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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托茂人在讲述自我身份时，费一番口舌也未必说清自己的群体归属。正如托茂老人韩占龙在政协祁连县委员会主持拍摄的文史资料《走进托茂人》中所言：“我们托茂人，以前（称）回族，我们不承认是回族，（称）蒙古族，我们又不承认是蒙古族。”“我们以前是托茂达子，现在也承认是托茂达子。”即使如此，倾听的人可能还会追问什么是“托茂达子”。身处现代性身份认同困境的托茂人，只好从经济生产方式、文化生活习俗等来阐述自己的群体特征，进而解释和讲解托茂人。那么文化、经济又是什么呢。
说起文化，人们耳熟能详并习以为常，但包括学者在内却难以界定。自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不少人类学、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等孜孜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达成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文中，梳理了从1871年英国学者泰勒提出文化概念到1951年有关文化定义的各种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80年的时间里，英、美等国文献中就有164个有关文化的不同定义 [33] 。
虽然英文“culture”一词，只是200多年前社会科学术语的创造，但是其作为一概念性的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和普及。根据词汇的能指与所指，各个民族在自己的语言里大都找出或创造了与之相对应的词汇，譬如中文中的“文化”。“文化”一词，在汉语语境中可最早追溯到战国时期，经学重典《周易·贲卦·篆辞》如是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871年，英国人类学鼻祖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作了解释，他因此也被称为第一个界定文化的现代学者，在他看来：文化或者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这样一个复合整体，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 [34] 。泰勒的这一自始至今仍受到学界青睐的文化定义，在内涵的丰富性和生成功用上与“以人文化成天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1920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化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 [35] 。这一概要式的文化阐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有较大影响，至今仍有学者引用之。1959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文化定义则与泰勒和梁漱溟的文化定义呈现出一定的呼应与接近。萨林斯说，毋庸置疑，文化是人类的适应方式 [36] 。而阐释人类学大师格尔茨受马克斯·韦伯启发从符号学出发，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37] 。显然，我们所列举和支持的文化概念，与人（人类）、生活、适应或者意义构建（编织）密切相关。
何为经济，不同的经济学家可以给出不同的界定和阐释。中文“经济”一词语源于日译西文（economy），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与“文化”（culture）都是舶来品。当然，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初的东晋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与“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经国济物”等相联系，有治国平天下之意。这与“文化”之“以化成天下”非常的相近。西方的“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思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古希腊经济学者色诺芬在他的专著也即世界第一本经济学专著——《经济论》中，就是通过“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来理解经济的 [38] 。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关“经济”的界定也是不同的。
那么，在文化的眼中，“经济”是何以可能的呢。社会人类学认为，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和组织因为具有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才有了经济。因为每一个人群的自然生存，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与服务周而复始的交换，在交换中形成了一定的结构。如果一个社会或人们共同体在物质与服务上尚未形成一种结构化的供给，那么它就无法存续。而这种结构化的供给，既不必在表面上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也无须举行什么庄严隆重的仪式，它体现为一种作为社会成员的深层意识“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的意识由习尚、道德、法律、传承、传说、神话等具体的文化因素所决定 [39] 。“在非市场社会里，经济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无法离析的东西嵌合在宗教、礼仪、神话等一切社会行为或系统中的。即使在市场社会，虽然看似不同，但经济的本质却并未改变” [40] 。
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们使用设备和知识是以便生存的 [41] 。对一个群体而言，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是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的，包括价值、信仰、行为规范、经济活动等在内的生活知识体系 [42] 。事实上，文化不仅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技术方式、社会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解释、规范和综合 [43] 。由此我们可以如是理解：经济体系总是嵌入在文化环境中，在文化的情境中，每个人都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型塑着人们的生计方式和经济生产。
野牛沟八一冰川下的托茂年轻人
文化对经济之重要影响作用，在法国经济人类学家弗朗索瓦·佩鲁的观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力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 [44] 美国历史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核心，无时无处不在施加着间接的权力影响 [45] 。当然，文化决定经济的观点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说：“如果说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我们应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来理解文化的作用。” [46]
然而，与文化对经济话题的热衷不同，经济学家通常对“文化”的兴趣较为淡薄，甚至有学者持有成见，认为文化只是代表着一切说不清楚的东西的混合，而经济学要着力研究的是那些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令人欣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以哈耶克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倾向并致力于经济的文化解释。
冯·哈耶克认为：“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47] 在他的理解中，这些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在不同的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这些先天性的规则最初在小群体中存在，当小群体为了融入更大的社会的时候，就必须代之以一些新规则，而较为复杂的结构乃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其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调适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
道格拉斯·诺斯则说：“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汇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的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文化。文化提供了一个基于语言的概念框架，破译、理解和表达来自大脑感官的信息。因此文化不仅扮演塑造正式规则的作用，而且也对于作为制度构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约起支持作用。” [48]
马克斯、韦伯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自1905年出版以来，之所以受到学界持久关注，是因为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新教伦理作为文化价值，支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力。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文化和文化适应作用于经济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文化本身是人类生命过程中提供解释系统，帮助我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49] 。而且，无论怎样时过境迁，怎样物换星移，人们总能为远在自己社区活动范围之外的人与物，在各自的文化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中，寻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50] 。栗本慎一郎认为，经济与文化的其他各要素如亲属关系、宗教信仰、道德法律、传统风俗等种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或者说他们是“嵌合”（embedded）在整个社会中。这不单是说人类社会生活中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体，也意味着在由血缘关系、宗教信仰、赠予礼仪等社会习尚所决定的人类行为中，隐含着财物的生产、分配等经济功能——尽管这些功能在表面上不为人们所意识到 [51] 。马歇尔·萨林斯则简明地声明，人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 [52] 。
事实上，人类的经济行动是在文化的网络中进行的，经济过程往往受到文化网络的牵制。实际的经济行为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下，是依赖在文化中的角色的形式进行组织的，因此这一过程中并不仅仅是非经济行动通过角色标准介入经济行动的组织，而是他们共同处于一个价值体系之中，在这一共同的价值系统中，行为者既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采取行动、作出决策，当然也不可能是文化规则的奴隶，变成文化的编码，而是在具体的动态的文化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使得该民族的文化与其经济活动总是处于相互协调和融为一体 [53] 。文化使人类能根据自身的有利条件来改变环境，以及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条件，在产生文化以前，人类只能通过生物进化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文化使人的适应过程加快了许多。文化本身成为人类环境中的一种力量，它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变得和环境一样重要，而且自身也处于动态进化过程中。在游牧—定居—小城镇—城市—国家—全球化经济这一发展历史中，文化贯穿其中。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对于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54] 本书的研究之所以将经济与文化联系起来看，是因为事实和实践也表明，文化观念不但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推动社会的消费需要，而且能调节和推动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
人是文化的人，人也是经济的人。文化烙印在人们衣食住行及其所使用的一切物质对象上，经济也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一切社会关系结构中。日常社会中人们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跟文化和经济紧密相关。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一生都会产生影响的观念和习俗，来塑造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质，这让区域内的长期共同生活的人们，在接触不同区域或文化共同体时，会产生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不断积累中，还会反过来不断强化群体的文化特性。另外，文化型塑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长期实践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又型塑人们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跟文化和经济息息相关，习俗、语言、宗教、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个人或群体的认同有着直接影响。
身处青藏高原的托茂人，其生计方式、经济行为、饮食偏好、服饰文化、风俗习惯等兼具蒙、回、藏、汉等民族特性。从族群性上，托茂人身处蒙回边缘，身份认同也在蒙回边缘徘徊。这种空间、时间、文化、族群等多维度意义上边缘群体，可为研究经济、文化、认同及牧区现代性的绝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