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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认为，如果“诚实”与“欺骗”的成本相等，为了维持声誉多数人会保持诚实；但是当“说真话”的成本远远大于“说假话”的成本时，欺骗的动机就会存在。同样在行为上，当“隐藏行动”的成本远远大于“公开行动”时，行动者没有动机刻意隐瞒行动。为此，只有对欺骗者的机会成本进行约束，使其足够高过欺骗的获利，那么欺骗行为就能得到遏制。从激励机制设计上看，委托人设计激励机制的目标分别是：首先，针对代理人的事前隐蔽信息，激励机制意在促进代理人自觉地展示私有信息或真实偏好，即让其“说真话”；其次，针对事后隐蔽行动，激励的目标在于如何使代理人“自动自觉地”兑现承诺，即让其“做真事”。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意图识别的难度会加大，战略猜疑会更加盛行。真诚者主动传递私有信息的动力在于，对方一旦识别出自己的意图就可以将自己与虚伪者区分开，这对自己是有利的。而对于低质量的机会主义者而言，能够被对方识别出自己的意图则是非常有害的，对方一眼看穿自己的虚伪本质则必然于己不利。由此，虚伪的低质量信号传递者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扭曲与利用私有信息，以及如何混淆与干扰犹豫的对方上当受骗？机会主义者不会真正揭示自我，它要么会选择不发信号（保持神秘），要么会模仿真诚者的信号（混淆视听），以掩盖欺骗本质。
概言之，信号是否能够有效传递行为者类型，根据效果可以分为“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与“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两种情况。
第一，“分离均衡”信号传递（Separating Equilibrium Signaling）是指，当特定类型的行动者发送某种信号，另一类型行动者发送不同的信号，信号能够区分不同类型行为者的情况。在国际关系中信号甄别者也都有一个重要的假设：特定信号对应特定品格类型。如果承诺者发出了代表“好”的品格类型的信号（例如，在争端中保持克制或者主动给予危机援助），那么承诺者就在一定概率上可能是“好人”（和平者/现状维持者）；如果这种“好”品格类型的信号多次发出，而且经受了检验与确认，那么承诺者是“好人”的可能性就更大，受诺者会对承诺者放松戒备，甚至产生信任。反之，若承诺者发出的信号代表着“坏”品格类型（例如，采取过激的强制与欺凌行为），那么就会让守诺者感到犹豫和焦虑；如果这种“坏”品格信号屡次被验证，那么受诺者无疑会对承诺者高度警惕，多次被确认后，那么承诺者就会在受诺者心目中形成“坏”类型（“披着羊皮的狼”/修正主义者）的印象。
一般高能力者或“好”类型者更愿意采取“分离均衡”的发射原则，努力发射比他人更明显、更优质的信号，以使自己脱颖而出。受诺者也能较为容易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承诺者，建立主观印象。这种信号与类型一一对应的分离均衡，有助于简化复杂的信号世界。
有效的分离信号传递，其成立有两个条件：（1）对于高质量的真诚者而言，传递信号的收益超过不传递信号的收益，也就是说A＞B；（2）对于低质量的虚伪者，非信号策略比信号传递能获得更大的回报，也就是说D＞C。当这些条件满足时，才会出现“分离均衡”：各自选择有利可图的策略，真诚者发信号，虚伪者不发信号，犹豫的观察者会理性推断，认为愿意主动传递信号者更可能是高质量的真诚者。这时，如果低质量的虚伪者也模仿高质量真诚者发送信号，那么它将得不偿失（C策略收益小于D策略）。一旦虚伪者的真实意图被曝光后，其将承担直接损失（惩罚或声誉损失）与间接损失（放弃其他选择导致的机会成本）。这些直接或间接成本，就是阻碍虚伪者模仿的负面激励：一旦信号被发现是虚假的，其前期投入的成本将会“沉没”。因此，当信号成本足够高时，低质量的虚伪者将不会发出信号。 [12]
第二，“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 Signaling）信号传递是指，将自己与他人混淆起来，让对方无法辨别自己的真实类型。换言之，信号识别有很多“例外”，即发生特定信号与特定类型的匹配错位。例如，“坏”品格的信号发送者，可能会故意发送“好”的信息，以混淆视听，骗取信任。同样，原本是“好”类型的承诺者也可能在压力下，被迫发出“坏”品格的信号。当不同类型的信号发出者都选择发送相同的信号，以至于信号无法有效区分行动者类型时，这就形成了“混同均衡”，即“好”类型与“坏”类型的信号混在一起，结果高能力者将有可能被当作低能力者对待，而低能力者将可能被当作高能力者对待。
表1-2 信号传递矩阵
如表1-2所示，当收益矩阵（payoff values）是A＞B和C＞D，那么两种承诺者都能从信号传递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信号接收者无法区分低质量和高质量的承诺者，从而导致“混同均衡”。当虚张声势的收益超过被发现的损失时，可能出现混同均衡（“披着羊皮的狼”、鱼目混珠）。若信号传递失效，双方难以有效沟通，则出现逆向选择难题。大国崛起历史上，也经常出现信号与意图匹配错位的例子。例如，“坏”品格的信号发送者，可能会故意发送“好”的信息，以混淆视听，骗取信任。同样，原本是“好”类型的承诺者也可能在压力下，被迫发出“坏”品格的信号。当不同类型的信号发出者都选择发送相同的信号，以至于信号无法有效区分行动者类型时，这就形成了“混同均衡”，即“好”类型与“坏”类型的信号混在一起，结果高能力者将有可能被当作低能力者对待，而低能力者将可能被当作高能力者对待，信号甄别失灵。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有意与无意的信号操纵或欺骗，那些具有扩张意图的“恶狼”也有动机把自己伪装成具有和平意图的“羊”。 [13] 当意图和信号匹配失衡，无论是“好”类型的国家，还是“坏”类型的国家都在积极发出“好”信号，以至于信息失真，反而给信号接收者造成巨大的甄别负担，无所适从。
信号传递与甄别主要解决事前逆向选择问题，目的在于通过传递部分信息进行有效分离；在缺乏分离机制情况下，鱼龙混杂会让信号识别者难以做出决策，不确定的担忧会助推逆向选择走向恶性循环：在混乱环境下，发送信号与不发信号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高品质者发信号就难以获得额外收益。这种逆向选择会抑制信号传递，最终选择不再发送信号。使得留下来的高质量行动者越来越少，逆向淘汰高质量行动者；而真正高质量者减少更加会让信号接收者不愿意相信对方或采取合作。由此，逆向选择使得愿意传递真实信号和愿意相信对方的行动者都大大减少了。解决逆向选择的方法在于主动披露信息，即进行信号传递，这种信息揭露可以来自行动者自己，也可以来自公共机构的暴露，以将高质量行动者与低质量行动者区分开来，以降低信号接收者的识别难度。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主要方式在于：
一方面，主动传递私有信息（signaling）。掌握优势信息的信号传递者主动自我展示，向对方传递更真实可靠的信息，从而将自己与欺骗者区分开来；例如劳动力市场存在能力高者与能力低者两类应聘者，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在招聘时难以直接观察到求职者的能力，只能通过外显的可信信号来推断内隐的真实能力，由此进行面对面交流、查看学历证书、要求提供推荐信与声誉评价，这些都是信号展示或甄别的重要方式（甄别还是传递，区别在于由谁主动提出来）。
另一方面，反复进行信号甄别（screening）。处于劣势信息的信号接收者需要想方设法主动作为，通过甄别试探将真实的诚意者挑选出来或者识别出欺骗者；教育水平/军事动员究竟是作为信号机制存在，还是本身就是人力资本投入（军事能力投入）是存在争议的。信号论者认为，完整接收高等教育的求职者比中途放弃或没有资格的求职者更能展示其能力，求学需要投入智力、时间与经济等沉没成本与机会成本；人力资本投入论点认为，退学者或没有进入名牌大学者是因为能力不足，他们获得较低收益不是与退学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退学原因联系在一起。况且随着工作时间增加，教育水平并不是区别员工的重要因素，教育不是一个信号，而是一种资源投入而已。
与之不同的是，解决事后道德风险问题主要依靠激励机制，激励兼容可以降低监督成本。整体上，道德风险比逆向选择更难解决，因为逆向选择涉及隐藏知识，这可以通过主动展示与增加信息收集力度来予以缓解；但是道德风险则是一种隐藏行动，其辨识难度更大。外在的约束也很难完全制止隐藏行动的机会主义行动，例如腐败查处往往发生在腐败发生之后。通过引入风险分担的激励机制，让信号传递者的遵约与其利益损失直接挂钩。当然这里的激励除了物质收益激励，还包括心理精神激励。
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结构是由于消费者难以有效区分何为劣币，何为良币，从而也影响商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