对“修辞杠杆”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非物质制裁的影响，话语也将更有效地促其改变行为。
其三，塑造社会成本。话语效果的关键在于观众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依据政治心理学理论，政治话语的理解和接受是意义的社会生产过程。
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133]
通过叙事建构，民主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对国内观众实施影响与控制，或者将公开表态和私下让步相结合，最大限度上保留行动灵活性。在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民主国家领导人也可以实现对信息的操控。美国小布什政府为了实现颠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目的，白宫信息小组与情报部门建构出虚假的“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叙事
[134]
，最终发动了入侵战争。
[135]
事实表明，伊拉克是否真正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民众相信该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