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柠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也叫“非对称信息”（asymmetic information），是指互动双方各自拥有对方所不知道的私有信息。或者说，某些博弈者拥有其他人不拥有的信息。 ^[2] 从发生时间来看，发生在合作（承诺）之前的称为事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合作（承诺）之后的称为事后信息不对称。整体上，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两类难题。信息经济学认为，“发信号”（signaling）与“甄别信号”（screening）犹如硬币的两面，相互影响。信息弱势方为了防止被欺骗，往往会制作一套信号识别与筛选机制。 ^[3]

一 信息不对称与信号甄别

乔治·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这篇经典文献中发现，二手市场存在大量信息不对称障碍，即让信息在互动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衡。例如，信号传递者反复做出保证，自己的二手车产品质量可靠。但是劣质卖家则有动机以次充好，用模仿的产品欺骗消费者。劣质卖家的欺骗思路是：利用买家无法区分的无知，伪装成高质量者，即将低质量产品包装成高质量产品，模仿高质量者的言行（质量不一样，但价格一样）。在可信度竞争中，优质者唯有不断提升成本门槛来让自己胜出。当信号成本高过一定门槛（欺骗者的投入成本超过收益）则劣质卖家就会选择退出，因为继续选择模仿将得不偿失且一旦暴露也会付出声誉代价。但是二手车市场由于大多是即时交易，声誉压力对欺骗者约束并不大，这就导致二手车市场常常良莠不齐、鱼龙混杂。

在大多数二手交易市场中，产品质量差异充满不确定性，卖家有动力去推销质量差的商品，因为质量好的商品的回报主要归属于统计数字受到影响的整个群体，而不是个别卖家。因此，商品的平均质量往往会下降，市场的规模也会下降。 ^[4] 在这些“柠檬”市场中，有好车和坏车。一辆新车可能是一辆好车，也可能是一个柠檬，当然二手车更是如此。这个市场上的个人在购买一辆新汽车时，并不知道他们买的车是好车还是柠檬。但他们确实知道，以概率q来说，这是一辆好车，以概率（1-q）来说，这是一辆柠檬车；根据假设，q是好车的生产比例，（1-q）是柠檬车的比例。然而，在拥有一辆特定的汽车一段时间后，车主可以对这台机器的质量形成一个很好的概念；即车主给他的汽车是柠檬的事件分配一个新的概率，这个估计比原来的估计更准确。现有信息的不对称性已经形成：因为卖家现在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汽车质量的知识。但是，好车和坏车仍然必须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因为买方不可能分辨出好车和坏车之间的区别。因为大多数被交易的汽车将是“柠檬”，而好的汽车可能根本就不会被交易。糟糕的汽车往往会赶走好车，即“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坏车和好车的价格相同，因为买家不可能分辨出好车和坏车的区别，只有卖家知道。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好车可能会被坏车赶出市场，根本不存在市场。

因此，阿克洛夫发现如果缺乏可信的信号传递机制，那么市场就会失灵。这里的核心难点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了两类承诺难题：

其一，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压力。在交易之前，买卖双方彼此不信任，而且信息也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方的卖家存在欺骗的动机，而处于信息劣势的买家有防御欺骗的本能。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一方抬价一方压价，最终导致要么双方难以成交，要么卖家以次充好从而使得质量好的商品卖不出去（因为买家怀疑商品质量，不愿意出高价；卖家了解商品价格，不愿意低价卖好商品）。长期后果是，高质量的产品逐渐退出市场，剩下越来越多的低质商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 ^[5] 与之类似，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如果崛起国（类似卖家）不能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上有效传递信号，国际社会（类似消费者）就只能以最坏的恶意（低价）来揣测崛起国，崛起国在恶意包围下保持善意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迫使其放弃善意，形成“逆向淘汰”的悲剧。

其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难题。即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承诺可逆问题。信息优势方有动机在未来采取机会主义行动，以逃避责任和义务，伤害对方利益。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时间不一致性”难题，与逆向淘汰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不同，道德风险发生在协约签订以后。这一阶段，国家最担心的不是能否实现合作，而是合作能否持续下去，即在执行合约过程中对方是否会信守诺言。承诺难题源自时间差：行动者在今天签署合作协议，做出各种承诺，但随着今后情况变化许诺者有可能不承认、放弃和违背自己的承诺。今天的约定一旦一方不执行，那么承诺就会落空。为此，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各方都有动机采取隐藏行动来规避承诺。

为了化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问题，信息优势方需要向信息劣势方主动暴露自己的内隐信息。例如，A国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与类型（进攻型/防御型），但是B国却不知道；A国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会选择主动向B国传递信号，以揭示自己的私有信息。 信号传递的目的在于，在对方心目中留下对己有利的形象。崛起国之所以要主动披露私有信息，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或者塑造对方的认知，以减少他国的猜疑。信号博弈过程往往充满未知，信息劣势方急切想知道对方知道什么，以及知道多少；而信息优势方则需要了解对方是否知道自己掌握的信息。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认为信号甄别模型要求：（1）承诺者的类型是异质的，分为真诚者与欺骗者；（2）承诺者知道自己的真实类型，但受诺者事先不知道；（3）对于不可观察的意图，需要通过可以观察的信号予以推断，双方都在主动积极地试图了解对方意图，承诺者主动发信号，受诺者主动检验与甄别信号。在信号接收者（受诺者）看来，任何真诚的承诺必然要经得起多轮检验，只有经得住检验的信号才有可能为真。 ^[6] 例如在就业市场上，人力资源部门会设计一套招聘甄别人才的工具。如果求职者发出了代表“好”的品格类型的信号（例如，成绩优秀，名牌大学学历），那么求职者就有可能是“好”人（能力强、业务好）；如果这种“好”品格在面试中经受了检验与确认，那么承诺者是“好”的职员的可能性就更大，用人单位自然会对其产生好感与信任。这里就形成了一个“高智力⇔高学历⇔高生产率⇔高工资”的逻辑链，作为信号接收者的用人单位，以文凭作为甄别工具，从而区分低能力者和高能力者，文凭就成为识别人才的重要“信号灯”。

二 信息不对称的国际政治后果

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客观不确定的环境，国家之间传递意图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信息不对称分布 ^[7] ，会加剧主观认知上的不确定性。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不对称将直接导致承诺失灵，市场瘫痪。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信号接收方事前无法准确评估对方信号的质量，互动双方对信号的占有量是不均衡的。此外，当双方存在利益冲突或不一致时，信息优势方有动机利用私有信息伤害对方。 ^[8] 不对称信息带来的意图认知困难，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交易前信号优势方对真实特征进行错误陈述或信息扭曲，以至于信号弱势方无法辨认信号真实性，最终导致交易失败。 ^[9] “道德风险”则是发送在交易后，承诺方不履行先前承诺采取当方面的自利行动造成另一方损失（参见表1-1）。通常，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方式是传递信号，即信号优势方主动传递高成本信号，向对方披露自己的真实品质；而道德风险问题则主要通过激励解决，即增加继续坚守承诺的收益和增加违约惩罚成本。

其一，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决策失灵，导致“逆向选择”。在不对称信息的讨价还价中，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底线，因此会以最坏的情况出价。最终高质量的产品被贱卖，低质量产品反而大行其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局。 ^[10] 与之类似，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中，如果崛起国（类似卖家）不能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上有效传递信号，国际社会（类似买家）就只能以最坏的恶意（低价）来揣测崛起国，崛起国在恶意包围下保持善意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导致其放弃善意，形成“逆向淘汰”的悲剧。这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是一致的，即信息不对称的极端后果是连初步的信任与合作都无法达成。在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中，第三方担保是很难生效的，为此只能通过主动传递信号来缓解信息不对称，这是信息优势方向信息劣势方主动暴露自己的过程。例如，A国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与类型（进攻型/防御型），但是B国却不知道；A国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会选择主动向B国传递信号，以揭示私有信息。

其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事后无监督，带来“道德风险”。即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承诺可逆问题。信息优势方有动机在未来实行机会主义行动，以单边获利。与逆向淘汰发生在协议签订之前不同，道德风险发生在协约签订以后。这一阶段，国家最担心的不是能否实现合作，而是合作能否持续下去，在执行合约过程中对方是否会信守诺言。对于事后道德风险问题，其缓解的办法主要有：（1）增加事后违约成本，自我束缚。例如可以通过赋权第三方强制，或者提升观众成本与声誉压力等方式，从外部施加约束性和惩罚性力量，以制约行动者的机会主义动机。一旦提高事前（或沉没）成本与事后违约成本，那些没有诚意的国家就不会付出高额的“首付”。 ^[11] 冷战后，中国积极参与多种国际机制，通过国际规则的束缚可以释放诚意信号。（2）增加合作剩余，给予正向诱导。合作剩余是指，合作能够比单干或违约带来更多的利益。可以通过某些制度设计使具有信息优势的交易方认识到，只要他坚持合作则会获得更多的激励性收益，这种奖励诱导也不损害信息劣势方的利益，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从中国外交角度看，吸引其他国家的信任就需要做加法，增加合作剩余，提升让利让惠力度。中国需要让对方意识到，信任中国将获得更多的发展红利。 z3/rKhis1XcVCWI+YTHzKY5x3uuHzebL0D9hMmyY6NoXFQUccHZPc+K2yP1Wy2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