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要洞察对手意图，就不能忽视无政府状态的结构限制。在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激励国家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适者生存的国家需要通过内部平衡（增加军事或经济实力）或外部平衡（结成联盟）来改善自身安全结构，实力对比是关键。
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批评了这种“最坏假设”，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理性决策的标准，因为如果对手是一个安全追求者，国家之间就可以合作获得更大收益。
[29]
对其他国家的意图进行先入为主的负面评价，会错失原本可以合作的机会，或激起本来可以避免的冲突。根据这一逻辑，威胁性意图的证据需要从其言行信号中寻找，而非偏见性的“有罪推定”假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避免偏见性的意图推测，可能更有助于实现合作。
历史一再表明，战略意图的识别和沟通对外交决策极为重要。一方面，如果不能正确识别他国侵略意图，则会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例如，德国在“二战”期间对许多欧洲国家的闪电般入侵以及日本在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都是同盟国国家没有及时识别出潜在对手意图，或者不知道对手的扩张主义野心的例子。英国和法国在1938年通过《慕尼黑协议》满足了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的要求时，就低估了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意图；1941年日本帝国海军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也低估了日本的扩张意图。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家意图产生了不同争议。进攻性现实主义假设，恐惧中的国家会用最坏的恶意揣测对手，对善意的举动也会充满质疑；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和动机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不一定会对对手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而是根据对方外显的指标与信号来评估对手。
动机性现实主义者将国家动机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寻求安全与维持现状的良性国家，它们无意攻击其他国家，除非它们先被攻击。 [30] 第二种类型是侵略性与扩张性的恶毒国家，它们利用任何机会攻击其他国家。对于动机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动机（侵略性与和平性动机）是冲突的直接原因。缺乏扩张动机的国家就不可能像经典结构现实主义者假设的那样陷入安全困境。此外攻防理论也指出有两个变量会影响安全困境的强度：攻防平衡和攻防可区分性。 [31] 当防守具备优势，进攻和防守的武器和战略可以被区分识别时，各国就不太会担心对方的欺骗，合作就更有可能。 [32] 相反，当进攻具备优势，进攻和防守的武器和战略可以区分时，各国就更有可能相互畏惧，更有可能陷入安全困境。这意味着，通过部署防御性武器和安抚策略可以缓解安全困境的紧张关系。 [33]
另外，如果不能正确传递自己的和平意图，则会引发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安全困境意味着一方的防御性行动（旨在提高自身安全感），却被他国视为进攻性行动（旨在损害他国安全感），进而促发他国的连锁式军备竞赛行为，最终的结局是所有国家都陷入了一种更加不安全的境地，使得具备和平善意的国家难以证明自己的意图。历史上的崛起大国为了安抚国际社会都需要可信地展示善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为了避免被视为进攻性崛起国，不仅恪守孤立主义传统，而且通过“门户开放、自由民主、民族自觉”等原则表明自己没有侵略他国的野心。同样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中国，也反复重申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传递出“韬光养晦”的防御性安全信号，积极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在《大国难以捉摸的意图》一文中指出，国际关系文献中提出的各种信号机制——包括国内层面的特征和国际层面的行为——充其量缓解了部分不确定性，真正的不确定与不信任难以根除，国家间的自助是持久的，平衡是无止境的，安全困境是难以解决的，由此竞争常态下的合作既罕见又转瞬即逝。 [34] 这种悲观论点遭遇不少批评，例如布兰登·约德（Brandon Yoder）与凯尔·海恩斯（Kyle Haynes）指出，这种悲观论忽略了高昂成本信号的传递逻辑，低估了信号机制的有效性。当侵略国的承诺成本高于和平国的承诺成本时，和平国就能将自己与他国区分开来，这种信号至少传达了部分意图信息，因为“和平”国家比“侵略”国家更有可能传递它们。即使假设国际政治信号能传递的意图信息很有限，国家领导人依然可以汇总多种不同渠道的信号信息，以形成对他国意图的基本信念。 [35] 即便在高风险、高脆弱性和低初始信任下，和平国家可能会因为不安全而表现得像侵略性国家。
假设1：信号生产与传递的成本越高，其越可能被理性的观察者认为是可信的。
理性选择理论将信号博弈引入国际关系分析，认为一个国家想要对方相信其意图，就需要发出有区别度的信号。鉴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结构，低质量类型的国家有动机模仿高质量类型的国家，歪曲自己的意图，传递混同信号。因此，高质量类型的国家需要发出一种低质量国家无法发送的信号，来使二者分离开来，这样才能真正展示自己的意图。早在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便系统性地提出了昂贵信号理论。 [36] 这种基于经济学理性的分析框架指出，信号传递博弈是一种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其中至少有一方博弈者不知道另一方博弈者的真实类型。 [37] 例如，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潜在求职者的能力是不确定的，一个“高质量”的求职者可以通过展示投资优质教育的成本来表明其能力。尽管高等教育的内容可能不一定直接与工作技能相关，但是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可以成为推断能力的外显信号，用人单位可以从中大致判断其是否胜任。在招聘方看来，一个考入名牌大学的“高质量”求职者，会比一般学校的“低质量”求职者更容易胜任未来的挑战，因为进入名牌大学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低质量”求职者难以做到的，这样文凭与成绩就间接地区分了不同求职者的胜任潜力。换言之，对“低质量”求职者而言考进名牌大学并顺利毕业是无法负担的昂贵成本，这种成本承担差异发挥了筛选功能，将两种求职者区分开来。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意图识别不容易，因为（1）目标对象不能直接观察到威胁者的偏好；（2）目标对象知道任何国家都有假装和欺骗的动机。为了杜绝伪装型或冒名顶替者模仿，真诚可信的国家要认真传递他国难以模仿与操纵的可信信号，这通常是独特的，或“花费大量无法收回的资源”“严格限制其未来的决策”的高成本信号。基于此，理性主义分析强调高成本信号的可信逻辑。昂贵成本信号对信号接收者的意图推断、威胁评估和外交政策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意图可以分为良性、侵略性和无信息。如果遵循结构性现实主义者的建议，那么判断威胁认知和外交政策选择的指标应该集中于对手实力，而不考虑其意图；如果遵循防御性和动机性现实主义者的建议，那么就不应该对对手的意图进行“最坏的假设”，而应该根据其政策选择推断对手的意图。
假设2：在不信任环境下，昂贵的良性信号，比廉价的良性信号更具可信度；在信任度较高环境下，廉价的良性信号也被认为是可信的。
从逻辑上看，为了实现分离均衡，善意类型可以选择两种信号传递机制将自己与恶意类型分开，即无成本信号传递与有成本信号传递机制。（1）在无成本的信号模型中，善意类型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监督将自己与恶意类型分开。面对第三方监督压力，恶意类型的模仿可能被揭穿，而揭示真正的类型对恶意者而言是没有好处的。（2）在有成本的信号模型中，善意类型可以通过发出有成本的信号将自己与恶意类型分开；恶意类型不会模仿，因为信号对恶意类型来说成本更高。当一个善意类型国家的善意被低估时，它可以选择发出无成本的信号，这包括吸引观众监督、诉诸价值观、进行情感渲染；当然也可以选择有成本的信号传递，投入昂贵代价证明自己有决心和能力兑现善意。有研究表明，在非竞争性领域中，被低估的善意国家总是倾向于采用无成本的方式传递信号，而非选择昂贵成本方式传递信号。在前一种方式下，实现分离均衡所需投入的成本由监督者承担，而在后一种方式下，分离所需的成本则由被低估的善意者承担。
国际关系是一个共同利益与共享规范共同混合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学派的观点，现代国际社会已经进化出一定的共享规则与规范信念，因此不同于完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在这样一个既有利益趋同也有利益冲突的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跨国新闻媒体，以及部分规范推动者（个人、国家或组织），有动力去为维护国际社会秩序进行监督。当监督与甄别的收益很高时，善意类型国家传递的无成本信号就会吸引监督。对于被严重低估的善意国家来说，监督对自己是有利的，这有助于自己真正地“被发现”。类似于在金融市场上，价值被低估较多的公司会使用无成本的信号（宣布股票回购而不实际回购）进行分离，而价值被低估较少的公司会使用有成本的信号（宣布股票回购并实际回购）进行分离。在非安全竞争领域，国家之间的信号传递并不一定需要付出昂贵成本，关键是善意国家能否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引来国际社会的甄别与监督。当有足够的激励让第三方监督者愿意进行监督时，无成本信号显示就可以发挥分离的作用。在资本市场上，存在很多投机者审查公司，其监督（可信度评价）的动机是他们可以从发现伪装者中获得声誉与交易利润。只有当监督有利可图时，第三方力量才愿意扮演筛选者的角色，无成本信号才会起作用。
假设3：传递者实力较强时，昂贵威胁信号比廉价的威胁信号更具可信度；传递者实力较弱时，廉价的威胁信号比昂贵威胁信号可信。
昂贵成本信号的形式是多元的，包括观众成本 [38] 、战争动员 [39] 、反对党对政府威胁的支持 [40] 、私下的秘密外交 [41] ，以及军事联盟等。产生观众成本会导致“锁定”效应，使得领导人更偏好坚持冲突而不是选择退缩。根据不同成本，信号可以展示良性意图或攻击性意图。有可能揭示良性意图的信号包括：（1）从有争端的边界撤出75%的军队和武器（昂贵成本信号），（2）从有争端的边界撤出5%的军队和武器（低成本信号），以及（3）发布和平解决争端的外交声明，没有任何支持行动（廉价话语）。同样，有可能展示侵略意图的信号包括：（1）在争议地区增加75%的军队（高昂成本信号），（2）在争议地区增加5%的军队（低成本信号），以及（3）利用外交声明威胁使用武力，但没有任何支持行动（廉价话语）。
信号的有效性通常取决于感知到的风险。即使初始信任水平非常低且脆弱性很高，各国也可以通过首先做出小的让步来逐渐让彼此放心，随着信任的增加，就可以逐渐在高风险问题上建立合作。尽管罗萨托认为，过去的行为不能很好地反映未来的意图，因为外部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过去采取激进行动的国家在其目标得到满足时可能会停止行动，而和平行动的国家可能会随着限制解除和新的扩张机会的出现而变得咄咄逼人。 [42] 但是，国家并不会简单地为侵略性赋予普遍的声誉，而忽略了其发出信号的背景。个别信号发生在一个独特的环境中，因此可能“有限地”提供一个国家在其他环境中的更广泛意图的信息。但是国家不会孤立地对单个信号做出反应。相反，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跨问题领域以及在广泛的外部环境下观察他国的行为。因此，尽管任何单个信号都可能非常“嘈杂”，但通过从多个上下文中的许多观察中聚合信息，国家可以收集有关彼此意图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