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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自利的国家为何愿意将私有信息公之于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运用博弈论思维，对人类互动中的信号传递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主动暴露私有信息是追寻和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当信号传递的收益超过成本时，大多数行动者都会积极传递信号。
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基于此建立的观众成本理论（Audience Cost Theory）假定：领导人公开违背诺言的前后不一致，将受到国内“观众”的惩罚，例如遭受批评、名望下降、增加反对派力量、被迫道歉与让步，甚至遭遇弹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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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内政竞争激烈的国家，国内观众是约束领导人的可信信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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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观众成本昂贵的国家，更可能或更愿意传递真实的意图信号。
从学理脉络上看，观众成本理论受到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的启发。
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曾以合同达成为界限，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前者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即“缔约成本”；后者指交易行为偏离合作方向所产生的成本（不适应成本）、为纠正事后不合作现象而进行讨价还价所造成的成本（讨价还价成本）等“执行成本”。
在昂贵信号议题上，谢林也区分了“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并将可信度与成本约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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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信号成本中，观众成本理论主要关注事后惩罚效应，即“捆绑双手”成本，其逻辑在于国内观众的事后惩罚会倒逼领导人做出可信承诺。经济学家曾用“绑住国王之手”（Tying the King's Hands）的隐喻，阐述了观众成本的可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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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等人指出，英国光荣革命建立的宪政制度捆绑了国王双手，反而获得了投资者信任，构成了经济繁荣的可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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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成本是一种昂贵的“绑手信号”，有两大特点：（1）成本是事后产生的，约束或惩罚发生在违约后；（2）成本触发并非必然，仅在信号发送者不履行承诺时才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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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威胁博弈分析表明，限制自由选择反而可以提高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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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手”意味着行动者让自己别无选择，切断自己的逃生路线，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无法撤退的承诺，即战斗到底。因而展示“绑手”的昂贵成本，容易让对方相信承诺的真实性。
詹姆斯·费伦通过拓展托马斯·谢林所提出的“自我束缚”机制强调，如果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公开发出了威胁或许诺信号，但后来却没有付诸实施，就会受到国内“观众”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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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迈克尔·汤姆兹等人通过实验分析和调查问卷研究发现，民主国家选民关心领导人违背承诺所导致的国家声誉损失、领导人无能形象与言行不一致的道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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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詹姆斯·费伦发表的《国内政治观众与国际争端的升级》一文首次提出观众成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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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昂贵成本分为两种类型，即“捆绑双手”（hands-tying）与“沉没成本”（sunk-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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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双手”的成本来自事后违约惩罚；“沉没成本”则是进行事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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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度信任环境下，那些愿意传递昂贵成本信号的行动者，通过主动承担“捆绑双手”与“沉没成本”负担，将自己与那些虚张声势者或模仿者区分开来。因为只有真正有诚意和决心的国家，才甘愿承担沉没成本与观众成本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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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论分析的讨价还价研究中，信号是否昂贵是实证检验的关键。经典的危机讨价还价理论认为，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对手的战斗成本不确定，增加信号成本展示可以减少发动战争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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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作为一种昂贵信号可用于扩大威慑承诺的可信度，增强对盟友的安抚与对敌人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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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者漆海霞指出，战略成本影响延伸性威慑的效力，第三方对联盟承诺的时间和金钱投入本身就是昂贵信号。
国际危机冲突与讨价还价研究，对囚徒博弈、信任博弈、胆小鬼博弈、猎鹿博弈、贯序博弈，以及贝叶斯博弈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开发，几乎自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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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分析走上了量化与形式模型的怪圈，看上去很美，但可读性与真实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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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费伦模型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后果性逻辑基础之上，缺乏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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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批评者认为，昂贵信号的观众成本机制忽视了主观因素与社会认知的影响。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指出，“费伦实际上要求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扑克游戏，每个玩家都被永久地分配了一套特定的牌，玩家之间对于扑克牌规则了然于胸，没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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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中的大多数国家在将“扑克牌翻过来”时存在诸多沟通与认知障碍。即便信号成本昂贵，对方也可能歪曲或误解这种成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马克·特里奇腾伯格（Marc Trachtenberg）对十几次国际危机进行案例检验发现，
几乎没有证据支撑观众成本的“束缚双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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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针对费伦模型的质疑与批评如下：
首先，忽视观众的类型差异。观众成本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民众的事后惩罚效应。但是这里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回答，即国内民众为何偏好守诺而惩罚失言？观众的偏好是统一一致的吗？观众成本逻辑实际上隐含了两个假设，即（1）国家出尔反尔是不好的；（2）观众偏好趋同，只要领导人言行不一观众就会给予惩罚。 [26] 实际上这两个前提都是有问题的，并不存在统一的观众成本逻辑，国内观众并非铁板一块，偏好竞争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27] 在概念上，“国内观众”过于宽泛而兼容并包。观众究竟是谁？是偏好武力威胁、惩罚退缩行为的鹰派？还是反对过分冒进的鸽派？既然不同观众的关注点不同，那么当领导人的承诺前后不一致时，观众惩罚如何实现？更进一步，国内观众的分裂可能鼓励领导人违背公开诺言，因为“捆绑双手”的绳子已经松了。观众特征越多元，观众成本的效力越不确定。
其次，忽视意识形态与党派偏好。费伦模型没有认识到领导人是否遭受惩罚，可能取决于意识形态分布，以及政府动员能力。 [28] 政治心理学研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会影响个人如何解读外交信息。 [29] 约书亚·科特泽（Joshua D.Kertzer）等人指出，不同意识形态观众之间普遍存在信号理解的分歧，鹰派惯于采用“威慑模型”，鸽派更喜欢安抚与友善信号。 [30] 以美国政治为例，当领导人面临不同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观众时，“绑手”效力就不同。一般而言，共和党总统在谈判妥协方案时有更大的余地，因为他们退让时可能同时争取到民主党与共和党选民的共同支持。相反，民主党总统则受更多制约，当他们提出妥协方案时最多得到本党选民支持，共和党会给予激烈的反对。这或许也是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华和解受支持，而民主党的吉米·卡特对伊朗让步受惩罚的可能原因之一。 [31]
再次，低估领导人的操纵能力。谢林/费伦模型中的领导人缺乏能动性，其实领导人有多重手段塑造观众的偏好。 [32]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指出，领导人在危机期间很少发出明确无误的威胁，相反更希望通过模棱两可的外交措辞以保持政策选择的灵活性。 [33] 这种战略模糊就是规避观众成本制约的“选择效应” [34] 。况且民主国家领导人与国内观众相比拥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外交领域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且容易被操纵的。当需要扩大危机关注度时，领导人向媒体提供更多消息就可以激发国内讨论；相反当需要转移注意力时，就会进行舆论引导。 [35] 这意味着观众成本是可以被操纵和利用的谈判工具。 [36]
最后，难以解释惩罚缺位的现象。费伦模型没有明确论述观众在何时，以及如何惩罚领导人违约行为。历史案例表明，很多时候国内观众并不总是因领导人承诺不一致而施加惩罚。例如，在1911年至1912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阿加迪尔危机）中，民主国英国曾经对德国发出明确的公开威胁，但最后达成了外交妥协，领导人不仅没有被惩罚反而支持率大增。 [37] 另一个明显的反例是，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威胁叙利亚不要越过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但叙利亚并没有听从其威胁，使用了化学武器，最终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兑现威胁，而他的选民支持率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38] 这种反例该如何用观众成本理论进行解释？有部分研究发现领导人面临的多重观众约束可以相互抵消 [39] ，这些困惑均需要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