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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文化问题的凸显，费孝通先生在第六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作了题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演讲，抛出了这样一个忧虑而令人思考的话题：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底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如鄂伦春族，政府的确在尽力扶持这个民族，他们吃住都没有问题，孩子上学也不要钱，但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社区，没有达到自力更生的状态。我们主张民族平等、共同富裕。当然由于自然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还可能会造成一些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谋求职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适应。因此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问题，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十多个，他们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在社会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 [55]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家对经济快速发展下的少数族群的文化生存的忧虑情绪便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1960年，查尔斯·休斯对白令海峡的圣劳伦斯岛上的甘贝尔人社区作了调查研究，后来以“崩溃的部落”为名，对他的研究作了结论。休斯说，“整个爱斯基摩人的群体或社区已经与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相联系”，“过去的时光一去不再”。休斯认为，大陆的西方文化对这个岛屿的影响以及岛民的文化对于大陆的影响，这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运动，把土著撕成碎片。在休斯看来，移民到大陆上的干贝尔村民已不再是爱斯基摩人，不再是保有一种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了 [56] 。在爱斯基摩人经济文化大陆化的情形下，休斯有一种厄运将至的感觉。
鉴于查尔斯·休斯等人类学界对现代性之普遍的悲观和忧虑情绪，1996年，马歇尔·萨林斯在《何为人类学启蒙》中以“土著文化的振作”“现代性的本土化”“中心与边陲的颠倒”“文化不再消失”等为名，作了积极回应和乐观判断。他指出，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地方社会，确实依据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来组织世界体系。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土著社会是“崩溃的部落”不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土著社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文化“复兴”。他说，这不是失望，而恰是一种迈向现代性的行动。在这样的行动所提供的保障性指导下，土著人将能够变西方人的好东西为他们自身生存发展的好东西 [57] 。
在“地球村落化”的今天，随着现代科技和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随着电视、网络、微博、微信等电子媒介和通讯方式的出现，地球上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地球宛若茫茫宇宙中一个“村落”，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边陲的地方也无不裹挟进全球化。虽然我们对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这并不隐没我们对现状的反思、历史的追寻和问题的思考。我们选择“托茂人”——青藏高原的一个特殊边缘群体为调查研究对象，旨在思考文化、经济、现代性、全球化等课题。
“托茂人”，历史上隶属于蒙古部落，逐水草而居、穿蒙藏服饰、说蒙古语言、食草原食物，与主体蒙古信奉藏传佛教不同，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有“蒙古回回”的俗称。当今，人口只有1800多人的他们分散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祁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博湖县、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地，他们的经济、语言、服饰、饮食、认同等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
托茂人这样一个在时间、空间等处于边缘的群体，因其历史文化、经济生产及族群认同等特殊气质，可以成为观察和理解边陲与中心、现代性与全球化、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等课题的极佳切入点。边缘是一个社会事实，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还可以是一个研究的方法。沟口雄三曾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路径，将中国作为研究方法，更好地研究中国和世界 [58] ，这与人类学及边缘的研究理念非常契合。如何以边缘为方法，深描边缘，阐释边缘，探寻理解全球化中少数人群的文化、经济、认同及现代性等，是本书的主旨。
研究边缘或边缘研究，有何意义。从学科史来说，自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后，学者们就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于学科建设和现实研究，希望通过此西洋学科之方法与理论来认知和理解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此间虽取得了令社会科学界瞩目的成就，但迄今为止人类学本土化仍是一个未竟的命题。毋庸讳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人类学界将不少精力放在对欧美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模仿上，对中国社会和族群的研究也亦步亦趋于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这样的研究和取向可能忽略了一个预设前提——西方研究中国主要是将中国视为“他者”来进行的。“他者”的视角和相关研究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基础，然而国内人类学研究关于我们的“他者”是谁还未达成共识，不过费孝通、林耀华等先驱已做过探索，王铭铭也提出了“三圈说”，以及海外民族志的倡导与实践等等都在作出努力。值得注意的是王明珂将参照系由“西方”转向了自我“边缘” [59] 。当他开创强调的“边缘研究”，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以较大震撼后，在对此有褒也有贬的回应评论中，我们发现“边缘”这个概念在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文化中却是那么的深沉与厚重。
虽然，从相对性出发可以将“边缘”视为一种想象和建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它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事实存在，即它在我们的话语表述中时现时隐。与“他者”相比，“边缘”更像一个地理或地理学的概念，虽然“他者”也有空间和地理成分。在人类学早期，学者们乐此不疲地流连于“自身之谜”和“远方文化”之间，希冀在走向田野中的“他者”时发现久违的自我。当“他者”戴上浪漫的光环并成为学科的核心关键词，我们可能会忽略它潜在预设的“简单社会”和“原始的人”，进而忽略“他者”的人文地理空间。天然地，我们会产生这样的幻觉，人类学自产生和强调“他者”起，“边缘”好似与之无缘、与“他者”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梳理学科知识谱系之后，我们可能会改变这样的看法，因为“他者”本质上都是“边缘”的，而且，我们将会看到，“边缘”在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中传统深厚且意义重大。
“边缘”有着多维度的意指和所指，任何单向度的理解都可能会误导我们对它的认知和阐释，故我们在知识溯源时有必要保持这份警醒。1891年，德国地理学和民族学家拉策尔（F.Ratzel）在《人类地理学》（anthropolo-Geogrphie）初用“marginal area”（边缘区）和“marginal cultrure”（边缘文化）概念，意指“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域”和“文化交界之间的文化”，后经伯克特-史密斯（Birket-smith）、库伯（Cooper）等阐释，“边缘区”“边缘文化”等概念在美国历史学派应用中得到某种延伸 [60] 。而“边缘”视角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工具则到了20世纪后半期，此间出生于芝加哥犹太人家庭的马歇尔·萨林斯，由于其被排斥于美国主体社会之外的种族背景和“边缘人”身份，促使他选择了人类学，并对非西方产生兴趣，希望借助世界性的边缘文化研究，获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这也构成了这位人类学大师研究的主要特征：通过边缘来理解中心的缺失 [61] 。
在中国，“边缘”或“中心/边陲”认知体系可上溯到发起于东周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意指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种族和国家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的皇朝是天朝，中国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由此认知创导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以及“天下”观念的隐喻，建构了“中国之中的中国”和“中国之外的中国”的“中心”和“边陲”的对应体系。这一体系有很长的历史延续性，对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学术研究中也印痕深深。另外，古人贯以“殊方”称呼边远偏僻之地，且常与“异类”并举；地域既然已不同，自然非我族类 [62] 。当然，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也应对此予以警惕和批判。一直以来，人类学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周边地域、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往往从儒教、华夏等中原或中心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然而由于“从周边看中心”视角的缺失，往往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63] 。
回顾学术史，中国人类学是有观察“边缘”、研究“边陲”的传统的。20世纪40年代在人类学/民族学的引领下，中国学术界曾有兴起一个“边政学”“边疆研究”的显学；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擎起旗帜致力于的“边区”研究，竟延续到第二个千禧之年；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而成的“边疆学”在2000年后日益成熟。吴文藻发表于1942年的《边政学发凡》被学界视为边政学的奠基之作。吴文藻先生认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本为逊清末期倡行的学问。“九一八”以来，“中国之边疆学”复兴。这种固有学，受过科学洗礼，予以发展机会，则其收获在边疆政治上自有特殊的价值 [64] 。
“边政学”兴盛于1942—1948年，在救国救民、开发边区的情怀下吴文藻、吴泽霖、马长寿、李安宅、江应梁、凌纯声、顾颉刚等学者纷纷参与其中都留下了相关文著，到1948年杨希枚在《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一文总结边政学与人类学关系时声称：“今日要谈边政，首先要认识并了解边民文化。而要求认识并了解边民文化，必须发展人类学，特别是应用人类学” [65] 。正因为此，其他学科的学人在回顾20世纪40年代的边疆研究学术史时不得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引领边政学的时代 [66] 。而20世纪40年代的边政学毋庸置疑是当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显学”之一。
当20世纪50年代被作为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缔的社会学、人类学于20世纪80年代恢复后，费孝通接过边政、边疆研究的接力棒，致力于边区研究，在1987至1990年四年间先后写了四本相关著作（《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边区开发四题》，1987；《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1990；《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1990） [67] 其实，早在1979年费孝通便提出“边区开发”研究的思路，1984年，费先生在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决定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从此，费先生开始从内蒙古西走宁夏和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的山区，不断深入边区开发研究。其后，他的学生和接班人秉承学术脉络，编著了《边区开发论著》《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 [68]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 [69]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 [70] 等书作。
与此同时，学术生涯于中国台湾和日本的王崧兴则主张进行“中国研究的中心和周边”研究。王先生在汉族社会与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在学术后期他积极创导“从周边看汉族社会和文化”，但王先生后期身体孱弱多病，1995年因病去世，因而未能在具体、实证的民族志层次上将此倡导和方法视角予以检验。所幸，其同仁黄应贵、叶春荣在我国台湾主编了《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 [71] ，末成道男教授在日本主编、出版了《中心和周边：人类学的田野视角》，对他的研究理念和遗志进行了阐释与发扬。
在王崧兴的“从周边看中心”方法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明珂将边缘的研究予以光大，并从“边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丰富了王崧兴的早期定义。2016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组织出版了《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一书，编者声称：“倘若我们不再像古人那般，以‘中心’自居，视八方为蛮夷，而是积极地转换视角，深入、多面地了解周边地区、民族的语言、风俗与文化，或许会发现：他们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陌生而难以理解。” [72] 在这样的理念下，《殊方未远》组发数篇相关文章，力图从“中心”之外的视角认知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
综而观之，在萨林斯那里，“边缘”是作为反思“中心”的工具而存在的，突出于“边缘”的意义；在吴文藻等学者那里，研究“边缘”和“边民”，可显“边政”的价值；在费孝通等学者那里，关注边区之“边缘”，旨在“富民”的实践；在王崧兴那里，“边缘”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心”而存在的，突出于“边缘”的视角；而到了王明珂那里，他在突出“边缘”的意义和视角的同时，在历史的动态和文本的交互分析中指出“边缘”与“中心”共同建构的特点，并体现出“边缘”与“中心”的互为主体性，到了《殊方未远》等“边疆学”著作，则试图将“边缘”视角引入历史，进而认知古代中国及其疆域和民族。
那么，何谓边缘呢。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边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虽然王明珂一再强调：边缘，乃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 [73] 。并开创了“边缘研究”（border study）风潮，但这个概念在他的研究应用中是含混的。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他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边缘研究：犹如画圆，只要把边界画好，核心无论是否涂鸦，这个圆就形成了 [74] 。之后在《瓦寺土司的祖源》中给出了如是界定：“边缘有如文化研究者所称的‘边界’（border）及‘边界地带’（borderland），但含意更广泛。它或指地理空间的边缘，或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边缘，或指族群与民族认同的边缘，或指重大政治社会变迁的时间边缘。” [75]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王明珂亦常用boundary（边界）、frontier（边疆）来指称边缘。
“边缘”表述的含混性，与其概念的相对、多维和灵活性相辅相成，可以肯定地说，“边缘”本是一个多维的存在，一维的界定只会压制其内涵和外延的弹性。虽然，“margin”（边缘）一词在西方人类学初创时主要用以地理分布为基础的文化史（culture-history）的研究，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远远超出了这一维度。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国内学术界，仅“边疆”（frontier）一词，就给了出多维度的认知，比如吴文藻认为“边疆”一词有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 [76] 。而李安宅当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 [77] 。而今，在族群研究中颇受青睐的“border”（边界），同样可出现在地理边界和认同边界的表述中。
质言之，边缘可以从抽象的时间、空间去关照，也可以从具体的视角来区分。从地理上看，边缘是边疆、边陲的，非中心的，过度边际的；从文化上看，边缘是非主流的，少数的；从政治上看，边缘是弱势的、劣势的、科层制不甚健全的；从经济上看，边缘是滞后的、不发达的；等等。在研究方法上，边缘可以被视作他者，但不仅于此，边缘还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走进边缘、认识边缘、立身边缘反景入深林，可以让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社会、文化、经济、身份认同。殊方未远，以边缘为方法，不仅为了认识边缘，也是为了认识中心还是为了认识我们，认识人类。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曾说：“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很难达到目的。” [78] 为了立体的展现托茂人的历史、文化、经济，我们将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边缘、全球化、现代性的视角外，我们还提倡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并举，既注重现状研究，也不忽视历史研究。“今天”在历史上被不断演义，今天也将终成为历史。众所周知，文化和文化适应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容的。这样就要求我们，应从历史的、经验的、发展的观点分析研究不同的社会事实。
就托茂人而言，本书要追寻的问题是：托茂人从何而来、经历怎样的族群演进历史，他们与牧区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生产有着怎样的联系，在现代性的背景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身份认同，托茂人的未来走向如何。是故，本书将考证托茂人的族源，研究托茂人的生计方式及其在现代经济下的商业、消费和娱乐，探究托茂人姓氏和语言的现代变迁，论述托茂人定居和城镇化过程，关注托茂人的生育与葬礼、婚姻与家庭、身份认同与民族融合等。本书的研究目的是以青海牧区和在其中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的托茂人为论述重点，展现边远牧区和边缘社群涉入全球化的过程，以及面对现代性时的文化调适和认同窘境，呈现身处边缘、人口较少的群体所面临的文化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同时通过托茂人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文化特征的草原人群，展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讲述中华民族和合共生的草原故事。
[1] 周希武：《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2] 无独有偶，2004年11月在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的另外一处亦名“野牛沟”的地方，发生了同样的事件。新华社记者文：“居住在昆仑山野牛沟的藏族牧民前进和他的邻居们最近遭到了野牦牛的侵袭，成群结队的发情野牦牛冲进草场，把他们的家养牦牛团团包围起来，致使主人无法接近，200多只家养母牦牛被野牦牛‘挟持’为‘妻’”。见王帆、王圣志《发情野牦牛频频强掳家牦牛为“妻”》，《新华每日电讯》2004-11-19。
[3]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刘满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4]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刘满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5] （清）梁份：《秦边纪略》，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6] 马生林、刘继军：《神秘的黑河大峡谷》，《祁连文史》（第二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7] 本书中的“青海”，包括“青海”与“青海省”两个维度。“青海”与“青海省”之不同，按历史传统，“青海”指青海湖一带，“青海省”主要指1929年建省后的行政区。所言青海蒙古，也即可可淖尔蒙古。在不同的语境中，“青海”所指不同。
[8] 周希武：《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9] 周希武：《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0] 郑业启：《湟中纪行·序》，周希武：《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11]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2]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3] 竟凡：《青海之政治区域》，《开发西北》1935年第1期。
[14] 韩宝善：《青海一瞥》，《新亚细亚》1931年第6期。
[15] 芈一之：《青海地名探源及其若干规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16] 张其昀：《青海省之山川人物》，《西陲宣化公署月刊》1936年第4—5期。
[17] 李式金：《西宁——青海的省会》，《旅行杂志》1945年第2期。
[18]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页。
[20] （唐）李延寿：《北史·吐谷浑》卷96，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85—3186页。
[21] 其实，在青海畜牧业史上，藏族部落占有很大比重，因为托茂人的缘故，我们的话题以蒙古族为主。
[22] 亦不剌，蒙古右翼永谢部（永邵卜，应绍部）太师，《蒙古源流》汉译为“伊吧哩”，有史料还作之为“亦孛来”，后文详述。
[23] 卜儿孩，《汉译蒙古黄金史》中作之为“布尔海”，他是蒙古野乜克也部首领亦思马因太师之子，亦不剌之后的青海蒙古部落首领，后文详述。
[24] 此处的历史叙述较简明概要，关于青海蒙古族的详细历史，可参见《青海蒙古族简史》《青海蒙古史料集》《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等书籍。
[25] 牧业部落的运行机制是：“部落首领控制着一定区域内草场的所有权，实行部落首领占有草场但集体统一使用的模式，牧人在部落首领的组织下迁徙游牧。部落首领通过占有牧场而占有牧户，并以赋税关系体现出来。”见刘明远《论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属性》，《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6] 王建民：《西部开发与多元文化传统保持》，《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27] 高丙中：《当代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转型》，《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28] 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塘乡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4年。
[29] 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30] 张德博：《我省牧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展望》，《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31] 洛桑：《试析青海省乡级政权体制的历史演变》，《攀登》2007年第2期。
[32] 王铭铭：《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66页。
[33] A.L.Kroeber，Clyde 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Definition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Vol.47，1952.
[34] Edward B.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Harper&Row，1958，p.1。
[3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53页。
[36] [美]马歇尔·萨赫林斯：《进化：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载于[美]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37]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8] [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张伯建、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9] 罗康隆：《民族经济活动的文化环境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0] [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4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页。
[42] 赵文龙：《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
[43]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页。
[44]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45]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46]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47] [英]冯·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编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2页。
[48] [美]道格拉斯·A.诺斯：《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120页。
[49]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
[50] [美]马歇尔·萨林斯：《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王筑生：《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51] [日]栗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王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52]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页。
[53] 罗康隆：《民族经济活动的文化环境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4]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55] 费孝通：《民族生存与发展——在中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开幕式的即兴讲演》，《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56]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9页。
[57]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9—141页。
[58]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59]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0] 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11—312页；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
[61] 王铭铭：《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见[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62] 葛兆光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页。
[63] 麻国庆：《作为方法的华南：中心和周边的时空交换》，《思想战线》2006年第4期。
[64]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5—6期。
[65] 杨希枚：《边疆行政与应用人类学》，《边政公论》1948年第3期。
[66] 王洪亮：《中国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67] 费孝通：《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费孝通：《边区开发四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费孝通：《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8] 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潘乃谷、马戎：《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9] 邱泽奇：《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0] 潘乃谷、马戎：《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71] 黄应贵、叶春荣：《从周边看汉人的社会与文化：王崧兴先生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997年。
[72] 葛兆光等：《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页。
[73]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
[7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3页。
[75] 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1期。
[76]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年第5—6期。
[77]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1942年第1期。
[78]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