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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可信地投射国际政治信号，是关涉战略利益的重要议题。鉴于国家间意图不可直接观察，外交沟通需借助可观察的信号媒介展示不可观察的私有信息。 [1] 为缓解疑虑与不信任感所引发的合作困境，信息优势方为维护自身利益有动力主动揭露私有信息，通过信号传递（signaling）说服对方相信自己。 [2] 此外，信号接收者在不确定中谨慎评估，信号甄别（screening）受主观认识影响。 [3] 实际上，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是外交沟通过程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与演化生物学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信号博弈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意图展示与识别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受此影响，国际关系学者也将信号博弈模型引入外交互动，探讨国家间意图识别的行为逻辑。 [4] 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发展脉络较为繁杂，其约束机制与逻辑争议尚待梳理。 [5] 鉴于此，总结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四十余年学科积淀，对不同研究范式、分析路径和演变趋势进行必要评估，有助于促进学界对该学科的理解和争鸣，也有助于中国学界在吸收借鉴和反思创新基础上，提出新的国际政治信号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