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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战争多为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该现象在冷战结束后越发明显， [1] 并呈现出以族群冲突、宗教矛盾为主要内容的特征。 [2] 据美国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统计，1990—2016年国际社会共发生116起军事冲突，涉及60个国家，造成5238500人死亡，其中因族群冲突死亡的人数为2759500，涉及50个国家。 [3]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7年难民高达2250万人，其中的55%来自民族冲突盛行的南苏丹、阿富汗和叙利亚三国。 [4] 这些族群冲突在造成国内失序、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 [5] 也成为地区、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6]
第一，族群冲突对族性安全的影响。族性安全是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 [7] 自有族群以来人们便从未间断过对族性安全的追求。从美洲独立战争的反对殖民主义，到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争取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的诉求，再到20世纪“去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后的内部族群运动，以及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族群运动”的族群运动三次浪潮， [8] 一波又一波的族性安全斗争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不幸的是，虽孜孜以求，但时至今日，族群的族性绝对安全尚未实现，持续不断的族群冲突便是佐证。如有学者提出“族群因素是1957—1984年非洲政变的主要因素”， [9] 族群运动是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 [10]
这些族群冲突给族性安全带来了极大挑战。一是造成各族群成员生命的丧失。卢旺达大屠杀中536000人丧生、苏丹族群冲突中360500人丢失生命，刚果（金）的族群冲突中死亡人数也高达102500人。二是族群冲突影响族群发展。“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 [11] 族群团结方能谋取发展，然而族群冲突却反其道而行。三是族群冲突造成各族群关系失和，易走向族群安全困境，滑入冲突的恶性循环。族群安全困境研究者认为在多族群国家里，族群为了生存也会努力实现安全的最大化，而自身力量的增强会引发敌对族群的不安，双方在相互竞争和猜忌中走向安全的困境，乃至冲突。 [12] 族群安全困境的基础是族群间的害怕（fear）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族群间的害怕表现为族群由于不信任造成的不安和对于敌对族群行为的不确定性，即彼此不确定敌对的族群何时、以何种方式对自己发起攻击。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历史上的族群冲突固化的族群间不信任是主要影响因素。维耶万·卡图纳里奇以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族群冲突为标准，将克罗地亚分为不同的区域，通过比较发现，曾经发生过族群冲突的地区比没有发生过族群冲突的地区以冲突方式解决族群矛盾的可能性更大。 [13]
第二，族群冲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生命、财产、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是国家安全的主要维度。 [14] 族群冲突以其暴力性、破坏性的特性威胁着国家安全。首先，族群冲突威胁国家军事安全，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军事安全乃国家安全之首要， [15] 同时国家对暴力性机器的合法性垄断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 [16] 其次，族裔民族主义尤其是族裔分离主义引发的族群冲突成为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如族裔分离主义成为苏联解体的助推器，苏丹南北的分离、英国爱尔兰的族群运动和苏格兰公投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族群冲突有关。再次，族群冲突破坏了国内秩序，损害了国家发展。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军事安全虽仍是国家安全之首要，但在和平年代，国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安全利益。 [17] 经济的发展需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市场秩序，而族群冲突恰恰让这些秩序荡然无存，如斯里兰卡在独立初期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2倍、泰国的1.5倍，但1983年族群冲突后，斯里兰卡的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18] 乌克兰自危机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也由2013年的1833.1亿美元下降至2016年的932.7亿美元。 [19] 最后，族群冲突威胁着国家的文化安全。在多民族国家里，共有的国家文化认同是国家凝聚人心、增强认同的主要内容，而族群中心主义以其排外特性的族群文化认同不停地撕裂着这种国家认同。克劳福德·扬指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暴力冲突是由文化多元主义引起的。 [20]
第三，族群冲突对区域安全的影响。区域安全是指在一个具有共同地理环境、历史等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的安全状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族群冲突便是其中之一。首先，族群冲突往往会打破均势，成为区域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地区大国实力的变化会打破地区均势，从而造成地区各国对权力的追逐，最终走向战争。 [21] 同样族群冲突会造成国家实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由民族分离主义造成的苏联的解体 [22] 便造成区域势力的失衡，一方面导致一些国家与苏联分离，另一方面让欧盟得以不停的东扩。南斯拉夫解体亦是如此。其次，族群冲突会破坏地区秩序。如哈尔瓦德·比海于格和克里斯蒂安·格里蒂奇指出，族群冲突不仅会造成国内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会通过难民、跨界民族纽带、反叛组织对于领土的要求等破坏区域安全与稳定； [23] 再次，族群冲突影响区域经贸往来，如冲突会影响整个区域的市场环境，破坏经济联系的纽带，也会在资源、资本、交通和劳动力等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24] 最后，一个国家的民族冲突可以引发周边国家的民族学习它们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族群冲突， [25] 同时邻国的族群冲突也可以激发本国相同民族斗争的激情，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阿拉伯之春”和苏联的解体。此外，族群冲突还可引致区域组织对于某一国家事务的干预，乃至对于一个国家的战争。如200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组织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起义镇压的不满，掀起了一股反对以色列的浪潮。 [26]
第四，族群冲突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国际安全是指国际社会处于一种不受战争威胁的和平状态，其中包含国际规则、协议和承诺得到遵守，国家不受外部武力侵略、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等。 [27] 一是族群冲突，尤其是种族屠杀对于人权的践踏，易招致其他大国、国际组织的干预，增加战争的风险即族群冲突易在地区大国、区域组织、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实现民族冲突问题的地区化和国际化，如卢旺达民族清洗、达尔富尔危机、叙利亚危机、科索沃危机等。二是族群冲突破坏着国际社会对于主权国家的一些基本规范、观念，对于民族自决的认识，对于民族分离主义的认定，对于土著人是否适用于普遍人权观念的争论等。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等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是有民族界限的，是有群体界限的，如在美国把印第安人只认为是土著人，而不是少数民族，所以这些土著全体也就不拥有他们总统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权。 [28] 同样对于什么是民族分离主义也是以国家利益为圭臬。对于南斯拉夫解体中的民族分离主义，西方是认可的，而对于爱尔兰族群运动、马其顿族群运动和乌克兰的民族运动，他们则持相反态度。这种二元背反的观念在族群冲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加大了国际社会关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争论，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社会冲突的概率。正如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所述，关于价值认同的文化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第五个维度， [29] 同时也成为国家战争的主要原因。 [30] 三是族群冲突带来的国内秩序、区域秩序的混乱给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危害。如近些年索马里海盗的猖獗极大地影响了印度洋海域的经贸往来， [31] 而其海盗猖獗的主要原因便是族群冲突； [32] 同样近年来中东的族群冲突也给国际能源市场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四是族群冲突引发的难民流成为影响区域和国际安全的原因之一，如不断涌入西欧的中东难民成为西欧治理的难题。 [33]
可见，族群冲突作为二战后最主要的暴力冲突成为威胁族性安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如何化解族群冲突、实现族群冲突的和解及冲突后的重建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因此，加大对其根源、发生过程、治理等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面临民粹主义泛滥、 [34] 族群运动盛行、后民族结构逆化 [35] 、逆全球化 [36] 和国际秩序变动 [37] 等问题和困难。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民族主义在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以其强劲的势头冲击着原有的国际秩序，而国际秩序的变化也影响着民族主义的各种行为，其中族群冲突便是其一。加强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挖掘族群冲突的国际根源，另一方面有助于丰富国际关系的一些假设和理论，具体如下。
第一，丰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行为体，即族群。关于国家关系中的行为体，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 [38] 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此种假设欠妥，并指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也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体。 [39] 跨国主义研究者（Transnationalism）对于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怀。 [40] 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也认为国际关系学中的国家中心论有其合理性，因为这样可帮助研究者们把国际体系从一种弱肉强食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法治状态。 [41] 当然国际关系的研究要有单元性和层次性，然而从研究者所列的层次中可知 “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国家政府”“国内社会”“国际关系”“世界系统”等 [42] 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较为多见的行为体，而对于族群的关注则不够。然而目前一些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并不完整、国家能力也较为弱小，国家并不能实现对暴力性机器的合法性垄断。相反族群成为这些国家主要的行为体，成为国家的代表者和发言人，甚至有些国家以族群为界组成族群政党，使国家的内政、外交以族群为核心。这样族群理应成为国际关系分析的又一主要行为体。
第二，构建了国际关系分析的多重博弈。国际关系研究的双重博弈是罗伯特·帕特南所提出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的分析模式， [43] 随后被一些学者广泛引用，如利萨·马丁指出了在民主国家中立法部门对于国际合作的影响， [44] 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认为国际化对于各个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等的影响。 [45] 然而对于族群冲突的研究双重博弈还远不够，因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还有诸如族群等的层次，族群冲突的外溢性和扩大化特性决定了其往往会超越国家的界限进入国际视野，同时受跨界民族、族群与一些战略能源地理分布的切合性以及地缘战略等因素的影响，族群冲突往往会成为一些大国或国际组织等利益角逐的场域。 [46] 因此族群冲突的研究应是族群—国家—国际的多重博弈。
第三，无政府状态假设的发展。无政府状态思想虽始自霍布斯， [47] 但自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建设以来， [48] 无政府状态几乎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圭臬。无论是结构现实主义者华尔兹，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再或是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抑或是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都对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予以了肯定。 [49] 然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非绝对的，它也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如海伦·米尔勒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混合的状态，是国内垂直秩序和国际水平结构的混合体。 [50]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也认为国际社会中存在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国家主权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让渡的。 [51] 比米尔勒和相互依赖主义者走得更远的是戴维·莱克，其认为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与国内秩序相同的等级制。 [52] 当然还有亚历山大·温特引入观念变量，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建构的状态。 [53] 与他们对于无政府状态假设的继承和发展相同。对于国际社会权力的转移与族群冲突，本书也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一种等级制，在族群、国家和国际势力的多重博弈中，国际权力可透过主权国家控制族群，同样族群也可越过主权国家，吸引国际权力的注意。通过这样一种研究，本书试图论证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绝对的、静止的，而是一种相对的、运动的状态。
第四，架构国际关系研究中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桥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范式的争论开始转变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虽然存在权力与机制、绝对利益与相对利益的争论，但从根本上他们都属于理性主义的范畴。随着建构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国际关系研究增加了观念、欲望和荣誉等研究变量，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争论焦点也变为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然而两者并非无法通融，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与比较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与文化主义的争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比较政治学中这两种范式是可以通约的，对此阿兰·朱克曼认为比较政治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一种范式显然很难解释得清，正如马克·利希巴赫所指“理性主义思考被唯物主义所终结，文化主义被唯心主义所终结，而结构主义被决定主义所终结”。 [54] 同理，国际关系亦如此，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行为，需要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联合。
这种联合从族群冲突这一国际社会目前最难以治理的冲突来看是可以的，族群冲突有理性的计算，如伊斯曼所宣称的工具主义便是如此，以族性为工具来获取族群利益。 [55] 同时族群冲突也有文化、宗教、认同、价值、荣誉的成分。论及理性，人们常常与权力、利益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论及文化好像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因此我们要跳出西方“经济人”假设的简单理性，应将理性理解为权衡利益最终抉择的过程和结果，不应将荣誉、激情、价值、观念等的追求抛弃在理性之外。笔者将这种扩大的理性概念称为“文化理性”，即理性的选择虽受观念、认同等建构主义者宣称的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它也是理性选择的过程，因此文化可为自变量或干预变量，不过因变量一直是理性的。
第五，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修正。国际权力转移引发大国战争，在现实主义的眼中，这好像是一种难以跨越的鸿沟。 [56] 然而在冷战期间并没有发生过大国间的战争，这背后的原因虽然与核恐怖平衡、经济的相互依赖有关，但也不排除与大国间以第三方国家的族群冲突为较量场所有关，即大国为了争夺国际利益，以族群为其代理人进行利益争夺，如当下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争斗、美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较量等。换句话说，大国间的战争正以小规模的族群冲突为主要暴力形式而得到释放，因此大的战争便得以避免。正如在地震多发地带，如果有不间断的小地震，那么大的地震发生的概率便会降低。
第六，族群冲突的国际关系解释丰富族群冲突的理论研究。以前对于族群冲突的研究多聚焦民族学、社会学，如民族主义的解释、文明的冲突、精英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等，而以国际关系视角来研究族群冲突鲜有，用国际社会权力转移视角几乎没有。可见，从国际关系来分析族群冲突，即是对当下族群冲突盛行的现实关怀，也是对国际关系一些基本假设的修正和对一些理论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