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关于托茂人的族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予以系统的讨论。1983年，李耕砚、徐立奎在田野调查中听到了以下三种说法：一、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人员中有流落牧区被蒙古部落收留者，与蒙古人通婚，繁衍了今天的托茂人；二、先民是从新疆等地而来的穆斯林群众，与青海蒙古人通婚，逐步繁衍了托茂人；三、托茂的先民是蒙古人，从蒙古地区到了新疆等地改信了伊斯兰教，后游牧青海。李、徐在结论中认为托茂的先民应该有三部分：一是东来的维吾尔人和其他色目人——缠头；二是蒙古军中信仰伊斯兰教者；三是青海地区的蒙古人 [41] 。
李耕砚、徐立奎文中所列举的托茂人的来源说法，来自田野报道，也比较多元，但并不被后来重视文献的研究者所认可。如，孔祥录、喇秉德在与李、徐所列相近的三种说法中又加上了清朝顺治年间甘州丁国栋所部回族一说，并认为此四种说法中，顺治年间的回族入蒙古一说有史书记载，可靠性较大 [42] 。另外，李、徐两位先生所言的托茂族源更多指向动态的历史过程，而从事文献的研究者，更倾向于探究最初的托茂。
秦惠彬因为认同《辛卯侍行记》中所言托茂是回回改从青海蒙古者，加上他在《秦边纪略》《甘宁青史略》等史籍中，发现与《辛卯侍行记》较为接近的文献，故确定托茂人就是丁国栋、米喇印反清失败后逃亡青海蒙古的回回士兵 [43] 。另外，孔祥录、喇秉德将清初甘州等地的河西回回直接称为民族识别后的“回族”。他们都是托茂族源回族说的赞同者，其实这也与陶保廉所言的汉回说相符合。
冯锡时、M·乌兰的研究虽然亦信赖《辛卯侍行记》《秦边纪略》中的文献，但对秦惠彬等持有的这些史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顺治年间参加丁国栋、米喇印抗清起义活动中有维吾尔、哈喇灰参加，起义失败后一部分维吾尔、哈喇灰投奔青海蒙古部落，成为现今托茂人的先祖。他们虽然并不是很赞同或很确信托茂人渊源于蒙古早期部落秃马惕的观点，但认为托茂人与蒙古之哈喇灰或瓦剌中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徒有关。冯锡时、M·乌兰还否定了同治回民流落说，认为同治年间衰弱的蒙古部落在清政府高压情势下不可能收留回民义军 [44] 。
在同一史料基础上，丁明俊、马亚萍在《青海托茂人族源与族群关系的探析》一文中认为，明末清初的“回回”与现今的“回族”并不对应，当时的“回回”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缠回”，清顺治年间参加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失败后，其中的一部分蒙古穆斯林从新疆逃入青海蒙古部落，成为托茂的祖先 [45] 。出生于海北的蒙古族王忠海，成长中与托茂人有较多接触，任海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他在《我所知道的托茂人》一文参考了丁明俊、马亚萍的文章，他说：“托茂人的祖先是以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族为主，明末以前他们一直住在新疆哈密、吐鲁番附近，过着与其他蒙古人一样的游牧生活。居住在海北地区的托茂人是清初新疆吐鲁番、哈密及肃州等地伊斯兰化的蒙古族穆斯林参加了丁国栋、米喇印起义失败后流落到青海的蒙古部落的后裔，他们被入居青海时间不长的和硕特蒙古收留……” [46]
显然，即使有河西回回入蒙的史料记载，仍有学者更倾向认为托茂人源于蒙古人或托茂族源中以蒙古穆斯林为主的观点。此观点可视为托茂族源蒙古说。
以上托茂族源回族说及族源蒙古说，都将托茂人的先民追溯到清初。有学者并不认可这一时间点，将托茂人的先民推到明代甚至蒙元早期。譬如嘎尔迪就溯源的“秃马惕”部落，作为古老的蒙古高原森林部落，在成吉思汗兴起时被征服，成为一个重要的蒙古部落。
显然，与托茂语源一样，关于托茂族源，民间和学界亦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事实上，关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名的历史来源，因为文献匮乏大都难以探清其究，如著名蒙古史学者薄音湖在讨论土默特蒙古部落族源时感叹：“可以说，除了东蒙古、卫拉特蒙古和兀良哈蒙古这蒙古族的三大分支之外，我们对于其他名目繁多的部落的演变过程，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基本上只知道它们在达延汗（1474—1517年）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的分布，而不知其由来；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造成这些结果的繁杂的历史原因。” [47]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如何探究托茂语意及其族源呢？从种种情况来看，托茂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群体，源于其特殊的宗教信仰和生产方式——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穆斯林。那么，在青海或青海湖一带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穆斯林，又有怎样的历史呢，孙滔和嘎尔迪的漠南、河套说是否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