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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不仅面临信息不对称难题，也面临意图解读与误解的难题。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创造性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错误认知、信息加工与欺骗问题，通过将认知因素纳入观众成本理论，为国际政治信号模型增加了主体间维度。 [81] 国际政治信号互动往往包含信号传递与甄别两个不可分割的阶段，理性主义分析大多关注信号传递，但是信号甄别与主观认知才是决定信号是否发挥作用的核心环节。信号甄别过程也并非理性推理过程，而是掺杂冷认知与热情感等多重因素。杰维斯强调了信息加工与解读，以及认知不完备导致的误解，为认知心理学范式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正如雅科夫·弗尔兹伯格（Yaacov Vertzberger）所言，认知与信念是国际互动的永恒解释变量。 [82] 杰维斯的学生凯伦·雅希-米洛（Keren Yarhi-Milo）进一步将心理认知与信号可信度联系起来。在她看来，信号甄别者并非对所有的昂贵成本信号都感兴趣，而是对那些显著突出的生动信息印象深刻。 [83] 这种基于认知变量的信号分析，我们称为杰维斯/雅希-米洛模型。
主流的理性主义范式指出，观众成本的生效基础在于昂贵信号（“绑手成本”与沉没成本），而外交声明由于缺乏成本投入，通常被称为“廉价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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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谈话也被描述为“对发送者不造成任何成本的口头威胁或承诺”，并且“对接收者也难以产生影响或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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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著名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批评指出外交声明廉价却可信，没有哪个领导人可以在国际舞台随心所欲地发言，他们必须谨慎，以避免不当言论可能会产生的政治代价。大多数廉价话语的产生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源，只是成本难以为外界观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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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际政治信号即使不涉及任何成本，也可能是可信的。杰维斯为此区分了信号和指标。信号传递的目的是影响接收者对发送者的印象，本质上是操纵的；而指标被认为与行为者的能力或意图密不可分，因此被认为是行为者无法控制的。
例如，无意中听到或截获的私有信息，包括通过间谍活动获得的文件，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无法伪造的指标。
廉价话语只是在说话前和说话时没有产生成本，并不意味着说完之后没有成本，国际关系历史上因廉价话语最终引发战争的例子并不少见。
承诺在客观上是否可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观众主观上相信。杰维斯曾经质问，“如果廉价话语不起作用，那为何领导人都在反复说话，而且其他国家都很在意？”
实际上，社会规范与话语沟通对可信度产生显著影响，话语的建构性作用不仅能改变听众的行为，而且对说话者本人也会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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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外交话语是否昂贵与廉价的争论表明，外交是一种潜在的可信信号手段，当国家面对观众成本或声誉约束时，令人瞩目的公开的外交声明就是一种昂贵信号，可以安抚对手，也可以让对方在危机讨价还价中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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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多么昂贵的信号，都是通过信号接收者固有的意识形态与信念过滤后才能被理解，信号接收者有自主性意识和解释昂贵信号的灵活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成本”是不同的，这也常常导致国际政治信号的传递失败。国际政治信号解读的认知偏见机制包括：
一方面，先验信念的锚定，影响个人如何评估新信息。一个人先前的信念和态度，无论是原生的还是建构的，都会将接收到的信息“锚定”在自己习惯的区域里：然后根据某些证据的可信度，向上或向下调整自己的基准预期。但是当人们收到与初始信念不一致的信息时，就可能成为“动机怀疑论者”，对不一致信息产生很大的抵触与怀疑。
另一方面，选择性注意，涉及行动者优先关注到的信息类型。布兰登·尼汉（Brendan Nyhan）与杰森·雷弗勒（Jason Reifler）指出，“人类是目标导向的信息处理者，他们倾向于以有倾向性的偏见来评估信息。特别是人们倾向于在评价政治论据和证据时过滤信息，偏爱那些能增强其现有观点的信息，而贬低那些与他们观点相矛盾的信息”。 [89] 认知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人类具有显著的认知缺陷，特别是对新信息与旧信息的权衡比重本质上是不对称的。
鉴于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有意与无意的信号操纵或欺骗，信号互动双方的意图理解是在一定压力下进行的推测，因此难免出现认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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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误解发生，昂贵成本机制就会失效。一般而言，国际政治中常见的错误知觉有：（1）统一性知觉，即决策者在敌意环境下常常将对方想象为内部铁板一块的行为体，这样一旦发生偶然或巧合的事件，信号接收者也容易将其误解为对方的精密策划，而不相信这是内部混乱造成的意外；（2）高估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3）受愿望思维影响，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4）认知失调，当人们为决策收集信息时，如果发现了许多不一致的意见和评论，为保持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这些认知偏见扭转了理性主义的昂贵成本逻辑。
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雅希-米洛认为，心理情感直接影响互动者的可信度认知。在她看来，领导人并非对他国传递的所有信号都感兴趣，甚至有时连所谓的昂贵成本信号也会不屑一顾，而会对那些显著突出的生动性信息重点关注。 [91] 认知心理学研究证实，信息的生动性影响可信度判断。 [92] 在缺乏第一手信息或个人互动经验时，领导人更倾向于关注生动的事例与信息，而勉强依赖那些枯燥、抽象与客观的报告，即便后者是极为真实的也不一定会得到很大重视。换言之，昂贵成本并不能解释所有观众成本运作机制，需要找回观众的认知偏好。
第一，选择性注意力是简化认知负担的信息过滤。在理想情境下，行动者早期的信念与态度，都会基于对新信息的“锚定”评估，对可信度印象进行动态调整。 [93] 但大多数行动者都是目标导向的信息处理者，倾向于以有方向性的偏见来评估信息。 [94] 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过载两种极端情境下，领导人需要借助认知启发模式对信息进行简化。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普通民众也会采用启发式认知捷径，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对国际谈判进行简化。 [95] 一些认知科学家将这些现象视为人类推理与认知的成见特性。 [96] 在根据新信息进行的信念更新之前，认知偏好会不对称地引导行动者重视某些信息，忽视其他信息。正如雅希-米洛所说，个人“选择性地关注”信号，通常会寻找与他们先前的态度相符的信息，这是一种确认偏差。 [97] 因此，个体不仅会减轻与他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信号，还会寻找与它们相符的信号。信号接收者可能以支持或强化其既有信念的方式来解释信号，从而使信号传递效果南辕北辙。
第二，刻板印象影响信号解读。理性主义的观众成本是领导者在公开威胁后而退缩所引发的“捆绑双手”成本。然而实际上，选民是否会惩罚领导者取决于其主观认知能力。在危机期间真正重要的是，在决策者脑海中形成的关于对手的印象，是综合诸多信息后形成的整体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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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领导人通过日常交往与私人互动中的印象感知，形成清晰的刻板印象，这比抽象的、复杂的信息更容易被获取和记忆。
在“面对面外交”（face-to-face diplomacy）中，领导人不仅仅关注话语信号，还关注情感倾向、面部表情、身体语言、话语口气与无意识的反应信号，这些能够传递出与昂贵成本信号所不同的内隐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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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通过刻板印象来推断他人信号是有风险的，这也意味着信号解读与印象认知是主观的、动态的过程，与昂贵信号理论所强调的观众成本逻辑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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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热认知”与“冷认知”相互作用。国际政治信号的传递与解读都离不开行动者自身的价值观取向，观众成本理论不能将观众视为冰冷无情的行动者，其日常生活中的信念、情绪与价值观为观众成本机制增添了规范性色彩。 [101] 费伦所指出的“观众可能关心维护荣誉”，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规范动机，而非工具性动机。尽管声誉维护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但是基于此而惩罚领导人则是一种情感性反应。 [102] 雅希-米洛认为，情感性回应塑造行动者的信念与决策，那些醒目的、印象深刻的信息会第一眼被优先关注，会被赋予较大的关注与权重；而那些抽象的、死板的、缺少具体内容的空洞信息则常常被忽略。 [103] 莱恩·布鲁特（Ryan Brutger）通过调查实验测试了观众对领导人违背国际承诺时的信任感知变化， [104] 证实观众成本具有可变性与灵活性：当观众注意力发生变化后，国际政治信号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昂贵成本是塑造信号可信度的维度之一，而非唯一要素。诸多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即便无成本的象征性信号，例如“仪式性符号”“面对面外交”与“魅力攻势”都能够引发对方情感共鸣，增加承诺信号可信度。 [105] 换言之，不论多么昂贵的信号，都需通过信号接收者的主观信念过滤后才能被理解，因此昂贵成本信号只是信号可信的条件之一。
理性主义的危机谈判研究过度抽离信号互动的社会情境，现实国际政治信号嵌套在共享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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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境因素会扭曲或放大信号传递效果，造成非本意结果。此外，尹继武教授深度揭示了信号传递与甄别中的“单边默契”问题，指出主体间性的认知往往带来战略理解意外。
在面对面外交中，私下的声明与信号虽然表面上是“无成本的”，但相对而言比公开和“昂贵”声明的沟通效果更为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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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如果忽视双方心理预期，再昂贵的成本也会于事无补。经济学意义上的“昂贵成本”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昂贵成本”是不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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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信号理解具有主体间性，有时信号发出者认为自己的信号成本昂贵，但是观察者可能却并不认为如此。例如对于一个和平者而言，放弃进攻性武器将是代价廉价的行动，但是对于扩张主义者就不同了，若扩张主义者主动放下武器则是昂贵成本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