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信号传递与甄别的互动

国际政治的信号传递过程至少包括信号发送者（sender）和信号接收者（receiver）两方，首先是发出者主动展示信号，然后接收者努力捕获和甄别真实信息，据此推断意图。信号传递的目的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换取对方的理解与信任。但是在国际政治的信息不对称下，存在一种所谓的“好人困境”（The Goodman Paradox），即主动泄露信息，才能真正揭露自己的属性；然而如果揭露的信号缺乏成本，则会引发怀疑。 ^[43] 好人如何自证善良？如何避免自己被其他国家模仿与伪装？具体地说，主动展示与泄露私有信息，是出于防御性目的，还是出于进攻性目的？

一 从权力分配到信息分配

为了在讨价还价中获得更好的交易，各国都有强烈的动机来歪曲他们的战斗意愿，以迷惑与欺骗对手。相互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不仅相互缺乏信任，而且善于伪装自己的战略意图，以看似可信实则虚假的方式揭示自己的偏好，从而诱导对方犯错。也正是由于双方意图识别的不确定性，彼此难以相信对方的“廉价话语”，坚持认为只有展示巨大的战略成本投入与决心的信号，才能“可信地”传达真实信息，因为那些诚意与决心不足的国家，是不可能以巨大的代价来实施欺骗的。这种昂贵成本信号，只有真诚善意者才有动力传递，伪善者大多是投机取巧或机会主义的。 ^[44] 换言之，通过高难度或高成本门槛的筛选，信号传递者的类型与意图大致就可以区分开来。尽管昂贵成本信号与真实意图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等关系（毕竟有些欺骗者也会放长线，投入血本），但是至少会成为缺乏信任与参考时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助于防止被对手利用与欺骗。所以，在信任不足的外交空间中，合理的成本投入是必要的。这种成本投入展示不仅向对方表明自己是“认真的”，而且会让自己撤销行动时三思而行（毕竟违约是有代价的）。基于此，本书主张将昂贵成本信号和廉价话语逻辑进行对接。二者其实在不同时间段可以相互支撑，在初始信任不足的互动阶段昂贵成本信号能够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基准，至少不会让对方丧失进一步观察与试探的兴趣，维持脆弱的信任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双方彼此的信任程度得以稳固，基于利益计算的信任水准可以承受一些风险与变化，那么这时“廉价话语”的信念整合与叙事塑造功能则会发挥重要作用，善于话语言辞的行动者能够引诱信号接收者进一步相信自己的承诺，也有助于激发情感性认同与身份信任，让承诺可信度得以提升到新水平。上述思路用生命周期视角则表达如下：

第一阶段，昂贵成本信号主导的试探阶段。陌生人或信任度较低的行动者之间，在初步试探阶段需要积极展示昂贵成本信号，投入程度与不信任水平呈正比关系（双方越是不信任，越是需要高成本投入，换取对方基本的让步与信心）。第二阶段，行动与话语双重保证的信任制度化阶段。试探互动过后的安抚阶段，需要诚意信号与话语修辞同时并用，以行动配合话语表达，将对方的将信将疑转化成较为稳定的预期。第三阶段，叙事建构主导的信任黏稠化阶段。当双方信任基本建立，确认对方不会在战略问题上利用与欺骗自己，那么昂贵信号的作用就会下降（进入恋爱阶段的情侣、关系亲密后的朋友之间似乎不需要刻意展示昂贵信号，甚至刻意展示会让对方觉得将自己当外人），这一阶段的话语修辞与叙事建构则极为关键，“廉价话语”发挥整合信念、建构共享认同、激发情感想象的功能，促进信任关系“黏稠化”，越黏稠的关系越亲密，也就越不需要昂贵成本信号展示。

二 信号认知的主体间性

在信号机制的两端，发送者与接收者对信号的感知存在一个差距，昂贵信号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它必须经过主观的解读与理解，而主观理解则深受行动者自身信念与外部情境的影响。 ^[45] 国际政治信号必须是一方故意发出且另一方能够收到的信息。如果对方没有收到，则就不能构成信号。 ^[46] 现有昂贵信号理论与廉价话语的对立争议，忽视具体情境中二者结合的必要性。理性主义大多关注危机讨价还价中的高度不信任情境，认为让敌人相信自己的唯一办法不是信口雌黄，而是行胜于言。这种思路对于冷战环境下的对抗与冲突是适用的，高度不信任的行动者之间确实难以相信对方言辞，通过展示昂贵成本至少可以稳定对方预期，让信任感建立在理性计算基础上，如果双方无法建立基本的信任，那么任何合作都难以达成。但是这一逻辑忽视了情境多元与时间变量，上一阶段的互动会成为下一阶段的背景，冲突对抗中的计算信任会成为和平谈判的基本前提。

一方面，行动者可能会自主解释信号，对昂贵成本信号的理解必须符合其心理预期和既有信念。这意味着，不存在统一的昂贵信号认知标准，每一方的信号解读都可以不同。更何况领导人受其个性、经历与战略文化制约，对同一个信号的理解也难以完全一致。政治心理学者指出，不同类型行为体对信号理解存在相当大的意识形态异质性。国际合作主义者秉持康德式战略文化，倾向于接受纠正其既有信念的新信息，关注安抚保证的信号；而现实主义者秉持霍布斯式战略文化，倾向于相信实力至上与武力威胁信号的意义，轻视所谓的让步、合作与妥协。由于认识差异，信号认知就可能呈现极化效果，甚至对同一个信号的理解会南辕北辙。信号认知的主体间性有两个心理基础：

第一个是动机怀疑主义，它涉及行动者如何评估信息。在理想情况下，行动者的先前信念和态度，都会“锚定”其对新信息的评估。通过判读某些证据的可信度，主观印象会据此向上或向下调整。但是人类是目标导向的信息处理者，倾向于用定向评估信息加强他们已有的观点。或者说，人们倾向于在评估政治论据和证据方面表现出偏见，强化其现有观点并贬低那些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 ^[47] 当人们收到的信息混淆了既有信念时，人们反而变成了动机性怀疑论者。

第二个是选择性注意，它涉及行动者首先寻求的信息类型。认知偏差研究表明，行动者进行信念更新时会不均衡地选择信息。这种“选择性关注”的动力在于认知一致性，即行动者不仅会淡化与即有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还会主动搜寻支持原有信念的信号。更重要的是，这些偏见不会随着信息对称的缓解而停止。 ^[48] 例如，具有国际合作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会关注并搜寻对方的和平善意与合作意图的可靠信号。但是，激进的现实主义领导人偏好使用强制或武力手段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也因此更加重视军事武力的昂贵信号。

另一方面，前景预期对决策动机有重要影响。如果前景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战争的动机是什么：战争的动机是避免感知到的损失愿望，而不是希望获得收益。认知心理学文献用消极性效应来解释这种积极和消极事件之间的不对称性。 ^[49]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处理消极信息的方式与处理积极信息的方式不同。 ^[50] 相比于积极刺激，人们往往更关注消极刺激，同时也比积极刺激受到更多影响。因为人们没有无限的认知实力来处理所有传入的信息，他们在处理信息时应该是有选择的。选择的一个明显标准是信息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如果“坏事强于好事”，那么他们就会更多地关注坏事。 ^[51] 心理偏见和认知限制引发的主观误解将扭曲信号效力。现实世界的国际政治信号经常被认知者过度或歪曲解读，就会背离信号的真实内容。 ^[52] 鉴于任何信息都需要通过大脑进行解读，大脑中由臆断、信念与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认知“过滤网”，不可避免会做出选择性理解偏差，使得决策者并非按照完美路线图来认知世界。决策者的认知对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的信号非常重要，但是政策偏好的许多重要差异都可追溯到决策者对其环境认知的差异。

“认知一致性”是错误认知的一个主要来源，人们经常把他人的行为看成更集中的、有计划的、协调的，因此往往比他们实际更邪恶、更有威胁。而且人倾向于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认为自己是他人期望行为的原因，或者是他人不期望行为的目标。对信号认知的分析触及一系列关键的国际关系难题、困惑和概念。这些问题包括不确定性、意图与利益和决心、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威慑、信任和可信度 ^[53] 、保证的尝试和方案、信号感知和误解，可信承诺问题，客观和主观的利益不相容，对决心的声誉的关注 ^[54] ，作为正反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沉没成本和过度承诺，也甚至预见到了前景理论中的“框架”和“损失厌恶”。 ^[55] 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对主观认识的分析越来越深入，其中主观误解与心理投机被认为是重要的战争动因。杰弗里·布莱内在其名著《战争的原因》中指出，对实力对比和战争成本的误判常常引发冲突，那些对战争结果充满乐观主义幻觉的国家更容易投入战斗。 由于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实力不能直接代表战争结果，意志力、决心、联盟忠诚度与战术能力等无形的力量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检验出来，因此很多国家即便在明白实力差距的情况下依然会选择战斗，这也是小国和弱国敢于对抗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yfxerQmqhcRvoEWo7rue6YXcrL5dXEJCA5V+t/4GsvSQBMYSMToCgXX4FgTE2F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