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意图识别困难是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从概念上看，意图是关于国家为实现某项目标而计划的行动。 [14] 需要区分的是，利益、动机和偏好界定了这些目标的内涵；而意图是追求这些目标的相关计划与想法。这意味着目标与意图不可等价，那些拥有和平意图与侵略意图的国家都有可能保持相同的目标与行动（实现霸权地位）。 [15] 由于意图深藏于行动者的大脑之中，其属于外界不可观察的私有信息。在意图不确定情况下，行动者之间难以建立可靠的信任关系，这也常常导致合作失败或冲突升级，目前学界的辩论大致存在乐观与悲观两种基本看法。
在具有不完整信息的连续博弈中，博弈者通常具有隐藏其私有信息的动机。当卖方拥有完整的信息时，经常会利用信息优势促进协议尽快达成。但是当只有买方有完整的信息时，交易经常在昂贵的延迟之后发生，这时买方可以从他的优越信息中受益。当买方和卖方都不确定对方的偏好时，由于卖方有欺骗买方的动机，结果的效率甚至更低。 [16] 当各方的意图不为人所知时，每方都有动机夸大其自身的优势，从而导致判断失误。这些损失可能以谈判僵局或完全崩溃的结果体现出来，带来昂贵的决策成本。国际关系文献对于意图识别难题存在诸多争议，悲观主义者认为客观的不确定难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中的误解；乐观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断提升和优化外交信号传递手段，有助于降低安全困境焦虑。
一方面，悲观主义者认为意图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国家都难以获得关于他人意图的直接或间接信息。由于意图是私人信息，只有行动者自己才知道真实的意图。 [17] 这样就会导致内隐意图与外显行动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例如，那些具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可能会隐藏真实意图，对外展示一种虚假的和平的形象，以达到战略欺骗的目的。同样，拥有和平意图的国家也可能出于恐惧，隐藏自己的和平善意，以至于被误解成侵略国。换句话说，无论是侵略性国家还是和平国家，都有可能隐瞒自身真实意图。鉴于意图的隐藏性，国家之间的意图识别会更加困难与谨慎。 [18] 简言之，悲观主义者将国际关系视为尔虞我诈的现实世界，在这里国家之间意图不明，信任缺失。在利益相互冲突的竞争对手之间，尤其需要相互提防，即使双方都只想要和平，但意图的信息不对称最终都难免引发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19] 概言之，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意图不确定的世界里国家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无政府结构下的各国总是不确定他国当前和未来的意图；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国家生活在恐惧和竞争阴影下。 [20] 而且悲观的论点还认为，根据他国言行来推测其意图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这种推断往往难以证实，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只愿展示希望让对方捕获的信息。
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反对悲观主义者的意图不可知论，他们认为意图识别尽管困难却是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某些外显的信号来推断内隐的意图，这也是外交沟通的重要价值所在。 [21]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动采取不同性质的武器和姿势，有助于清晰地将良性意图与恶性意图区分开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22] 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Glaser）也表示，如果强国长期采取“单方面克制”行动，即削弱军事实力来传递安抚信号，那么这种自我约束的努力，就可以揭示一定的善良意图。一般情况下，当一个国家主动进行“军备控制”来限制其进攻力量，那么它比努力增加进攻性武器的国家就显得更具和平意图。 [23] 另外，根据安德鲁·基德的说法，防御性国家通过选择放弃武器或者大规模裁军的昂贵方式，能够可信地表明自己的“善意”。 [24] 相反，具有侵略性意图的国家更不愿意主动削弱自己的实力优势。 [25] 鉴于所有国家都有动机对外展示和平意图，外界就难以将真正的和平国家与伪装的侵略国家区分开来，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如果要相信对方的意图就必须谨慎地评估其行动和言语，那些“昂贵成本”信号为低信任环境下的意图识别提供了重要参考。
信念不是全有或全无的，贝叶斯决策论者倾向于把由主观概率代表的信心程度视为一个区间。例如，是否相信今天下雨是一个期望程度问题，在0和1之间分布。这里需要强调三点：其一，合理的信念是与环境无关的：在任何时候，一个合理的代理人通常要么相信某个东西（达到1），要么不相信（达到0）。他不会在同一时间，相对于一个语境相信P，而相对于另一个语境不相信P。当然，当一个人从一个语境转到另一个语境时，他的信念会发生变化。其二，合理的信念是由所信之物的证据和对所信之物的真实性的关注来形成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念不是由对真理的关注所形成的，而是由他希望的情况所形成的，那么就算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三，行动者的信念是受制于一种整合的理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能够把他的各种信念凝聚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观点；而这个更大的观点应该满足一致性和连贯性的要求。信念是一种认知态度，表现出一种重要的语境关联性。 [26]
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学者常常指出，提升信号可信度的主要方法是传递昂贵成本信号，昂贵成本作为一种门槛，使观察者能够将不同类型的信号传递者区分开。理性主义者乐观地认为，只要信号接收者坚持将昂贵成本信号作为选择淘汰手段，就足以让那些缺乏诚意或决心的伪装者望而却步。 [27] 例如，强制性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制裁就可以传递高昂成本信号。一方面，当争端中的国家以强制威胁来逼迫对手时，不仅向对手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这种威胁承诺会在国内被观众们监督，一旦领导人违背诺言其选民有动机认为其缺乏实力或可信度，因而可能会惩罚领导人，这种国内政治的约束会倒逼领导人兑现诺言，从而增加了对外信号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一旦对方不愿意配合或进一步挑衅，那些宣布进行制裁的信号传递者就需要去兑现承诺，否则就会遭遇观众成本压力。但是兑现承诺需要采取行动并投入资源，因此构成信号可信度的“沉没成本”。 [28] 这意味着，发出公开威胁的领导人必然要在两种成本中进行选择：如果爽约，则不必采取兑现承诺的行动，因此可以节省“沉没成本”，却面临国内观众成本压力；如果兑现承诺，则需要采取行动、投入成本支持这种承诺。概言之，公开承诺必然会涉及成本：在兑现承诺过程中会支付沉没成本（不可回收）；在违背承诺时要支付观众成本（事后惩罚），两者都很昂贵。昂贵成本信号是一个有决心或有诚意的国家愿意承担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将自己与模仿者区分开来，从而树立可信度声誉，最终实现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