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外交信号是显示不可观察的国际意图的载体媒介。国际政治的信号传递是为了塑造对方认知，信号甄别则是为了把握对方真正意图，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信任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者将信号博弈模型引入外交分析，不同理论文献的发展存在既相互竞争又彼此融合的趋势。目前学界关于国际政治的信号理论分析大多比较零散，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相关的国内外文章已经超过200多篇，但是系统介绍和分析国际政治信号的著作却很少。厘清繁杂的理论发展脉络，探讨信号约束机制与逻辑争议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由此，本书立足整理学界积累的大量文献，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国家间互动进行分专题论述。
从整体结构上看本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性理论框架和逻辑梳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本书分别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下的“国际柠檬市场”问题、主流国际信号理论的五种研究模型、廉价信号可信论的逻辑、决心信号与声誉理论的可信度来源。这些基础性理论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信号理论的主要争议内容，也是学术贡献的主要体现所在。第二部分是专题分析睦邻外交中的信号传递问题，包括第五章与第六章。和平崛起大国如果要吸引周边国家的信任，则必须主动传递安抚信号，展示可信的善意；但是这种安抚信号有时也会与大国崛起的利益维护发生矛盾，因此如何平衡好安抚信号与威慑信号，实现双重信号的相互促进，是周边睦邻外交的关键。第三部分是将廉价信号理论运用至国际关系现实，并通过冷战案例验证和发展面对面外交的信号理论。其中第七章从关系互动角度提出了面对面廉价信号的可信度机制；第八章则区分了面对面外交的情绪信号，论述了厌恶/疏离情绪、愤怒/失落情绪与希望/信任情绪对信号互动的影响；全面总结了美苏峰会外交中的信号传递经验，美苏三轮密集峰会中的信号展示充分证明大国在意图不确定情况下，领导人直接接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每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国际政治中的‘柠檬市场’”。借鉴信息经济学理论，总结国际政治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以及引发的国际政治 “柠檬市场”困境：如何推断不可观察的意图，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安全困境。如果国家之间缺乏可信的信号传递机制，那么国际合作就会失灵，安全困境就会加剧，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换言之，如果崛起国（类似卖家）不能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上有效传递信号，国际社会（类似消费者）就只能以最坏的恶意（低价）来揣测崛起国，崛起国在恶意包围下保持善意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迫使其放弃善意，形成“逆向淘汰”的悲剧。
第二章“国际信号理论的多元逻辑”。从学术争鸣角度以点带面地勾勒丰富的信号理论谱系，总结近50年的国际信号分析模型的争议。以理性主义与认知心理学两大范式为架构，可梳理出五种主流的外交信号模型。对比理性主义范式下的谢林/费伦模型、舒尔茨模型与斯兰切夫模型；以及归纳认知心理学范式下的杰维斯/雅希-米洛模型与萨托里模型，有助于理解外交信号理论的演进脉络与逻辑得失，并为多元路径整合提供初步启示。在争鸣中两大研究范式对外交信号研究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存在范式整合的必要性，以提升外交信号的理论解释力。
第三章“廉价信号的意图沟通功能”。立足反思昂贵信号理论的局限，指出廉价信号分析被忽视的两大维度：合理的信号传递成本、信号确认的难易度。“廉价话语”（Cheap talk）是最纯粹和最简单的沟通形式，可以在国家间的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整体而言，廉价话语的信号功能体现在四个方面：意图沟通、行动协调、意义建构与信任塑造。在权力分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言辞强制是可能的。廉价话语可以通过扭曲叙事框架，缩小争论的空间，并最终胁迫对手接受和退让。精心设计修辞动作，意图让对手被逼入困境，话语成为工具性的手段。与昂贵信号不同，廉价话语可以施加声誉成本、提升道德成本、产生战略成本。
第四章“决心展示与国际声誉评估”。国际政治中的领导人既关注自己国家的声誉评价，也关注对手的声誉评价，这种评价能够让信号解读者通过过去的行动来推测未来行动概率。良好决心声誉，可以用来说服对手。声誉主要取决于国家过去的表现，一个在决心方面有较好声誉的国家会被认为更有可能坚守阵地，并因此说服对手。传统的声誉理论分析过于强调系统的偏见与情绪，议题关联或直接制裁理论没有解释声誉与合作的动态机制。动态的声誉理论主张将重复博弈、不确定性和政治变革结合起来。在这种模型中，信号接收者不断调整关于对方类型的主观看法，这种不断发展的新信念与既有旧信念之间的平衡，就是稳定的声誉预期。
第五章“睦邻信号表达与信任感知”。战略承诺是大国崛起释放的重要信号，坚持和平崛起的大国需要反复证明自己的和平意图和承诺可信度。但是外交承诺是把双刃剑，过度承诺与空头许诺都将透支战略声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结束以来展示“新安全观”“和谐世界”“正确义利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中国向周边国家释放和平诚意的睦邻承诺服务于改善周边环境的大局。立足睦邻外交的可信逻辑，本章总结和平承诺的可信度逻辑。基于“期望度”与“利益兼容感” 两个自变量，解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雪中送炭”援助如何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信任感。
第六章“安抚与威慑的双重信号平衡”。未来具有不确定性，而承诺的兑现却需要一个时间差，也称为“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问题。崛起承诺是“一个崛起国对于自己将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言行申明”，是对于未来意图的当下表达。但是威慑可能降低安抚导向和平的效果，因而决策者通常需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一国发出威慑信号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而发出安抚信号又可能被对手视为软弱的表现。研究发现，当安抚与强制信号水平一致时，恩威皆高的组合比恩威皆低更能调动邻国积极性，产生积极外交关系。当安抚与强制失衡时，威多恩寡的信号传递会抑制对方信任，相对于恩多威寡的情形，对方会采取更多对冲策略。
第七章“‘面对面外交’的廉价信号可信度”。与昂贵成本信号逻辑不同，“面对面外交”的廉价信号塑造了领导人之间的可信度感知。面对面外交是领导人“身体在场”的最直接沟通方式，嵌入在互动关系网络中的领导人，基于细微印象，综合对比“标志”与信号、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的匹配性，用关系性思维识别廉价信号的可信度。借鉴社会互动理论，在持续的面对面互动中，双向共享的“情感能量”与互惠反馈的“关系契约”作为中介变量，促进了领导人对廉价信号的可信度感知。案例研究表明，1961年赫鲁晓夫—肯尼迪维也纳峰会与1985年戈尔巴乔夫—里根日内瓦峰会尽管初始条件类似，但互动导致的“情感能量”与“关系契约”不同，导致领导人产生不同的可信度归因。
第八章“情绪表达与国际政治信号传递”。不同情绪类型可以塑造不同互动氛围，愤怒与恐惧情绪表达强制性情感，容易导致会谈僵局；厌恶与疏离情绪产生情感束缚，可能在关系失衡中陷入战略欺骗；而信任与希望情绪塑造情感共鸣，实现外交关系的重大和解与转变。在1938年慕尼黑峰会外交上，张伯伦的愿望性思维与希特勒的厌恶与疏离情绪相互交织，最终陷入战略欺骗的圈套，代价惨痛。1955年美苏首脑日内瓦峰会则因赫鲁晓夫的愤怒表演与西方国家的恐惧情绪而失败，强化敌意螺旋。在1985年前后的日内瓦峰会与雷克雅未克峰会上，美苏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共鸣与关系连带成功克服利益分歧，最终助推冷战和平终结。
第九章“结论”。促进多元范式的对话与整合，建立动态的关系性国际政治信号模型，有助于还原丰富多元的外交实践。面向未来，信号研究的三大新议题值得深挖：其一，信号欺骗与操纵的逻辑，目前学界尚未有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如何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思路，建构国际政治的信号欺骗理论则是未来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其二，在最新神经科学技术的支持下，镜像神经元研究发现面对面外交中的心理共情、情绪传染与感知同步特征，使领导人可以更有效地捕捉廉价信号，促进彼此意图理解。其三，国际政治的非理性承诺升级，反映出政治信号的复杂反馈效应。可信承诺嵌入在持续的信号互动进程之中，如何建构关系性的承诺升级与降级理论，则是信号理论创新的另一个新方向。
[1] Christer Jonsson and Karin Aggestam，“Trends in Diplomatic Signalling”，in Jan Melissen ed.， Innov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9，p.152.
[2] Andrew 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7，No.1，1997，p.117.
[3] 外交信号理论的早期研究请参见：Thomas C.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Thomas C.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 The Art of Diplomatic Signaling ，New York：Longman，1987。
[4] Robert F.Trager，“Diplomatic Signaling among Multiple Stat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7，No.3，2015，pp.635-647.
[5] Susanne Lohmann，“A Signaling Model of Informative and Manipulative Political Ac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No.2，1993，p.319.
[6] Inés Macho-Stadler，J.David Pérez-Castrillo，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 Incentives and Contracts （ 2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88.
[7] Diego Gambetta， Codes of the Underworld ： How Criminals Communicat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82.
[8] Cuthbert L.Scott，“Interpersonal Trust：A Comparison of Attitudi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Human Relations ，Vol.33，No.11，1980，pp.805-812.
[9] 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参见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Deborah Welch Larson，“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8，No.3，1997，pp.701-734。
[10] George A.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4，No.3，1970，pp.488-500.
[11] 参见Deborah W.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 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2] Charles L.Glaser，“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44，No.4，1992，pp.497-538；Ken Booth and Nicholas Wheeler， The Security Dilemma ： Fear，Cooperation，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9-28；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Chapters 2-3.
[13] Charles A.Osgood， An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 ，Urbana，IL：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2，pp.85-86.
[14] 参见Keren Yarhi-Milo， Knowing The Adversary ： Leaders，Intelligence，and Assessment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
[15] Ivan Savic and Zachary C.Shirkey eds.， Uncertainty，Threa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 ，Oxon：Routledge，2017，pp.2-5.
[16] David M.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Security Studies ，Vol.12，No.1，2002，pp.1-40；Andrew Kydd，“Trust，Reassurance，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No.2，2000，pp.325-357；Seth Weinberger，“Institutional Signal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12，No.4，2003，pp.80-115.
[17]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1，No.2，2005，pp.235-265；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Statues Seekers：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4，No.4，2010，pp.63-95.
[18] 例如，有研究指出美国之所以愿意与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签订《中导条约》，而不是在更早的70年代，部分是因为里根时期的美国已经确信苏联实力衰落，面对一个实力衰退的对手与之签订协议则更可信。因为实力对比变化是明确的，美国通过签订一个清晰的协议，就可以约束苏联的意图（尽管这时苏联的意图依然是不确定的）。具体参见Martin Klimke，Reinhild Kreis and Christian F.Ostermann， Trust，but Verify ：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Order，1969-1991，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9] James 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No.3，1995，pp.379-414；Robert Powell，“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No.1，2006，pp.129-203；Kai Quek，“Rationalist Experiments on War”，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5，No.1，2017，pp.123-142.
[20] Evan Braden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1，No.2，2006，p.162.
[21] Alan Grafen，“Biological Signals as Handicap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144，No.4，1990，pp.517-546；Steven Ross，“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 Signaling Structur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No.1，1977，pp.23-40.
[22] Rufus Johnstone，“The Evolution of Animal Signals”，in John Krebs and Nicholas Davies eds.， Behavioural Ecology ：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UK：Blackwell，1997，pp.155-178；Amotz Zahavi，“Mate Selection：A Selection for a Handicap”，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53，No.1，1975，pp.205-214；Amotz Zahavi，“Cost of Honesty （Further Remarks on Handicap Principl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67，No.3，1977，pp.603-605；Amotz Zahavi and Avishag Zahavi， The Handicap Principle ： A Missing Piece of Darwin's Puzzle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25.
[23] Lee Cronk，“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Morality and the Manipulative Use of Signals”， Zygon ：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Vol.29，No.1，1994，pp.81-101；William Irons，“Religion as a Hard-to-Fake Sign of Commitment”，in Randolph Nesse ed.， Evolution and the Capacity for Commitment ，New York：Russell Sage，2001，pp.292-309；Richard Sosis，“Why Aren't We All Hutterites？Costly Signaling Theory and Religion”， Human Nature ，Vol.14，No.1，2003，pp.91-127；Richard Sosis and Eric Bressler，“Cooperation and Commune Longevity：A Test of the Costly Signaling Theory of Relig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Vol.37，No.2，2003，pp.211-239.
[24] James 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No.1，1997，pp.68-90；James 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s，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77-114；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No.2，1978，pp.167-214；Jeremy Weinstein，“Resources and the Information Problem in Rebel Recruit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9，No.4，2005，pp.598-624.
[25] Brian Connelly，S.Trevis Certo，R.Duane Ireland and Christopher Reutzel，“Signaling Theory：A Re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37，No.1，2011，pp.39-67.
[26] 参见Diego Gambetta， Codes of the Underworld ： How Criminals Communicat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Diego Gambetta and Heather Hamill， Streetwise ： How Taxi Drivers Establish Their Customers '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5；Heather Hamill， The Hoods ：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West Belfas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27] 参见Michael Spence，Market Signalling：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Job Markets and Related Phenomena，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72；Michael Spence，“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s，Vol.87，No.3，1973，pp.355-374；Michael Spence，“Signaling in Retrospect and the Informational Structure of Marke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3，2002，pp.434-459。
[28] Joel Sobel and Ichiro Takahashi，“A Multi-Stage Model of Bargain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50，No.3，1983，pp.411-426.
[29] James P.Higham，“How Does Honest Costly Signaling Work？” Behavioral Ecology ，Vol.25，No.1，2014，pp.8-11.
[30] Szabolcs Számadó，“The Rise and Fall of Handicap Principle：A Commentary on The ‘Modelling and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Handicap Principle’”， Biology & Philosophy ，Vol.27，No.2，2011，pp.677-696.
[31] James D.Morrow，“The Strategic Setting of Choices：Signaling，Commitment，and Negoti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p.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