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藏化的回人，还是回化的蒙藏人？

（一）“驼毛番子”、托茂达子与托茂回回

“托茂”本寂寂无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参与河湟事变，以“驼毛”之名出现在陕甘总督陶模的奏折中：“臣查湟回自月初水峡出窜，共七八万人，皆刘四伏兄弟领亡，刘三专注念经，刘四伏最强，主战争，马吉等助之。在青海会合驼毛茶根二千余人。” ^[4] 这条史料说明，有个名叫“茶根”的首领，率领数目不少的“驼毛”参加了“湟回”的行动。在平定出窜湟回、青海茶根等后，陶模及继任新疆巡抚的饶应祺等向上汇报说，刘四伏是西宁苏家堡人，马吉是西宁上五庄人，“驼毛茶根即格尔及西海蒙古人”。另从饶应祺等言“驼毛番子茶根” ^[5] 之语看，当时的新疆官员视“驼毛”为蒙藏人群，或“驼毛”相较于“湟回”表现出较大的蒙藏文化属性。

陶模之子陶保廉，在陶模被任命为新疆巡抚后，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父出关入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陶模升任陕甘总督，他又由新疆随侍入关，往返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写下了《辛卯侍行记》这一西北史地学要著。该书对当时西北地区民族、宗教、人口、地理、交通、环境等有详细的记载和考证，也关注了托茂人的情况。《辛卯侍行记》卷4载：“自永安营而西四五十里土坡，青海右翼盟长墨尔根郡王棍布拉布坦所部牧此。墨尔根者，盖明季海虏麦力干之部，询其姓氏世系，多不自知。为贫所迫，间或踰闲。如顺治初，甘州逆回米喇印之余党窜匿于彼，其后名驮毛达子，实叛回之种也。” ^[6] 陶氏在解释青海海西的科尔录古淖尔时说：“青海贝勒左翼盟长住牧，或作阔尔勒。有驼毛达子，本河西回回也。百年前因犯法逃入青海，变回为蒙矣。其地正西曰小柴达木、大柴达木。稍西南曰中柴达木、南柴达木。” ^[7]

陶保廉行文至哈密时注意到陕甘“回”与新疆“回”有较大的不同，并探讨了“回”的几个族群分类：“回鹘、畏兀儿、回回混无区别，只分两类：天山以南各城土著曰缠头回（杂有匈奴、回鹘、西羌、畏兀儿、大食、回回及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诸种），入陕、甘各省者曰汉装回（大半回鹘之后，杂有匈奴、氐、羌诸种）。陕甘人因其语言、衣服皆与我同，呼曰汉回，亦称小教。间有逃回入汉者，彼族谓之反教。有改从青海蒙古者，谓驮毛达子。” ^[8]

陶保廉关于“驮毛”（驼毛）的表述，牵扯到三个群体的分类认知。一是“回回”，当时乃“教民”的代称，陶氏看到“回回”内部的差异性，他将西北之回主要分为“缠头回”和“汉装回”或“汉回”两类，认为“驮毛”属于“回回”群体，是陕甘“汉回”。第二个族群是“汉”或汉人，不多解释，这里所言“汉回”在语言、服饰上与“汉”相同，或因宗教不同，而称“小教”。第三个族群是“达子”，“达子”是元代以后尤其明清史料中主要对蒙古人的歧视性称谓。这三个群体虽然族性明显，但是族群边界动态，有“逃回入汉”，有“改从蒙古”者。

此后，文献鲜有“驼毛达子”的记载，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开发西北和抗战救国的需要，一批学者官员亲赴西北边疆考察，大都关注了青海的民族情况，“托茂”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现象，引起了考察者的兴趣。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8年《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演讲中说：“临夏东乡人全是蒙古人，但都信仰回教，青海保安土人及托毛蒙古人也多信仰回教。” ^[9] 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顾颉刚又言：“在中国境内似乎只有缠回和汉回两种，可是河州大东乡的蒙民虽依旧说蒙话，却全信了回教；青海辉南旗的蒙民也全信了回教。” ^[10]

顾先生无意于追问“托毛”何意，而是将其视为缠回、汉回之外的蒙古人信仰回教者。这与民国时期其他关注者的认识基本一致。总体而言，考察者们认为托茂乃青海汉回、撒拉回之外的第三种回教群体，即蒙藏回。譬如，1931年韩宝善在介绍青海回族状况时说：“回族中又分汉回、撒拉、讬毛三种：汉回与藏人杂处，语言文字，除经文外，皆与汉人无异。……撒拉多居于循化东南一带，虽同一回教，而风尚语言，则与汉回甚殊。……讬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 ^[11] 1936年庄泽宣在《西北视察记》一书中说：“青海人民除汉人外，有回、蒙、藏及土民。回民分汉回、撒拉回及蒙藏回。” ^[12]

（二）蒙藏化，抑或回化

托茂是由回人而蒙藏化的，还是蒙藏人信仰回教的？就此问题西北考察者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托茂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另一种观点认为托茂乃藏蒙化的回人。

托茂为蒙藏人民之回教徒的观点以魏崇阳等为代表。魏崇阳在《西北巡礼》一文中言：“青海境内回教民族，又可分为三种，最有力量者为汉回，人数较众，共约十数万，语言、文字（除经典外）、衣服、住居均与汉人无异，唯不食猪肉，不饮酒、不吸烟为其特征，亦其优点也。汉回多从事商业，务农者较少……另一种曰撒拉回，为自中央亚细亚来者。现聚居循化县一带，以务农为业，人口约数万。其语言文字及一切习惯与汉人迥殊，即与汉回亦有大有差别……此外尚有一种名驼毛达子，为蒙藏人而同奉回教者。” ^[13] 孙瀚文在《青海民族概观》一文中言：“讬毛回回为蒙人及藏人之信奉回教者，原非回族，因风习宗教之接近，相沿日久，已失其蒙藏民族之特征，而为回族同化矣。” ^[14]

托茂乃蒙藏化回人的观点，主要见于黎小苏等。黎小苏在《青海之民族状况》中说：“驼毛达子为蒙番人民之奉回教者，有谓原为河西回人，乃百年前因犯罪而逃入青海，遂由回人而成蒙番人，虽用番语衣饰，而仍奉回教。另有河州东乡族，相传为元时蒙古宗室之遗裔，亦信奉回教，语言与蒙古人同，现多居于循化及甘肃临夏一带。他如同仁县属保安之梧桐土人，则奉回教而用西番语言。尚有化隆县属水地川一带之外五工撒拉族，散居其地，乃奉回教而操西番语者也。” ^[15]

马鹤天在《青海之民族》中说：“（青海回民）信仰之宗教虽同，而族系可分数种：（1）汉回：俗称小教，与汉人杂居，言文衣饰，均与汉人同，当为回人之汉化者，亦有汉人而信回教者……（2）撒拉回：为中亚撒马尔罕突厥之后，于元明时代，徙至黄河上游循化东南一带，至今仍保存其方言……除上述汉回及撒拉回外，还有一种似为蒙人或藏人信奉回教者，或谓原为河西回人，于百年前因犯罪而逃入青海，遂由回人而变为蒙藏人，虽用藏语衣饰，而仍奉回教，俗称‘驼毛达子’。他如同仁县属保安之吴屯人，则奉回教而用藏语。” ^[16]

高良佐在《西北随轺记》一书中亦言：“其族大抵可分为汉回、撒拉、托毛三种。汉回与汉人杂处，语言文字除经典外，皆与汉人无异。……撒拉多居于循化东南一带，虽同一回教，而风尚语言，则与汉回甚殊，强悍好斗。……托毛者即蒙、藏人民之回教徒也，一部居循化县境，其言语服饰饮食居住均蒙古化；一部居同仁县之一隅，则生活为藏式，盖为蒙、藏化之回人也”。 ^[17]

民国时期的西北考察者的记载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注意到了托茂现象，但并没有做深入调查，一些表述还存在地理等方面的知识错误；二是他们能注意到托茂或蒙藏回这一现象，说明托茂人在民国青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被视为蒙藏回的代表，人数规模较大的藏回，也被纳入托茂群体的表述内；三是他们都将托茂视为是汉回、撒拉回之外的第三种回教群体，并突出了其蒙藏民族文化的特质，强调其在生产方式、宗教习性、服饰、语言等方面的独特性；四是关于托茂人是信仰回教的蒙藏人，还是蒙藏化的回回人，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他们的考察报道人有不同观点 ^[18] 。

其中，托茂乃蒙藏化的回回人之观点，显然受《辛卯侍行记》等历史文献影响较大。追溯来看，《辛卯侍行记》中关于河西回回或肃州叛回投奔青海蒙古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康熙年间的文献《秦边纪略》。陶保廉将清末的“驼毛”追溯到清初的河西回回，一方面体现历史文献方面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符合湟回或青海叛回源于河西叛回的刻板印象。

《秦边纪略》这部西北舆地要籍中多处提及了清初河西回回等逃亡青海蒙古部落的历史及地点。其一是北川营白塔儿。《秦边纪略·西宁边堡》：“北川营，亦总堡名。东逾马圈，西接剌锞，北有东西暗门，暗门之外白塔儿。回之叛亡而附西夷者，及汉人之亡命，咸萃渊薮焉。” ^[19] “顺治戊子，逃亡于此汉人及回，筑高堡、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凡牛、种皆麦力干所给，而岁纳添巴，若种屯田法也。其地横亘百数十里，村堡相望，中有白塔，因谓之白塔儿。” ^[20] 《秦边纪略·西宁近边》：“白塔儿在西宁西北九十里，北川口西西二十里。地有塔，蜃灰垩之，故谓白塔儿。”“其地之汉人，则西宁之亡命；回回，则顺治八年之叛党，各仍其俗。” ^[21]

其二是三角城。《秦边纪略·凉州近疆》：“三角城，在凉州之南，庄浪之西，西宁之北也，其城负山，山险不可升，环其三面，垒土石为之，故曰三角。其城女墙、雉碟、敌楼、飞甍一如内地。其中土屋，其外平川，旷者如阡陌，卑者如坻池，可耕可牧之地也。有明，置此城以处黑番，城外驼山寺，则番僧国师居之。自亦卜剌乱，黑番遁而城空，今之居者则甘、凉之叛回，新附西夷者也。”“明正德间，海夷内犯甘、凉，每取道于此，而黑番远窜，土地荒芜矣。顺治八年，甘、凉叛回既败，其余党四百余人降于麦力干，使居三角城，为其部落。” ^[22]

其三是古佛寺、巴丝（系）墩川。《秦边纪略·甘州南边》：“古佛寺在巴丝墩川，在西水关之南七十里。戊子，回回丁国栋反于凉州，米剌印反于甘州。及讨平之，其余党逃散于四方，或归西域，或为夷部，在古佛寺者其一也。巴丝墩之夷，曰滚卜台吉，今叛回为其部落，所谓为虎附翼也。” ^[23] 《秦边纪略·甘州南边近疆》：“巴系墩川，在甘之南，西水关外。明初，设墩，以通西宁四卫声息。川有古佛寺，昔以居番僧，今鼠穴豕伏。墩四角倾圮，而遗迹不尽澌灭。饮马川者，非我族类，火攻擅长者，则叛回也……顺治八年，叛回余党数百善鸟枪者，逃出降于滚卜，滚卜亲率诸回住牧于巴系墩川。其部落多游牧于大草滩之地焉。” ^[24] 《秦边纪略·边疆西夷传》：“初，河西诸回回叛。乃败，刀尔吉诱致三百余人，皆善火器。怀阿尔赖曰：‘是善火器者，不可分为奴，使教部落有大用。此天与我也’。……滚卜部落一千人，回回三百，住巴丝墩川。刀尔吉部落五百人，住白石崖口外。” ^[25]

不难看出，清顺治朝时，确有相当数量的河西回回逃亡青海蒙古，并被多个蒙古酋长收留，分散在西宁近边、甘州近边、凉州近边等地，或从事农业，或从事牧业，或因擅长火器鸟枪而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