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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牛沟，这个因野牛而名的牧区，是世界上野牦牛的产地之一。历史上，野牛沟及与之毗邻的野马川曾有大量野牦牛繁衍生息，在人迹罕至的时候，它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1914年，考察西北边陲的官员记载了野牦牛庞大的体魄和强悍的精神：“自野牛沟起程……约行六七里，下坡，路左见同行军士所毙之野牛横卧雪中，大常牛两倍，盖中十余弹而后倒，尤踞地怒目以示人。” [1] 当地年长牧民说，20世纪50年代，此地还可以经常见到成群的野牦牛活动，尤其到了配种的季节，野牦牛会窜入牧民家养的牦牛群中发情交配 [2] 。还有牧民绘声绘色地回忆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规模枪火狩猎野牦牛的震撼场面。托茂老人马世忠还记得，1961年遭遇自然灾害时，年轻的他和饥饿的同伴追猎一头野牦牛的事，他们看见野牦牛牛角顶着一具干尸，即便骇然，亦穷追不舍。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野牛沟的人类越来越多，野牦牛、野马（野驴）等越来越少，如今已难觅踪迹。
祁连山下的这块散发着野性气息的高原牧区，自古水草丰美。清末文人陶保廉如是云：“张掖、酒泉二郡之南山曰祁连，又南有山曰八宝，亘若重垣，中劈一径。直张掖南者，曰野马川，长数百里。直酒泉南者，曰野牛沟，亦长数百里。雪峰相衔，缘涧成蹊，故以水名。” [3] 此中的“水”指的是“黑河”。关于野牛沟，陶保廉又云：“谷中平川，南北宽数里，水草皆足。” [4] 关于野马川，清初地理名家梁份说：“野马川，在甘州东南，扁都口之南也。有明时，张掖、青海相往来，内若王师，外若海夷，咸出入扁都口，而止宿于野马川。盖山口之路宽平，而山中之水草丰茂也。” [5]
野牛沟周围雪山遍布，是黑河的发源地，其所属的黑河大峡谷，为世界三大峡谷之一。方志文史资料显示黑河峡谷内冰川广布，海拔4200米以上，有冰川800余处，分布面积340.39平方千米，冰川储量11.51亿立方米，全年冰容量2.38亿立方米，冰补给比例为13.2% [6] 。在祁连山深处，承长空之甘露，融冰川之清水，汇地下之潜流，成黑河之源头。黑河，全长866千米，乃中国第二大内陆河，从野牛沟开始经河西走廊流至内蒙古居延海。黑河，滋养了野牛沟，也滋养了流域的张掖、威武等城市，河西走廊因之而成“西部米粮走廊”。
黑河，古称“黑水”，又名“弱水”，作为古老的历史地名，在古籍《禹贡》《水经》《楚辞》《史记》《汉志》《说文》《山海经》等中都有记载。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明代诗人岳正写有《黑河古渡》一诗：
城南古渡最清幽，
道透居延自古流。
采药鲜闻逢织女，
乘槎曾听会牵牛。
滩头矶父攀罾网，
崖畔渔翁罢钓钩。
过客停鞭吟未已，
不知世上几千秋。
在现代地理和中原文明的眼中，野牛沟及其归属的青海 [7] ，是一片地理和文明的绝域。清末民初时，青海仍被视为“野性之地”。譬如，出身于甘肃天水的周希武在考察中如此记述：“湟中青海，鄙在西陲，不当孔道，通人纪载，自昔罕闻。” [8] “青海版图埒于甘肃一省，而土旷人稀，货弃于地，是天留一未辟之洪荒以为西陲殖民销兵之尾闾。” [9] 清末西宁县属郑业启以为官者的口吻评价此地为“狼野难驯”之地：“湟中盘郁河山，天险四塞，为自古边陲用武之地。圣清定鼎后，蒙番诸部狡焉思逞，世宗宪皇帝命大将军年羹尧一鼓而荡平之，青海之波澜一靖。然而番回杂处，狼野难驯，命将出师，屡烦天讨。” [10]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一些主张开发西北的现代主义者眼中，青海省亦是原始有待开化的地方。1933年考察西北的林鹏侠记述道：“青海蒙番杂处，浑浑噩噩，未脱原始时代色彩，工商业之不振，自在意中。全省无一大规模之工厂。” [11] 1934年记者出身的考察者陈赓雅说：“青海位居边鄙，密迩强邻，且种族复杂，治理綦难。” [12] 1935年时主张开发西北者竟凡说：“青海全部，自古远处边陲，鲜浴中原文化。” [13]
青海湖是一个面积较大的内陆湖泊，约4580平方千米，“水色青碧，冉冉如云，故称青海。” [14] 藏语为“错温波”，译意为青色的海子；蒙古语“库库淖尔”，意思也是兰色或青色的海子或湖 [15] 。1929年建省的青海省因它而名，古籍中所谓的戎、羌、虏、匈奴、月氏、鲜卑、吐蕃、回鹘、党项、吐谷浑、唃厮啰等古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竞相登台、各领风骚、此消彼长。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多民族、多元文化仍是主要格局，如学者所言的“我国民族展览会的所在地”：“青海在经济上既非旷地而为乐土，历史上有多数民族徙居其地，成为全中国种族最复杂之区域，组成我国之五大民族。汉族、东胡族、突厥族、蒙古族、西藏族青海省皆有代表，在青海舞台上均曾有一番活动，而经长期之纠纷与混合。除西藏族为土著外，其余四族皆不远千里而来，遂使青海成为异族杂居之地，有若人种之博览会。” [16] “我们在西宁街上逛逛，不难看到满脸胡须的回民，骑着骆驼的蒙人，赶着牦牛的藏番，盘着头的土人。有时偶尔看到身躯强壮新从新疆来的哈萨回，奇装异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无怪有人说西宁是我国民族展览会的所在地。” [17]
辽阔的草原、巍峨的雪山、湛蓝的湖泊、美丽的藏女，自近代以来，经不少游历者的书写描绘，青海俨然成为一个异域风情、充满浪漫与想象之地。上海《申报》记者陈赓雅1934年在考察途中所见：“前与英美烟公司英人推销员巴克凯、狄布敦等一行十余人，同路来青海时，途经白马寺，乍见藏女二人，在马铃薯地中耘草。记者仅觉其服装体态又与蒙人不同。而该公司之烧饭司务张某称，前已到过此地，继而竟向彼姝挑战，高呼‘阿鲁’，彼姝嫣然回顾，张某遽问：‘有几岁啰？’女操汉语笑答：‘我是十七、十八的大丫头，你喜欢么？’此虽戏言，然可想见藏女浪漫、习俗特殊之一斑。而藏族生活探访之兴趣，亦不禁油然而生矣。” [18] 民国《大公报》著名通讯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言：“在塔尔寺附近，有个市镇叫鲁沙尔，是羊毛贸易的大市场，各种民族混住期间，藏女之美丽，尤为吸引游客的一大力量。” [19] 1939年，有西部歌王之誉的王洛宾在青海湖畔的草原上触景生情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至今在大江南北传唱……
青海省祁连县夏季草场
青海具有悠久的畜牧经济史。在史籍中，这里最初是羌、戎等族生息之地，以游牧为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说：此地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公元4世纪游牧部落吐谷浑进入青海境内，其首领夸吕于504年称可汗，并在青海湖南岸的草原上建筑城郭。《北史·吐谷浑》对此作如是记载：“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畜牧。” [20] 公元636年左右，吐蕃进抵青海湖，后将吐谷浑牧地蚕食殆尽。北宋时期，唃厮啰部落曾一度强兴，在青海政治和游牧史上留下足迹。现今除蒙古族、哈萨克族之外的其他青海牧业部落大多跟历史上的这些族群紧密相关 [21] 。
蒙古游牧部落进入青海，始于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进占西宁，但其大规模游牧青海还是在明清两朝。明正德年间，蒙古亦不剌 [22] 、阿尔秃厮、卜尔孩 [23] 等部相继来到青海。嘉靖时期，北元俺达汗携子宾兔、丙兔率数万民众移牧青海。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顾实汗率部从新疆入居青海，击走丙兔等部，收牧地让其十子经营。其后土尔扈特、喀尔喀、辉特等蒙古部落陆续前来。蒙古人在青海草原政治经济中占据主导支配地位。
雍正年间，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蒙古部落在青海元气大伤，在善后中清廷将青海蒙古各部收为内藩，并援引外蒙古喀尔喀之例将青海蒙古部落编为互不统属的29个札萨克旗，并划定旗界，限制越旗游牧，各旗内又进一步划定了“户口地”界限，没有朝廷许可，各旗的人畜严禁进入其他旗辖领地。蒙古部落因此不能再联盟，也不能大范围内游牧，这些蒙旗“或远或近，环海之四面联络住牧”。青海蒙古势力也因此不可阻挡地一衰再衰 [24] 。随着草原游牧的范围越来越小，畜牧业生产虽然依旧，但传统大游牧的生产方式走向终结。
1929年青海建省，管理精细。在整个民国时期，随着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和低谷草地被不断地开垦为农田以及蒙古人口的不断减少，虽然蒙古部落制 [25] 在青海被保留下来，但大多数蒙古部落移牧的范围也就相当于一个乡或村那么大。新中国成立后，牧委会等行政部门代替了过去部落首领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职能，蒙古人的牧区部落制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青海牧区与很多农业地区一样现代性弥漫。“现代国家建立后，为了确定国家和世界体制合法性，历史已经被重新定义，社会也被重新界定。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观念，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的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被视为旧的、落后的，应当被新的、先进的东西所取代。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产生活方式作为其文化符号的行为和物质表现，对传统乡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习俗和观念的改造就是对整个社会符号体系的变革。” [2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中国政府采取苏联式的现代化模式，在列宁的“落后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先进民族帮助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青海等牧区的少数民族从原来的经济形态社会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58年4月7日，中共青海省委二届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决定》，之后便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成立了牧业合作社。1958年8月以后，青海牧区陆续办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公社—大队”体制在草原地区逐步建立。在这一体制运作下，草原牲畜大都归为大队所有，每户只能牧养数目很少的“自留畜”，草场的使用、耕地的开垦以及畜牧业的经营都是在政府统一计划下，由社队两级组织进行的。
在传统的游牧时代，有一些劳动原来是需要各家自己组织力量完成的，到了公社化以后，这部分劳动如剪毛、修建公共牛羊圈等就成了生产队组织的集体劳动项目。每次劳动，社员们都会得到根据每项劳动总分除以参加人数得出的平均分数（也即工分），到年终时，社员就自己积累的工分与队里进行决算，得到盈余的部分，社员们称之为“分红”。“从现代国家的建设来说，国家通过这一过程建立了普遍的公民身份制度，使有效的社会动员和现代统治成为可能。” [27]
曾经的牧场逐渐被乡、队、社等阶梯式分割，游牧社会原有的部落、特殊技能者、老人等组成的权威中心，也由国家行政中心取代。对自然资源获取、分配和使用的权力转移到了权力更集中、规模更大的国家或国家代表机构——县、公社、大队手里，这些权力中心运用国家赋予的力量，以过去从未有过的规模对经济生产进行干预。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集体劳动取代了传统的分散式游牧生产方式。牧民们的畜牧业生产进入了高度集体化的模式中，具体的生产活动由公社、牧业队组织安排，游牧民时代的散漫生活节奏被高度组织化的劳动所取代，生产资料、劳动时间、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都属于集体。在公社体制内，牧区牧民的生产劳动也被纳入全国运动中，并被赋予政治意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虽地处偏远，但牧区经济生产不再是孤立的、限制谋生的，而是与整个国家与政治紧密相连 [28] 。
祁连县野牛沟乡冬季草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牧区经济体制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公社—大队”体制转变为“乡—村”体制，牲畜和牧场重新分给了牧民。改革打破了原人民公社集权式的经营，牧民有了经营自主权，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减少了分配环节，收益是劳动人民的直接劳动所得。同时也改变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乡政权组织、村委会和合作社经济组织。这种体制充分调动了牧民养畜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畜牧业经济生产出现了新局面，青海牧区牧业生产在全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中走向新的现代化。
在1978—1982年的这段时间里，青海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两定一奖”（定工、定产、超产奖励）进行。1982年在完善“两定”的基础上，调整积累与分配的比例，将当年出售牲畜价款全部参加分配，改变了实物按户平均分配的做法，扩大了按劳分配的部分，取消了限制发展自留畜的规定。在奖励方面，变精神鼓励为物质奖励。1983年春季，青海省在各个牧业区都进行了包干到户的试点后，将包干到户逐步推开。1983年秋季，青海省委颁发了《关于实行牧业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实行办法》，要求各地在推行牧业大包干当中，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宣传政策，组织人员清理财务账目，清点牲畜，盘点库存物资。
1983年，《青海省草原管理实行条例》出台，在作价承包的基础上，又逐步实行了“作价归户，分期偿还，私有私养”的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被家畜承包制取而代之。不过说是承包，其实牧民对家畜有绝对的支配、处理权，等于事实上的私有化。” [29] 1984年年初，青海省进行了牲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和冬春草场承包到户或帐圈的试点。1984年年底，大部分地区实行了牲畜作价归户的办法。牲畜作价以大包干时承包的畜群结构和数量为基础，实行“大稳定、小调整”。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完善和提高，在巩固和发展家庭经营的同时，组建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一般以原生产队为依托，建立牧业合作社，在相当于原生产大队范围内建立了牧民委员会，牧民委员会既是行政机构又代管经济工作。
1985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颁布实施。紧接着青海省又制定了《青海省草原使用费征收管理办法》，建立了草场有偿使用流转机制，实行“三权分离”，即明确草场所有权、稳定草场牧户承包权、搞活草场经营权。草场资源价格也逐步进入市场，充分发挥了价格机制在草场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中的调节作用。1990年以后，牧区又推广“一包四定”的改革措施，即草场承包到户，以草定畜、定产，定畜、定产产品上交任务，定草场使用和各项提留。接着按户划分了草场，并且发放了《草场使用证》 [30] 。至此，严格上说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场具有千年之变的革命性体制改革告一段落。青海牧区因此实现了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牧区体制从生产队改为牧业合作社，继而又进行了联产责任制、土地和草场承包到户、牲畜作价归户等历史性变革中，基层政权“社改乡”的转变同样富有深远意义。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县以下政权为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据此，青海省从1983年开始，历经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牧区政社分离和建立乡级政府政权的体制改革工作 [31] 。不容否认，乡镇政府的运作，在不同地区，具有历史的和区域性的独特性。但是，乡镇政府的强化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承认乡镇政府的制度部分地属于1983年以后的创新，但也不可否认它们仍是长时段现代性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催生果，随着乡镇政府的强化，地方社会的行政控制、经济调控、文化改造等富有现代性的权力运作也充分开展，而“规划的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了。 [32]
随着现代性的弥漫，野牛沟牧民在青海祁连旅游开发中与外界的接触交流越来越多，特别是在草原通讯设施建设和发展背景下，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的野牛沟托茂牧民，跟其他地区的很多人一样，热衷于捧着手机刷微信、玩快手、看抖音。野牛沟牧民不但通过手机等获得全球资讯信息，也通过微信朋友圈、快手展示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2017年5月14日母亲节，这个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节日在微信祝福中热闹非凡，年轻的野牛沟托茂人的朋友圈也出现了祝福母亲的微信，而四五年前野牛沟的人几乎没听过母亲节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