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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伦模型的观众成本理论激发了学界对国际政治信号机制的研究兴趣，这些分析大都立足于危机情境，尤其涉及民主国家的危机案例分析。但如何证实民主国家的观众成本机制，尚存在诸多争议， [62] 美国政治学家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Schultz）对费伦模型进行了批判性发展，他从民主政治竞争的公开性、合法性、制度化与信息知情特点中归纳出约束效应与确认效应机制，并使用案例分析法、大样本统计、实验研究法与博弈论等多重方法，检验了民主可信优势论。 [63] 基于此，民主政体被他视为调节国际政治信号可信度的重要杠杆。
所谓民主政体是指一种基于选举竞争的政治制衡体系。在这种体制中，反对党有动力公开揭示政府回避的信息，媒体有动力报道不为人知的信息，选民有权利监督政客的言行，这些约束性的制度设置客观上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为了论证该观点，舒尔茨使用涵盖了1816年至1984年170个国家的战争相关性数据库（COW）与政体项目（Polity）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与非民主国家的威胁相比，民主国家的威胁受到军事抵抗的可能性要低30%，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具备可信优势。 [64] 具体而言，舒尔茨模型的论点如下：
第一，透明度提升可信度。舒尔茨指出，民主政治以公开的方式竞争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公开性体现在：（1）舆论监督。竞争发生在公共领域，自由的媒体可以保障信息自由的流动，即使政府想要掩盖与隐瞒的信息也能得以传播与讨论，这就为外国观察者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2）合法性。民主竞争尊重异议，与政府持不同意见是合法的。竞选者需要包容差异并遵守公平原则，选民基于竞选者的公开声明与行动进行选择。（3）制度化。民主制度的决策程序，是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的约束性体系，确保多元行动者在一套相当稳定的规则下展开周期性竞争。（4）信息知情。政府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反对党能够获取政策相关信息。 [65] 民主政治一般是政党轮流执政，今天的反对派可能就是昨天的执政党。因此，各党派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有充分了解，这增加了欺骗、操纵与虚张声势等行动被揭穿的风险。
第二，政治竞争产生可信机制。舒尔茨模型认为，民主国家的最大优势不是制度规范（民主和平论），而是独特的信息约束机制带来的可信优势（民主可信论）。公开的政治竞争展示两种可信效应：制约效应与确认效应。（1）制约效应（restrictive effect）。反对党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发起公开承诺时更加需要谨慎，当公开承诺带来不好结果时会面临反对党的攻击批评；当对外威胁力度不足时容易遭受抵抗，受到抵抗与挑战的威胁又会被反对党攻击，因此政府的最优选择是要么不发出公开承诺，要么就让承诺不容挑战。（2）确认效应（confirmatory effect）。除了大众舆论和选民压力外，民主国家活跃的反对党也与政府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作为第二信号源，反对党的立场态度会确认政府信号的可信度。如果反对党都公开支持政府的威胁信号，这就无疑“确认”了政府的信号是真实可信的。换言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内反对派，只有当政府承诺真实可信时才会支持，相当于帮助外国领导人做了“确认”。 [66]
民主政治制度与观众成本的关系，长期受到争议与质疑。这些批评意见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确实会对领导人施加诸多限制，但这并不是促使领导人维持承诺一致性的关键动力。 [67] 观众成本与可信信号之间存在一个因果链条空白，如何解释政治制度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是争论的焦点。学术界对舒尔茨模型的反思体现在：
首先，对两大机制的有效性争议。约束效力与确认效力的成立前提是，民主国家有充分的问责与惩罚机制。但现实中每个民主国家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与问责制环境不同，对民主可信论的验证就会存在很大差别。 [68] 舒尔茨模型对民主政体的认定标准要么过于模糊，要么前后混乱，以至于陷入循环论证怪圈：因为民主国家透明可信，所以其传递的信号更加可信。这种思路将可信作为民主政体的内生特质，不论怎么论证，结果都是民主国家是可信的。此外，选民问责和领导人压力之间的联系随情境而变化。例如，选民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关心程度，以及领导人责任的明确性，这两个变量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同问题之间都不相同。舒尔茨的实证方法尽管丰富多样，但是依然遗漏了一些重大的反常案例。民主国家威慑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开欺骗也并不少见。 [69]
其次，政体类型的信息优势问题。舒尔茨认为，民主国家的多轮选举压力、透明性制度设计、自由媒体监督，会增加领导人出尔反尔的成本；因此民主国家在对外发出信号方面比非民主国家更具有可信优势。
[70]
事实上，不同政体在信息传递方面各有优劣。尽管非民主国家像一个黑箱，政治运作过程公开不足，但是其优点在政令统一，对外政策在一定阶段具备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这就可以让外部信号接收者集中注意力关注核心领导层的意图，更容易收集信息。相比而言，民主国家打开了黑匣子，向外展示大量丰富的信息，却缺少锚定或参考点，会让外界无法抓住重点。由此政体开放所造成的信息过载，可能不一定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甚至让对手在海量信息中无法弄清楚其真正意图。
且民主国家的政党轮替、舆论变化、选民偏好塑造都有周期性，反对派上台后往往推翻前任政策，延续性与稳定性不足，使得未来预期不确定引发不可信难题。
再次，政体变量的合理性质疑。民主国家领导人并非民意的木偶，他们有操纵和塑造公众偏好的能力。可能正因为面临选举压力，民主国家领导人或许更有动机对民众撒谎，以逃避责任，赢得选举。
[71]
也有部分观点指出，民主体制恰恰会导致承诺不可信，因为国内制约太多，瞻前顾后，反而更容易在外交承诺的立场上后退。
[72]
塞缪尔·亨廷顿很早就洞察到：政体类型不是关键，政府能力才是差异的根本。
其实无论政体类型如何，决策者都可能虚张声势，民主国家不一定比非民主国家更可信。
[73]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发现，非民主政体的民族主义街头抗议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信号，通过这种信号威权国家的领导人可信地唤起了舆论压力，向外展示出外交政策受到了国内限制。
[74]
针对所谓“民主可信度假说”，亚历山大·唐纳斯（Alexander B.Downes）等人直言这是一种“民主可信论的幻觉”。
[75]
综合费伦模型的观众成本理论与舒尔茨模型的民主可信论，可以对民主政体的约束效力进行类型化区分。根据民主国家在议题显著性与问责清晰度两个维度的差异，可以从逻辑上组合成四种类型的民主约束类型：高响应度（敏感的观众成本）、有限灵活（迟钝的观众成本）、受保护的政客（迟钝的观众成本）与僵化（失灵的观众成本）。这四种类型揭示了民主制度下的国内约束多样性（参见表2-1）。
表2-1 民主国家的国际政治信号可信度类型
维度一，议题显著性差异。议题显著性概念代表观众的关注度差异，在那些大众关注不高的领域，“默认区域”越来越多，政治领导人就有更大的行动余地。 [76] 哪些外交政策在选举中处于显著地位，哪些会被大众忽视，都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些被选民高度关注的显著性话题，面临最大的观众成本压力。 [77] 议题显著性可以通过至少两种机制得以强化：第一，外部冲击使领导人和公众清楚感知严重威胁，这可能会使国家安全议题在选举议程中凸显出来。第二，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利用特定尖锐问题吸引选民或分散选举压力。机会主义的选举动员会让部分议题的显著性提高，外交操纵风险增加。
维度二，问责的清晰度差异。在民主国家尽管选民可以惩罚领导人，但是需要经过问责程序。问题是否清晰与及时，都可能影响观众成本效力。民主国家的执政党或联盟不会随时更替，即使最频繁的选举也都有一定的周期间隔限制，这就意味着领导人如果违背了承诺，观众成本可能在几年后才可能显示出来，这几年的时间延后无疑考验选民的惩罚能力。 [78] 换言之，问责不清晰就难以真正启动观众成本。 [79] 而且民主国家也可能面临委托—代理的道德风险问题，即领导人可能与外国勾结共谋，损害公众的利益。根据两个维度的高低组合，可以形成四种民主国家的国际政治信号可信度类型：
（Ⅰ）高响应度：议题高度显著和责任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境下，选民对外交政策非常关注，因此密切关注政客的承诺，这是民主优势理论所设想的理想化环境，即选民所关注的就是领导人所关注的。在这种条件下，领导人需要顾及公众高关注度的问题，表现不佳可能受到惩罚，付出昂贵政治代价， [80] 这是民主优势论的典型情境。
（Ⅱ）有限的灵活性：责任明确，但议题关注程度低。在这种环境下，政治领导人是可以被问责与惩罚的，但是领导人因为没有受到密切关注，因而具备一定的政策灵活性。这些领导人将主导外交政策的制定，而绝大多数选民不会过问和关心。但是问责机制很清晰，想要连任的政治领导人也不会随意做出不负责的决策，毕竟选民的关注度是可以逆转的，领导人具有有限的灵活性。
（Ⅲ）迟钝的观众成本：议题显著性高，但问责清晰度低。与有限灵活情形相反，观众对议题高度重视，但惩罚的责任却很模糊。民主政治的结构遵循程序正义，如果责任认定不清，那么犯错的领导人就可以推卸责任或为自己辩护。当民主国家的问责制远没有那么强大时，选民进行直接处罚相当困难。在迟钝的观众成本情境下，民主优势难以展现出来，不透明的决策、推卸责任和转移责任政治的斗争较为普遍。
（Ⅳ）失灵的观众成本：显著性和清晰度都低。该情境意味着，绝大多数民众很少关注外交政策，观众惩罚与压力也几乎没有。而如果政治家公开违背承诺，观众也不会有什么反应。即便政治家可能还会有其他动机（国际声誉压力或领导人性格）坚守承诺，但与民主政体就没有关系，这种窘境下的民主国家基本失去观众成本的信号传递功能，民主可信论的核心机制也就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